下面我谈谈自己一些个人的情况，谈谈我是怎样成长的： 　　我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长大，这是在密歇根湖南岸的一个小城，它的起伏变化似乎可以体现美国的经济发展史。在1906年之前，这里没有市镇，是一片海滩，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可以利用煤、铁等资源来炼钢，从而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钢铁城市。在美国出现后工业化之后，随着钢铁业的衰退，它的人口减少了一半。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三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我生长在一个钢铁城市，她的经济有一定的起伏波动，这是受经济周期影响的。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要是没有一种安全保护，每四年就有一个轮回，就有很多人失业。我的一些同班同学四年以后忽然就没有工作了，他们没有买保险也没有钱进行消费。从同班同学的身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那个城市是个多种族混合居住的城市，有很多来自南方的黑人，但还是有很强烈的人种歧视，人们歧视黑人。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这些黑人通常只接受低等的教育，这是社会的一种不公平。我那时就想在我长大后应该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现象。 　　听起来很奇怪，我的父母、老师对我强调，不应该关心钱。他们说生活和钱是毫无关系的，生活的重要性根本不体现在钱上，生命的重要性来自于公共服务以及你的思想和所做的研究，因此他们不断地鼓励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在我的成长阶段，我的家人就同我进行了很多有关政治和经济的讨论。 　　后来我进入了阿默斯大学，我觉得阿默斯大学的教学方式对我的成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偏向人文教育，要求学生学习所有的科目。我的主修专业是物理，但是我还得学习英语、历史、生物、化学等等。他们是想要你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去了解一切，这使我在以后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去研究经济学，而不是成为非常专的研究经济的人。 　　我觉得阿默斯大学的教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的教学采用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法。我们并没有什么讲座，主要是我们问问题他们回答、我们再问他们再回答的一种对话式的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强调的并不是学习某一段材料、写某一个题目，这种教学中最重要的是你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其实，要回答问题是很容易的，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关键。所以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一直在想怎样才能提出更好的问题，因为只要你可以提出更好的问题，那么回答也就不请自来了。这不是说我们获得回答不需要任何努力，只是我觉得这种教学方式使我不断地学习，并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后来又到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当时，老师教给我们不少模型，有的同学直接接受了这些模型。他们可以重复他们学过的东西，他们擅长记忆，但是我却觉得有些模型是错的。你可以把“怀疑一切”称之为一种科学的传统、一种民主的传统，只要你自己有想法，你就应该去置疑，这就是阿默斯大学告诉我的，你不应该毫无保留地去接受一切。当我在麻省理工学习的时候，他们说市场就是一个绝佳的模型，但是在我成长的地方我看到那么多的失业，难道这种经济也是完美的么？城市一半的人都失业了，这也是一个完美的市场么？我必须要理解这个模型的问题出在哪一点，因为我想要修复世界中出现的不公正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读研究生院。我看到了巨大的差异，经济模型中体现的理想情况和我现实中看到的情况是相异的，如何把这种差距缩小？另外我还注意到，这种模型根本没有谈到歧视或者公正的问题。对我来说，这是社会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作为经济学家怎么能够忽视公正以及歧视呢？但是，我们社会的很多大学以及我们所学的模型并没有谈到社会的不公平和歧视，所以在当时我就决定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创建一个模型，用这个模型来了解这种不公正和歧视，我想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模型的话，那将会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我是60年代在阿默斯上大学的，60年代美国有这样的现象，60年代晚期是越战，在60年代早期却是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在读书的时候，我们被告知所有的人生来平等，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歧视以及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这种平等的权利被伤害了。这些教会我公民权利确实是有用的，对我来说也意味着变革是可能的，意味着认识到社会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对其加以改进。首先我们要找到如何进行改革，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热衷于全球化的一些讨论，因为这谈到了公平和公正的问题，还谈到了那种不正确的经济理念。有些人说世界本来就这样的嘛，我是坚决反对这一点的。虽然变化不会一蹴而就，但只要我们意识到这种不公平的存在，我们就可以尝试采用学术界的一些原理，说明为什么人们愿意这样做而不愿意那样做。所以我就写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为什么在90年代全球化没有让所有国家同时获益，希望通过这本书让人们意识到全球化存在哪些问题，让我们意识到在社会范围内有哪些力量最终会改变全球的社会，从而实现一种对全球人都公正的秩序

对自己思考的角度有帮助，好文章！

怎么没人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