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论文题目：利用外资与产业竟争力

作者简介：裴长洪，男，1954年生，1994年师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林生教授，于1998年获博士学位。

摘 要

　　改革开放17年来，在我国吸收的1700多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工业部门吸收的外商投资占最大的比重。到1996年底，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7%。外商投资对中国产业竟争力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是研究外商投资影响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本论文选取的角度。

　　1995年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对49559家独立核算的三资工业企业进行了主要经济指标统计，这49559家企业分布在37个行业；《中国统计年鉴1996》公布的49559家独立核算三资工业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与第三次工业普查指标相同，稍有不同的是，《年鉴》中49559家企业分布在39个行业，多出‘其他矿采选业’和‘其他制造业’两项。无论根据二者中任一种文献资料，也都可以看出，外商投资在中国工业行业中的进入是广泛的。因此，全面评价和判断外商投资对中国工业竟争力产生了哪些影响并作出定性定量的分析结论，绝不是一篇小小的博士论文敢于奢求。

　　对于这项属于当今科研前沿课题的研究，本论文所能作出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4点：

　　第一是讨论了评价产业竟争力的立场问题。本文所说的产业竟争力，自然是指中国的产业竟争力，但在外商投资进入的情况下，中国产业包含了外商投资经济的成分，从而使划清中国大陆境内代表不同国籍（或不同关税区和通货区）的产业竟争力成为进行所有评价和分析的出发点。找准我们的立场，是第一位要解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提出和分析该问题的方法，在当前学术研究中还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作者对此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三条标准：（1）股权比例的大小，即由本国公民、法人或政府所有或控股的企业区别于由外国公民、法人或政府所有或控股的企业；（2）经营管理决策权控制在哪一方手里。（3）技术控制权，在当代发达国家的跨国经营中，非股权安排成为控制其海外分支机构的一种重要方式，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对跨国经营有强大的技术控制力，。技术控制力未来将成为判断产业及其竞争力民族属性的重要依据。

　　第二是提出了分析产业竟争力的方法。这主要是确定产业分类和评价指标。十分明显，我们不可能笼而统之地谈论所有产业的竟争力而不加以分类。按照工业普查的分类，行业多达37--39项，显然不可能一一分析，因此要再分类，并在不同类别中找出少数典型行业加以分析，从而有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依据什么进行分类，这是本文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作者曾按一般贸易发展战略的方法，将三资工业企业分为出口导向型加工业和进口替代工业两类，并就此写过一篇文章，但这篇文章主要是说明大国条件下进口替代工业的一定合理性，而不是以分析产业竟争力为目的，因此这种分类在此不一定合适。但这种分类具有简明的优点，也可以合理吸收，本论文第五，第六两章的分章方法，多少得到这种分类的启示。

　　作者认为，以分析产业竟争力为目的，产业分类的科学方法应主要从市场竟争类型出发。按照产品的可贸易程度和跨国公司在某行业中的支配强度是进行国际市场竟争类型划分的基本依据，由此分出的四种国际市场竟争类型，即全球性市场竞争类型、多国内市场竞争类型、大宗贸易品市场竞争类型和纯国内市场竞争类型；这使挑选典型行业有据可依，并可能在典型行业的实证分析中得到最多的信息，包含最多的政策启示。解决了产业分类之后，针对某些行业的国际化生产现象，借鉴价值链的分析方法，也是本文的一个特点。价值链的分析方法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波特提出来的并用以分析产品的竞争力。作者认为，在当代国际化生产条件下，用价值链的方法分析生产的国际化流程对于判断最终产品的“国籍”要比传统的原产地规则更有科学根据，或者说为修改和完善原产地规则提供了新的思路。

　　设置产业竟争力指标是寻找表层联系的分析工具。尽管尽可能罗列了各种指标，但作者心里明白，要完整地应用任何一个指标，在实际材料的收集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因此，对于作者来说，设立指标体系的贡献，不在于作者马上应用了它，而在于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各项指标的理论依据，以及产业竟争力来源的理论说明。

　　第三是对若干典型行业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评论。根据实际材料的可获得性和产业分类的依据，作者对电子，汽车，服装，洗涤用品，轮胎，商业零售业等6个行业的产业竟争力状况作了初步分析。作者的结论是，在全球竟争性行业中，外商投资对我国产业竟争力的提高是趋向于积极的；在多国内竟争性行业中，外商投资的作用趋向于消极，至少暂时是这样；在大宗贸易品的竟争性行业中，外商投资对我国产业竟争力有积极意义，同时又有明显的局限性；在纯国内竟争性行业中，在现行有限开放条件下，外商投资的影响基本是积极的。用典型行业的分析，得到较多的信息量，正是本文的目的。

　　第四是提供了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政策思考。按照上述分析方法，本文得到较多的政策启示。这主要是：1，为了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与外商的合作如何从资金合作为主转向资金合作与技术合作并重；2，在外资政策上，要确立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目标地位，在引导上，要根据行业分类特点和跨国公司进入的特点制定具体措施；3，我国产业组织合理化是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产业组织合理化应从多方面入手；4，规范市场，并对民族产业给予合理援助，是政府帮助民族产业提高竞争力的职责，在市场经济和国际规范框架下履行政府职责与行政干预，保护落后有原则区别；5，我国企业向海外投资也是提高国内产业竞争力的一个手段，要借鉴国际经验，明确海外投资目标，制定具体措施，使海外投资纳入国内产业升级的宏观政策之中。

　　本文结构分为八章，近30万字。第一章主要是说明在外资大量进入的情况下，研究我国产业竞争力的重大意义，以及国内外前人的研究情况；第二章主要是研究我们的评价立场和本文采取的分类方法及分析方法；第三章设置了产业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对各项指标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并对产业竞争力来源进行了理论考察；第四章从理论，实际和模型分析等不同角度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对投资母国和东道国都具有启示；第五章分析了出口贸易性强的若干行业的竞争力状况，这些行业分属于全球竞争性行业和大宗贸易品的竞争性行业；第六章分析了国内市场的国际竞争，涉及的行业分属于全球竞争性行业，多国内竞争性行业和纯国内竞争性行业；第七章探讨了利用外资与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国际经验，为上述实证分析的政策启示提供进一步的实践依据；第八章讨论了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政策思路。

　　本论文是在我的导师王林生教授指导下写成。他的指导方式是与我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帮助我推敲和拟定写作提纲。在他指导下写成的《FDI与我国开放型经济研究》和我们共同的研究成果《论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这两本书，为我写作博士论文奠定了研究基础。在酝酿论文思路过程中，林桂军博士给了我不少实际的帮助。在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的形成中，王洛林教授，江小涓博士，徐鸣同志对我都有重要的影响。本论文实际资料的收集，得益于参加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组织的实际调查活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所进行的各项学术调研活动。

作者简介： 谢德仁，男，1972年01月生，1995年09月师从厦门大学吴水澎教授，于1998年09月获得博士学位。

中文摘要

本文的研究是以企业理论中的企业剩余索取权为中心而展开的。企业剩余索取权是指对企业总收入扣除所有的固定合约支付后的剩余额的要求权。本文首先将讨论企业剩余索取权的界定与特征，然后分析其合约安排。本文的分析是以现代企业为基础而进行的。现代企业剩余索取权安排合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分享安排，其二是企业的剩余计量规则及其制定权的安排。其中，对于第一方面，本文限于篇幅将着力于探讨其分享的基本原则，亦即基于企业所有权安排合约基本框架来探讨企业剩余索取权的意义。对于第二方面，企业剩余的计量规则及其制定权的安排问题，本文将提出一个关于企业剩余计量的悖论，而后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来解读之。然后本文重点以上述理论研究为指导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企业剩余索取权安排问题和1840-1997年中国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的变迁史及进一步变迁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上述这些研讨内容安排于五章中进行，除第1章为“导论”外，其余四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是对企业剩余索取权安排进行理论探讨，包括第2、3章；而下篇则是以上篇中的有关研究成果及理论为指导对中国的上述实践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包括第4、5章。兹具体介绍如下。

第1章 本章系开篇之论，主要是提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指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应用和本文讨论所赖以为基础的几个基本假设，并介绍本文的内容章节安排。

第2章 本章系讨论企业剩余索取权的界定、特征及意义。经过讨论，本文得出以下几点关于企业剩余索取权的认识：

1.企业剩余是指企业合约总收入扣除合约固定总支出后的剩余额，企业剩余索取权就是对该剩余额的索取权(要求权)。企业剩余及其索取权可以有不同的形态，现代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常态是企业股东与经营者共享剩余。企业剩余索取权具有状态依存性的特征。企业剩余控制权则是指在企业合约中未予明确的状态出现时的相机处理权(决策权)。

2.企业的性质在于其是一份市场里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相对于市场合约而言，它是不完备的。企业合约的不完备性既承续了本文第一章中的思想，又是本章及以后各章讨论的一个基点，它决定了企业剩余索取权与企业剩余控制权，即企业所有权的存在。

3.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基本原则是企业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安排应相对应。这一基本原则体现于古典企业中，就表现为古典企业所有权安排合约的基本框架——企业股东(业主)独享企业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体现于现代企业中，则表现为现代企业所有权安排合约的基本框架——企业剩余控制权安排给企业经营者享有，而企业剩余索取权则安排给股东与经营者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作为一种必要且有效的激励工具的意义在企业所有权安排合约的基本框架中得以彰显。

第3章 本章研究企业剩余计量规则及其制定权的合约安排问题，提出了“企业剩余计量悖论”，并从实践和理论的角度成功地解读了该悖论，具体而言：

1. 由于企业剩余计量规则存在较大的选择空间，剩余计量会令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实际安排偏离其合约安排，故企业剩余计量及其规则制定权的合约安排是企业剩余索取权安排合约的一个必要且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无论企业实践，还是企业理论研究工作(实践)均显示出该合约安排不重要，故我们就此提出了“企业剩余计量悖论”。

2. 在现代企业中，剩余计量工作是由会计来完成的。我们以交易成本为基本分析工具，并结合证券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分析提出了企业的会计规则(包括剩余计量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的范式，即政府享有一般通用会计规则的制定权，企业经营者享有剩余的会计规则制定权，而由注册会计师监督企业经营者对一般通用会计规则的遵循和剩余的会计规则制定权的适当行使，并通过英美两国现代企业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的变迁来验证了该范式。在该范式中，一般通用的会计规则以会计准则的形式出现，它是一份公共合约，从企业私人合约中独立出来了。从而，企业剩余索取安排合约、债务合约等私人合约中不必再就一般通用的会计规则作出规定，而并非会计规则(含剩余计量规则)及其制度定权不重要。因此就在实践意义上解读了“企业剩余计量悖论”。

3. 我们研究了英美两国的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之变迁和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等问题，得出了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的变迁是一种被动式、诱致性和渐进式变迁；意识形态在该变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变迁呈现“路径依赖”特征；财务会计中包含了注册会计师进行外部审计的安排；……等一系列重要结论和观点。

4. 我们认为，现行的企业理论是一种狭义企业理论，应当构建一个包括会计理论在内的广义企业理论框架。在该广义企业理论框架中，企业剩余计量悖论得以顺利解读。对企业剩余计量的理论研究并非不重要，而是很重要，专门有一批学者在研究之，并发展为“会计理论”。

第4章 本章主要以上篇中对企业剩余索取权的研究(尤其是基于企业所有权合约安排基本框架的企业剩余索取权之意义分析)为指导，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企业剩余索取权安排问题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通过有关数据分析指出：(1)中国国有企业经营者已享有相当充分的企业剩余控制权，但缺乏认真行使之的有效激励与约束；(2)中国国有企业经营者没有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且中国国有企业经营者对自己的经济地位很不满意；(3)从而，依据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基本框架与原则，中国国有企业的下一步改革重点之一就是要进行国有企业剩余索取权安排的改革，应安排国有企业经营者参与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分享，其中包括以经营者的长期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剩余索取权，即本企业的股票和(或)股票期权。

当然，进行国有企业剩余索取权的改革会遇到许多矛盾与困难，但我们应持的态度是，坚持改革开放，在改革中去解决问题，完善各类机制。需予以指出的是，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分享并不是一帖“万能药”，它只是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以及国有企业整体改革“药方”中的一味“药”而已，需与其他各味“药”相配合才能产生效用，否则也许会弄得更糟。 其他各味“药”既包括国有企业中宏观层面的产权制度改革，也包括国有企业外部治理结构的变革(如形成充分竞争性的经营者市场、公司控制权市场等)，以及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其他方面改革，如吸纳外部董事，构建强有力的董事会，加强监事会的职能，加强内部权力制衡机制的建设等。进而言之，这其他各味“药”的“药方”可且应一直开到包括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各方面的体制改革与发展，如文中所提到的保护合法收入的法制(治)建设、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的变迁等等。

第5章 本章以上篇中对现代企业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范式与变迁的研究成果为指导对中国1840-1997年的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的变迁进行描述与分析。本文对此的研究是通过将之划分为1840-1949年、1949-1980年、1981-1991年、1992-1997年这四个时段而分别加以描述与分析。通过描述与分析，我们认为，1840-1997年中国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的变迁史就是该时段中国历史的一幅缩影，与其环境特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变迁途中充满了曲折与坎坷，只有在20世纪的最后两个十年代里，中国会计才真正迎来了发展的“盛世”。此期间中国会计的变迁主要呈现出渐进式变迁、被动式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的特征，从1980年代开始的变迁中还呈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以及供给主导型变迁与需求主导型变迁并存、交互影响的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中国经济体制其他方面的变革，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和21世纪，在进行包括企业剩余索取权安排在内的公司治理结构等的变迁的同时，中国都必须始终如一着力于加强框架已初步形成的现代企业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范式的构建，尽快使之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变迁到位。

摘 要

资本外逃是资本流出中“非正常的”那一部分，本文则特指那些“超出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资本流出，其中既包括规模未被政府准确掌握着的资本流出部分，如出口低报和走私等；也包括渠道未被政府准确掌握着的资本流出部分，如资本项下的资本混入经常项下流了出去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资本外逃具有极强的违规性与隐蔽性，因此其规模很难被准确衡量。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资本外逃从投资者个人角度而言是一种理性的行为，而且，有时它也可以促使合意的政策出台。然而，对于资金相对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讲，由于人均收入较低所造成的储蓄制约，其对资金的需求量是相当大的。因此，资本外逃对一国经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如：本币贬值的压力加大、国际收支失衡、国内外汇约束和储蓄约束进一步强化、国内投资水平下降、经济增长的潜能和国内居民的福利受损、国内税基减小并进而导致结构性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等。此外，资本外逃还会降低国家的信用评级，增大政府举借外债的边际成本，从而加重外债负担，并对国内金融体系产生不利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讲，一方面，由于目前正处于金融转轨的特殊时期，法律环境还不够透明，对资本的产权保护也不够健全等，从而给国内资本外逃提供了较大的潜在空间；另一方面，中国的外资流入始终保持着稳健的增长势头，这种大规模的净的资本流入额从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本外逃可能导致的国内投资水平下降的负面效应，从而减弱了人们对资本外逃的关注程度。

然而，随着金融自由化的逐步推行，放松各种形式的资本管制、实现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已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发展趋势。不难相信，一旦资本项目的管制被放松，而中国国内刺激资本外逃的因素却仍然存在，很多潜在的外逃资本就会通过更多更便捷的渠道流向境外，从而导致更大规模的资本流出，进而影响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

因此，本文旨在对中国的资本外逃进行合理的估算，客观评价其规模和发展态势，并对资本外逃的渠道、影响因素及其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以求理清思路、找到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体来看：

首先，本文对资本外逃的理论回顾旨在为中国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一般性的理论基础，其中主要包括对资本外逃的各种定义、资金来源、主要方式、衡量方法、理论解释与模型及其对一国经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等的综述与评论。

其次，为了对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进行尽可能准确的估算，本文在国际通行的衡量方法——“余额法”基础之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该衡量方法本身的缺陷作了细致而深入的调整工作，其中涉及对资金来源项、正常的资本流出项、居民境内外币存款以及“余额法”本身漏计的外逃资本部分的调整。

总量分析结果表明，从1982年至1999年期间，中国的资本外逃额累计约达2328.65亿美元，年平均约为129.37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每年约有129.37亿美元的资本通过各种隐蔽的渠道流出境外。

从分量角度来讲，从1982年至1999年期间，中国国内企业通过贸易进出口单据误报的方式向境外转移的资本共约497.5亿美元，年平均约27.64亿美元。银行存款和直接投资是中国外逃资本在境外的主要存在方式，1984年至1999年期间，中国非银行私人部门的境外银行存款额平均每年增加约3.39亿美元。此外，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外逃资本并没有真正存放于境外，它们只是在境外作暂时的停留以求再流回国内以享受“外资”的优惠待遇，因此可以称之为“过渡性的外逃资本”，据估算，1983年至1998年期间，中国此类资本外逃额累计约达137.78亿美元，年均约8.61亿美元。

第三，在对中国资本外逃影响因素的分析当中，本文采用了理论分析和模型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并于最后推出了对中国的资本外逃最具解释力的模型。结果表明：

⑴在刺激中国资本外逃发生的国内风险因素当中，滞后期的财政赤字因素(滞后期的财政赤字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通货膨胀的预期水平)和人民币预期贬值因素所起的推动性作用比较显著;此外，中国政府对内外资实行的差别待遇政策所形成的可套利空间也是促使国内资本外逃的重要因素之一;

⑵外债年增加额作为一项主要的资金来源对中国的资本外逃起着较显著的推动性作用; 国外较高的实际利率则作为一种外部利好因素对中国的资本外逃起着拉动性的作用;

⑶国内严格的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措施对中国的资本外逃所起的限制性作用要明显大于其起到的刺激性作用；而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对国内投资风险的预期，从而对资本外逃起着较显著的抑制性作用；此外，国内名义利率的提高也可以对资本外逃起到抑制性作用。

第四，由于注意到与20世纪80年代拉美重债国家表现不同的是，中国1982—1999年期间的资本外逃似乎尚未对经济造成非常严重或者说非常明显的后果。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是：

⑴与拉美重债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内风险因素如：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金融压制等尚未达到可以称得上“恶化”的程度；中国的经常项目在绝大多数年份都表现为盈余，外汇储备连年增加，而中国引进外资的结构也比较合理；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的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从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国内风险因素对资本外逃的推动作用；

⑵政府部门对内外资实行的差别待遇政策是刺激中国资本外逃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然而，其所推动的资本外逃是一种“过渡性的外逃资本”，再加上中国同时还有大量的国外资本流入，从而使中国国内的投资水平并没有因为资本外逃的存在而有所下降；

⑶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国家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资本外逃可能导致的税基缩小、经济增长潜能受损的不利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从目前来讲，资本外逃似乎尚未对中国经济产生明显后果，但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却已逐渐显现出来，如：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对国内税基的影响以及对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影响等。而且，未来加入WTO、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和放松资本管制之后所可能推动的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及其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最后，建立在上述分析讨论结果的基础之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具体来看：

⑴为了从源头上对资本外逃进行有效的控制，应从减少刺激资本外逃发生的动因和进一步加强那些抑制资本外逃的因素入手，完善和协调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并且积极制定有关政策以吸引外逃资本的回流；

⑵为了从路径上堵住国内资本外逃的渠道，应当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外汇管理制度，加强外汇管理部门、银行和海关等的协调配合，并选择积极稳妥的步骤向人民币自由兑换逐步迈进，从而在充分享受资本自由流动所能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保持国内经济的平稳过渡和健康发展；

⑶为了准确掌握和监控资本外逃以及资本流出的规模，建立一套资本外逃的预警系统，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外经济统计工作的建设，其中不仅要进一步改进国际收支统计的技术，提高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数据质量，而且还要逐步建立完善的对外资产存量数据，编制国际投资头寸表等。

论文题目：会计盈余与股价行为--对深沪股市的实证研究

作者简介：赵宇龙，男，1970年10月出生，1997年03月师从于上海财经大学张为国教授，于2000年01月获博士学位。

摘 要

研究会计盈余与股价行为的关系，是会计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国情的需要。第一，从会计理论的需要看，会计盈余在会计信息中被作为最重要的概念和指标，会计信息尤其是会计盈余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是财务会计的立身之本。如果会计盈余不具有决策有用性，人们有理由质问财务会计本身是否有继续存在的意义，或者应该进行彻底的变革。另一方面，会计盈余的有用性一直受到来自财务学和投资学的怀疑和轻视，因为按照经典的股票计价模型，股票价格等于未来股利或净现金流量的折现，而不是未来会计盈余的折现，更不是用历史成本和权责发生制原则计算出来的报告会计盈余的折现。面对这样一种严峻的挑战，如果会计学家不能找到会计盈余数字具有决策有用性的经验证据，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大厦将不堪一击。“向信息使用者提供与决策相关的有用信息”将不能再作为财务报告的目的而只能看成是一个未经证实的会计假设。正因如此，30年来会计盈余的有用性研究一直是西方会计学术研究的主旋律。

第二，从我国国情来看，进入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会计理论、实务和规范都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轨的过程，中国会计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实际效果如何，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志是会计信息是否开始具有投资决策有用性。由于会计盈余是所有会计信息中最受人关注的信息，所以对会计盈余信息有用性的检验和研究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在我国，会计盈余是否具有决策有用性还是一个难有定论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市场化导向的会计改革使我国会计的计划经济色彩越来越少，强调获利能力和会计盈余指标、为投资者决策服务的成份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我国的会计改革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会计改革的目标是否是为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投资决策服务这一问题上还存在摇摆和犹豫；同时证券市场和投资者也还不尽成熟，“政策市”的特征明显；企业的盈余操纵现象比较普遍等因素也使人们倾向于会计盈余信息在我国并不具有决策有用性的猜测。由于同时存在会计盈余可能不具有决策有用性的因素和会计盈余可能具有决策有用性的因素，使得在我国现阶段，研究会计盈余与股价行为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通过对深沪股市中上市公司会计盈余（及其披露）的市场反应的实证研究，回答会计盈余信息在我国证券市场是否具有决策有用性这一个基本问题。作为研究的副产品，我们同时可以发现净资产、董事会分配预案、审计意见类型等信息在股价变动中所起到的作用、投资者对有关财务信息的分析能力和国内若干独有的制度因素对会计盈余功能的影响力。

全文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是对研究课题的制度环境所做的一个述评。80年代中后期开始启动的会计改革堪称我国会计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它体现了3条主线和趋势：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会计改革的根本动力；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一体化是会计改革的直接原因；证券市场的需要是会计改革的核心内容。这3条主线都导致了同一个结果，那就是会计盈余信息在会计规范中的重要性不断地得到增强，在证券市场监管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会计目的的投资决策导向日益明显。这些都使人倾向于认为会计盈余具有决策有用性。不过另一方面，我国过渡经济中会计改革的目标具有多元性和矛盾性、目前会计制度与国际惯例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对盈余数据的使用主要侧重于“政绩”考核而不是用于投资决策、较严重的盈余操纵和会计信息失真、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的独立性还不够、股票市场中散户占大多数，他们使用财务信息的能力有限、政府对证券市场干预较多等诸多因素，又令人不得不怀疑会计盈余数据能否在资本市场中扮演它应有的角色。

第二章是会计盈余功用的理论篇。作者首先历史地，从三个大的会计思维范式，即信息观、计价观和契约观的角度分析会计盈余的功用并阐释了三种思维范式之间的相互联系。第二节“会计盈余与股票计价模型”对国内外文献中主要的股票计价模型做了一个归纳总结（包括现金股利折现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盈余资本化模型、资产负债表模型、会计基础计价模型等），揭示它们对会计盈余有用性研究的指导意义。最后一节是对论文总体研究框架和以后各章结构安排的说明。

第三章是对我国上市公司历年会计盈余的水平、披露特征与股票市场报酬率的主要统计特征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使读者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和待处理的数据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和把握。第一节通过对几年来上市公司会计盈余指标的分析，发现（1）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变化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业绩水平参差不齐，两极分化日趋严重；（3）盈利能力经历了从“深强沪弱”到并驾齐驱的过程。第二节计算近几年深沪股市市场组合日报酬率的若干统计量以考察深沪两市的区别和联系。第三节是对上市公司年度（盈余）报告披露时序特征的研究，初步的结论有：第一，上市公司在年报披露的时点选择上存在明显的“挤末班车”的偏好，这种情况到1997和1998年报时虽然由于监管部门的干预而有所缓和，但基本的趋势并没有改变。第二，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时点选择在单周各日间的分布，在不同年度都有比较稳定的分布特征。证监会和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间的干预，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挤末班车”的现象，但对于年报披露在周内各日的分布频率，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以上两点发现可以初步说明，在年报披露的时序特征中，很可能存在某种内在的、即使是监管政策也不能完全改变的规律性的因素。

第四章旨在检验我国深沪股市中会计盈余披露的信息含量。第一节“国内外文献综述”首先勾画了国外30年来在会计盈余与股价行为领域十大课题的研究进展情况，然后分析了国内近两年出现的该领域的三篇有代表性的文献，并指出了它们的不足。第二节在会计盈余“信息含量”的理论推导模型的基础上，具体地讨论了作者在研究设计中考虑的七类问题，它们是：样本选择、预期盈余的衡量、非正常报酬率的衡量、时窗长短的选择、模型中需要控制的变量、数据来源、回归模型的构造。第三节是实证检验的结果和分析，主要的发现有：

（1）总的来看，即使控制了净资产、董事会分配预案、审计意见类型等重要变量的影响后，会计盈余的披露仍然具有显著的价格效应。从分年度模型看，1996年报的效果最为显著；从分交易所模型看，深市对盈余披露的反应要显著强于沪市。无论是深市还是沪市，都对会计盈余披露存在延续反应现象。

（2）每股净资产尽管是股票报酬率的一个解释变量，但其影响力远不及未预期会计盈余，而且市场对每股净资产的披露同样存在延续反应现象。

（3）从总体来看，在年报披露期间，董事会分配预案是继会计盈余信息之后对股价变动具有较大影响的因素，它对股价的作用强于每股净资产信息。上海市场对分配预案的反应强度大于深圳市场。

（4）审计报告的披露具有信息含量，只是它不够全面、充分和及时：第一，投资者仅仅把审计意见类型与会计盈余（例如EPS）的“含金量”联系在一起，还没有考虑到审计意见类型同样也应该反映了每股净资产、董事会分配预案的“含金量”。第二，投资者在对未预期会计盈余做出反应时，仅仅局限在年报公布之后若干天之后。第三，只有上海市场（1994－1998）对审计意见类型有价格上的反应，深圳市场在对股票定价时，始终没有考虑不同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

（5）和美国市场相似，深沪股市的盈余反应系数（ERC）在时序上也具有不稳定性。笔者认为，在充分和完善的市场上，ERC不具有稳定性也许正是会计盈余对投资决策发生影响的一种方式。同时，在分析我国证券市场中ERC的稳定性问题时，结合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量可能会更好地理解问题。这是因为深沪股市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市场规模、制度、结构等都处在急剧变化的阶段，很多东西都还没有稳定下来，其中包括股价与会计盈余的关系。

（6）报酬率——盈余回归模型的截距 小于零。作者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如果收益决定偏保守，那么 的估计值会大于零；如果收益决定偏冒进， 的估计值会小于零。与国际惯例相比较，我国会计制度和准则谨慎不足，往往导致对会计利润的高估；而且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为满足某些监管条例和局部利益往往通过提前或超额确认收入、推迟或缩减确认费用、通过关联方交易等手段粉饰经营业绩。在这种制度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几乎所有报酬率──盈余回归模型得到的截距 的估计值都为负数。

（7）和国外文献相类似的是，我国报酬率——盈余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 也偏小。所有混合样本回归得到的adj- 仅为1.6%（时窗为[-15,0]），即使是在分年度的数据中，adj- 也最高不超过8.4%（时窗为[-15,0]）。

（8）在会计盈余对股价变动的解释力度 上，深市一直强于沪市，尤其是1996年报以前。作者认为，除了一些硬变量（如规模、股权结构、行业差异等）以外，深沪股市在制度背景方面的一些软变量（如投资者素质、运作理念、交易所和上市公司的经营思想等）也是造成两市在 上存在较大差异的重要原因。

（9）对分年度数据的研究表明，报酬率──盈余关系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1996年报期间，模型的回归系数 和决定系数 都显著地高于其他年度。作者认为，1996年末《人民日报》针对股市非理性的过度投机而发表专题社论是促成我国股市投资理念发生改变的重大事件。

第五章是对第四章的进一步延伸，它探讨了分析师预测模型下的预期盈余变量在中国市场中对报酬率──盈余模型的影响、事前累计非正常报酬率 对预期盈余计量误差的消减效果，而且在第四章短时窗的基础上将事件窗口拉长到整个年度来重新审视股价与会计盈余的关系。研究者发现：

（1）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比随机游走模型更准确，而且前者往往会高估公司的未来盈余，后者往往低估公司的未来盈余。

（2）虽然分析师预测比随机游走模型的预测更准确，但用分析师预测得到的未预期盈余并没有能够较随机游走模型得到的未预期盈余提高报酬率——盈余回归模型的 。作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作者在模型中使用的分析师预测不具有市场代表性。

（3）虽然深圳市场对分析师预测得到的未预期盈余做出了反应（ 显著异于零），但上海市场没有做出反应。这可能是因为作者在研究中所使用的平安证券公司发布的分析师盈利预测数据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深圳的各证券营业部的缘故。

（4）用事前累计非正常报酬率 加入报酬率——盈余回归模型，可以发现只有以深交所各年度数据为基础的模型通过了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检验，而且模型的adj- 也较其他模型有显著提高；上交所的数据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5）当时窗长度从31天拉长为一个年度时，报酬率——盈余模型的回归效果得到显著改善。这再次说明，会计盈余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对股票计价和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6）和前面短时窗的结果一致，在分交易所的模型中，尤其是在1996年以前，深市的报酬率——会计盈余之间的相关度要远远高于沪市。

第六章是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实证研究，它有助于我们在了解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的同时，通过了解股票价格的信息含量进一步体会我国证券市场中的股价行为特征和会计盈余信息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经验证据表明，在我国股票市场，股票价格相对于会计盈余，不具有信息含量，或者说，用当期的股价无法预期未来的会计盈余。从一个角度，可以理解为当期的股价变动中没有包含或无法预期未来的会计盈余的变动，股票的定价机制还没有达到足够的效率；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成在我国，会计盈余信息的及时性很好，其他渠道的信息尚无法取代会计盈余数字所传递的信息，所以必须等到会计盈余信息发布后，投资者才可能对它做出反应。另外的两个因素可能会影响到股价对会计盈余的预测能力。一是近几年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制度正处在不断完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阶段，这或多或少地降低了各期间会计盈余的可比性，从而影响股价的信息含量；二是由于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尚未规范，上市公司的人事、生产经营和财务活动受到母公司的严重干预，使得上市公司的各年间的报告盈余很可能是母公司非正常干预和影响的结果而不是上市公司本身正常经营的结果，这显然会降低会计盈余数字本身的内在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第七章是对我国证券市场“功能锁定”现象的实证研究。该章的目的是看股票市场能否从上市公司的报告盈余中识别出永久盈余和暂时盈余两种对股价有不同含义的成分。结果表明，我国证券市场的资产定价只是机械地对利润表中的名义会计盈余数据做出反应，不能识别和区分公司利润表中各盈余项目对资产定价的不同含义。研究者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功能锁定现象的形成机制。在逐一排除了投资者幼稚假说、交易成本假说、集体非理性假说之后，作者指出，正是因为我国证券市场制度上和规则上的不成熟和不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尚未得到充分的实施和体现，为配合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机构大户等“庄家”有动机维持市场的“功能锁定”状态，因为这样他们可以得到更大的超额利润。

第八章是对前面各章研究成果的一个简单总结并对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方向提出自己的看法。

2004年论文题目：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制度研究--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SCP分析框架

作者简介：王聪，男，1958年出生，1999年09月师从于暨南大学黄德鸿教授，于2002年06月获博士学位。

摘 要

以哈佛大学的梅森（Mason）和贝恩（Bain）等人为代表的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以新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为基础，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手段，把产业分解成特定的市场，构造了一个既深入具体环节、又有系统逻辑体系的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简称SCP框架）。这一分析方法，为个别产业的具体分析和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路径，其中尤其是对作为市场结构因素的产业集中度、产品差别化、进入壁垒、规模经济等与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之间关系的分析。

本文根据上述的产业结构理论分析框架所提供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路径，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显性成本）制度问题。全文共分八个部分：

第一部分，导论，主要对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由于证券交易成本包含的内容较多，因此论文首先界定了本文所研究的成本范围并对证券交易成本作了一个简单的描述。

第二部分，有关理论简述，由于本文是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方法研究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制度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产业组织理论体系及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框架的主要论点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和评介。

综观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过程，在哈佛学派创立SCP分析框架后，芝加哥学派、新奥地利学派等从不同角度、不同立论依据、不同观点等方面对这一框架进行了评述，甚至进行否定，但是，他们并没有否定掉SCP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是在谁决定谁的问题上进行争论。运用SCP这一分析方法其立论依据是科学的。

第三部分，证券市场结构分析，如何将金融证券业的实证分析和产业组织理论紧密的结合起来，本人认为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该部分重要研究了证券业的SCP分析框架及证券市场结构的基本含义：集中度与证券市场集中度、差别化与证券业务差别化、规模经济与证券公司规模经济、进入壁垒与证券公司进入壁垒 等基本理论和现实问题。

本部分根据不完全信息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将决定市场结构、行为、绩效的因素视为证券业的内生变量，将市场的不完全性、不对称性和交易成本视为基本因素，初步探讨了证券业的基本供给和需求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证券业的现状，分析了我国证券业规模集中度和市场集中度，得出了我国证券经纪业务市场是一个原子型市场的结论。

第四部分，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制度与证券市场结构，这一部分主要分析了我国佣金制度和印花税制度的现状，通过与国际市场比较，指出了我国佣金制度具有“政策保护性”、“不公平性”、“易导致恶性竞争”、“阻碍了网上交易的发展，压制了市场活力”、“抗佣金调整冲击的能力减弱”等特点。

固定交易成本制度对我国证券市场结构的影响较大，主要表现在影响了市场集中度，弱化了证券市场淘汰机制，影响了产品差别化等。

第五部分，我国证券市场行为、绩效与固定交易成本制度，这一部分主要分析在我国现行的交易成本制度结构下所导致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问题，应该说，这三方面是有机联系的。

这一部分分析了当前我国证券公司竞争行为的现状和特点，即佣金折让现象、原因与问题，指出佣金折让会使中小投资者处于更加不利地位，滋生腐败现象、给证券公司的管理造成混乱、容易引起证券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等。关于我国证券市场绩效，分析了资源配置效率与固定佣金制度、技术进步和交易方式创新与固定佣金制度、国际竞争力与固定佣金制度和配额交易与固定佣金制度问题。

第六部分，我国证券交易成本下调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交易成本制度改革的趋势之一是交易成本下调，该部分主要通过比较和定量分析，分析了交易成本下调对成交量、交易结构、证券公司的收入与利润等方面的影响，并对证券公司交易成本下调空间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七部分，我国证券交易成本制度改革的现实选择，这一部分对我国与境外在金融市场化、券商业务结构和抗风险能力、金融业经营模式、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及交易成本结构方面进行了比较，并结合我国交易成本制度改革的具体条件与改革原则，通过对我国分级固定佣金制与浮动佣金制两种改革方案比较，认为我国应分两个阶段，逐步实现佣金自由化。第一阶段，降低佣金率，设定佣金下限，在下限之上自由协商佣金标准即建立有管制的浮动佣金制；第二阶段，实行自由协商的、完全浮动的佣金制。

第八部分，交易成本制度改革后对证券市场结构与行为的影响分析，本部分应用产业组织理论分析了交易成本制度改革后对证券市场结构、竞争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了改革后的交易成本监管等问题。

在证券市场结构方面，交易成本制度改革提高了证券市场集中度、推动正实现规模经济、促使证券公司超额利润消失、促进社会福利的增进、推动证券公司的业务创新、为投资者提供差别化、个性化服务、促进证券公司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强管理、减少内耗。

结论：经过本文的分析，文章得出了18点结论：（1）在SCP分析框架产生以来，无论观点怎样不同，都没有否定这一分析框架的内在联系；（2）需要用不完全信息理论修正传统的SCP分析框架；（3）我国证券市场集中度不高，产品差别化不大，规模经济现象明显，进入壁垒森严；（4）固定佣金制度弱化了市场的淘汰机制，影响了差别化服务无法得到市场认同，从而影响了差别化的形成，导致我国证券公司没有真正形成规模经济；（5）佣金折让是经纪业务竞争的主要手段；（6）证券市场的高额利润本质上是一种超额垄断利润；（7）佣金制度改革应考虑各种约束条件，从自由化、市场化出发，以有利于增进社会整体福利为原则；（8）佣金制度改革应采取逐步降低佣金标准的微调法，分步骤地实现佣金的自由化、市场化；（9）根据成交量变动的模型分析，佣金下调不会引发我国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不会对证券市场的稳定性造成冲击；（10）佣金制度改革会对我国证券市场结构带来积极影响；（11）现实的选择是适当降低过高的佣金率，分步实现浮动佣金制度；（12）目前宜采用设定佣金下限，在下限之上自由协商的，有管制的浮动佣金制度；（13）降低印花税以支持佣金制度改革；（14）可实行佣金水平与客户委托一起向交易所进行申报的制度；（15）回忆证券交易成本制度的配套改革；（16）分二个阶段，逐步实现佣金自由化；（17）近期不应该单独大幅度降低印花税税率甚至取消印花税，以资本利得税取代证券交易印花税、对红股不征或减征个人所得税；（18）佣金制度改革后，寡头垄断地区公司的竞争行为：卡特尔；存在众多新营业部地区证券公司的竞争行为：掠夺性定价；低集中度地区证券公司的竞争行为：全面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