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论文题目： 论动态宏观视野下的交易费用分析框架

作者简介： 刘元春，男，1972年08月生，1996年09月师从中国人民大学林岗教授，于1999年07月获得博士学位。

摘 要

本文立论有三：（1）在动态宏观的视野下，交易费用分析框架无论从其基础理论逻辑和核心理论范畴，还是主要理论结论来看，都是不成立的；（2）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进行制度分析，不但不能完全把握制度的本质和经济绩效的根源，而且会错误地处理许多理论范畴和理论分析方法，得出一些与现实相冲突的理论结论，将制度分析引向理论的死胡同；（3）通过吸收各种可替代分析框架的有用成分、总结理论批判的思维线索、细化马克思的宏观动态分析框架，可以提出一种“权力——效率”制度分析框架以超越交易费用分析框架，并最终说明交易费用分析框架是一个不但存在许多致命的理论缺陷，而且可以被抛弃的制度理论分析框架。为论证这些结论，全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理论批判分析。

在第一章中，本文首先指出，科斯定理是新制度经济学和交易费用分析框架得以确立的核心基础理论。因为在许多新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科斯定理通过零交易费用分析工具，超越了“看不见的手”理论假说和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瓦解了传统的“权力—效率”分析框架和“结构—效率”分析框架，将资源配置效率和制度的存在更为一般地归结为交易费用，在反驳各种理论的攻击的同时，为经济自由主义进入到实证主义分析阶段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如果科斯定理不成立，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家就无法利用交易费用分析框架完全地说明各种制度绩效问题，交易费用分析框架也就无法超越并取代其他效率分析框架。其次较为详尽地讨论了科斯定理，得出了以下结论：科斯定理表述纷杂、内涵模糊，即使在理想状态下，它也是一个不成立的理论假说。因为它忽视了以下几种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①收入分配以及补偿交易本身是生产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激励效应无法通过再分配或补偿交易加以消除（激励效应）；②在完全信息状态下，厂商无法实行完全价格歧视，“结构--垄断”分析方法在零交易费用状态下也有存在的合理性（结构--垄断分析方法）；③双边垄断谈判议价中，即使交易费用为零，由于外部性商品的定价决定于双方谈判力量的分布状况，从而谈判力量的分布状况决定了资源配置最终结果的分布状态，所以“权力分析方法”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权力分析方法）；④不同的权利初始分配，以及在商品议价中不同的谈判力量，将改变交易者的财富收入状况，并产生在宏观经济中十发重要的财富效应问题，以及微观的收入效应和合作解空集等问题。并由于积分路径依赖等问题，只有从宏观结构权力分布和微观行为特性两种角度，财富收入分配效应才能完全把握它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财富收入分配效应）；⑤道德人的良心将使权利的分配即使在理想状态下也会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影响（良心效应）；⑥瓦尔拉斯竞争机制并不需要完全信息的假设，零交易费用分析框架错误地理解了竞争的含义（一般均衡理论）；⑦在动态规划中，资源配置效率可能与交易费用无关（动态规划）。所以，效率问题不能完全归结为交易费用问题，决定制度绩效的因素并不仅仅有交易费用因素，交易费用分析框架在处理宏观、微观、动态等方面的经济绩效问题时必定遗漏许多重要的理论范畴（如权力结构），它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结构—效率”和“权力—效率”分析框架。最后，在批判规范的科斯定理的基础上，对一些修正的科斯定理进行了批判，指出阿罗版本的科斯定理、新兴古典版本的科斯定理和政治科斯定理都是不成立的，各种修正的科斯定理不能证明私有制的优越性和合理性。

在第二章中，首先论述了交易费用概念无法清晰化是“理性—最大化—均衡”分析框架向制度分析扩展的必然产物。因为，决定制度存在和制度绩效的各种理论范畴（如信息、不确定性、外部性等）与“理性—最大化—均衡”分析框架存在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新经济自由主义为了调和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将各自由主义流派统一起来，提出了交易费用这个中介概念。这决定了交易费用内涵的模糊化，它与信息、不确定性、外部性等理论范畴间的关系本身就不存在可清楚认识的客观基础；其次论证了，利用交易费用作为评价制度绩效的效率标准是一种无法成立的理论处理方法。一是从制度最优分析框架中引伸出的交易费用定义必定涉及到帕累托效率标准。而在制度分析中，由于存在以下理论问题：（1）社会福利函数的存在性问题（阿罗不可能定理）；（2）社会福利函数的可得性问题（信息收集问题）；（3）西托夫斯基悖论；（4）次优定理问题。我们不但无法进行不同帕累托最优均衡的比较，也无法进行帕累托最优与非帕累托最优、非帕累托最优与非帕累托最优间的比较。而且帕累托最优标准并非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超价值的分析工具，它隐含了许多与制度分析相冲突的价值规范标准；二是由于加总问题、一般均衡的前提假设问题、分工和技术与交易费用和生产收益间的互动关系问题、动态技术创新问题，使交易成本比较分析无法在动态和宏观的视野下进行。在一定意义上，交易费用并非是制度非绩效的根源和标志，它是人们在动态世界中，为获取来自社会分工协作的收益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单纯从交易费用角度来分析和刻画制度绩效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随后分析了动态宏观世界中的交易性质，以及交易维度和交易费用与生产收益、技术和分工间的关系，得出了以下结论：要想真正洞察动态宏观世界中制度的性质，必须从生产方式决定交易方式等角度来把握社会中各集团的利益冲突和利益依存机制，新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交易费用范畴不但不利于直接把握问题的本质，反而会因错误地理解康芒斯的“交易”概念而而错误地归结制度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我们证明了“政治市场”、“政治科斯定理”和“政治交易费用”因错误理解政治相互作用、将“政治中的各种关系错误地理解为行动中的”契约关系”，而是一些不成立的理论概念。最后我们详细论述了交易费用分析工具不但不能排除规范价值分析的干扰，而且会因它不具有可测量性而不具有现实的操作性，得出交易费用这种中介概念是一个在制度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中无用的、多余的概念。

在批判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核心基础理论、核心基本概念、效率标准以及其他基本范畴的基础上，第三章对交易费用分析框架中的主要流派进行了批判。该批判首先指出了各流派的理论缺陷，然后进行了进一步说明和总结，指出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不应当只是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而是要解决“权利结构与（潜在）效率结构”间的冲突问题，建立在交易费用分析框架之上的制度分析是无法胜任这一理论问题的。

在第四章中，论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交易费用分析框架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从交易费用角度来认识社会制度绩效问题，必定导致制度心理个体主义、契约主义、功能主义。这些分析方法都存在许多致命得理论缺陷。1）必定导致“社会与人”相互决定、无限倒推的理论悖论，从而只有抽象地构建人类行为理论，并无法处理“个体意识”、“社会”、“国家”等整体范畴的起源问题；2）只有将人处理为“无差别”、“平等”、“自由”的抽象人，错误地将人类相互作用归结为抽象的契约行动，从而陷入社会契约理论的困境之中，错误而简单地将人类社会冲突的根源归结为个体机会主义，认为制度存在的基础是因为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而将社会集团间更本质的客观利益冲突忽略掉，忽视了对社会生产结构的认识，并从社会生产领域中来把握社会利益冲突和制度绩效的根源。3）“理性—最大化—均衡”分析框架在动态宏观制度分析中必然导致功能主义分析，使诺斯主观地、错误地归结外部刺激与行为反应、社会功能需求与社会结构起源变迁之间的关系。

为了彻底地驳倒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第五章在理论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构建。首先对演进经济学、新左派、激进经济学所提供的可替代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制度分析方法进行了分析，得出这些流派所提供的框架在本质上无法超越交易费用分析框架；其次对马克思制度分析框架进行了分析 ，得出马克思制度分析框架具有交易费用分析框架难以媲美的制度分析方法和宏观动态理论基础，通过细化马克思制度理论，可以彻底地超越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然后在总结前面各章批判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一系列细化马克思宏观动态制度分析框架的理论线索和理论切入点，提出了马克思制度理论的微观基础（行为理论和选择理论）、权力分析框架（宏观权力分析框架和微观权力分析框架）、分工理论和一元多线制度变迁理论。通过这些经过细化的理论能够全面地解决交易费用分析框架已经解决和尚未解决的制度理论问题。最后，在总结前面的各种分析的基础上，简略地分析了未来制度分析框架的理论构建问题，提出“权力——效率”制度分析框架应是未来制度分析的发展方向。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9-26 18:20:00编辑过]

2002年论文题目：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研究

作者简介：范从来，男，1962年09月出生，1999年02月师从于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于2000年05月获博士学位。

摘 要

1997年以来，全球性的通货紧缩日趋明显，我国也出现了通货紧缩趋势。通货紧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在新世纪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由于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不遗余力地解决经济运行中所面临的通货膨胀问题，对通货紧缩问题的研究相对不够全面和系统。对通货紧缩的内涵、通货紧缩的发生机制、通货紧缩的经济效应进行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对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目标、效果和类型作出分析判断，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论文围绕着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这一中心议题，以马克思经济学为指导，综合运用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新凯恩斯学派以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相关理论，首先分析了中国经济转轨阶段通货紧缩趋势的形成过程及其内涵，然后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通货紧缩的生成机制。其次，论述了我国通货紧缩时期货币量、价格总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据此对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作出了选择。再次，通过对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论证了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时滞、价格－工资调整机制和理性预期等因素，对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类型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通货紧缩时期实施主动性通货非膨胀的货币政策主张。

论文共由5章组成，其结构和主要内容如下：

第1章 通货紧缩的一般界定。本章主要从理论高度对通货紧缩的定义、内涵和测度作出界定。对通货紧缩一词的定义，在理论界大致分成两大派：“价格派” 和“货币派”。本文认为通货紧缩表现为货币量紧缩与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通货紧缩中的货币量紧缩，不是一般所说的货币供给量的紧缩，是货币流通量的紧缩。这种货币流通量的紧缩，一方面表现为现实流通货币量的紧缩，另一方面表现为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以及相应的实际货币流通量的紧缩。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有必要对通货紧缩时期的货币政策进行系统的探讨。

第2章 货币量紧缩的发生机制。这一章主要是分析货币量紧缩的原因。通货紧缩时期能不能实施有效的货币政策，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对货币量紧缩的原因作出准确的分析判断。货币量紧缩的原因在理论上可以分为两类：外生性和内生性。外生性理论假设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独立决定的。内生性则认为，货币量紧缩是经济中的货币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现象，其根源在于经济方面的原因。通过对通货紧缩时期我国基础货币和信贷量变动状况的分析，笔者发现中央银行再贷款萎缩、货币发行量下降是造成我国货币量外生性紧缩的重要原因，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则通过外汇占款这一发行渠道导致我国基础货币发生了内生性紧缩，并且通过商业银行的惜贷行为导致了我国信贷量的内生性紧缩和费雪的债务紧缩效应，通货紧缩趋势形成。

第3章 经济周期中的通货紧缩。本章通过经济周期理论和实际数据对经济周期中的通货紧缩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无论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目前的转轨经济时期，都存在着周期性的波动。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有可能会导致相应的货币量波动和价格总水平波动，通货紧缩有可能是一种短期的经济现象。政府为治理通货紧缩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是一种短期性的政策选择。但是，这种短期性的政策选择在经济周期性波动过程中又是有可能经常面对的。过去那种单一的通货膨胀时代有可能转变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在不同时点交替出现的新阶段。我们应当对传统的单纯“反通货膨胀政策”进行动态化的调整，将反通货膨胀政策和反通货紧缩政策在不同时点上结合起来。

第4章 通货紧缩的效应。这一章分析的目的是要从理论上解释，反通货紧缩应该不应该纳入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都程度不同地面临着通货膨胀，反通货膨胀成为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在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有可能交替出现的背景下，通过对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条件下，庇古财富效应的转向、凯恩斯利率效应的转向和蒙代尔－弗莱明汇率效应的制约等方面的分析，本文论证了通货紧缩对总需求的负向效应。笔者通过对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论证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国改革以后存在着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与通货紧缩相伴随的是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我国近几年快速的通货紧缩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大的负向冲击，反通货紧缩应该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

第5章 通货紧缩时期的货币政策。这一章我借鉴货币主义的研究方法，分析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我国的利率水平、货币的流动性需求、投资的利率弹性等方面的分析表明，中国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是有效的。至于在通货紧缩时期应该采取怎样的货币政策，是实施主动性货币政策，还是实施非主动性的货币政策？笔者认为非主动性货币政策是以市场机制非常发达，价格－工资机制比较健全为条件的，一般国家的市场机制达不到这种要求，通货紧缩时期应该实施主动性通货非膨胀货币政策。一方面，中央银行不应该放弃货币政策，而是要采取多种手段增加现实流通的货币量，防止经济活动恶化，为经济复苏创造必要条件；另一方面，通货紧缩时期的货币政策不是简单的放松银根，更不是为了创造通货膨胀预期，是一种通货非膨胀的货币政策。

论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有创新价值的研究。

1、通货紧缩表现为货币量紧缩与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通货紧缩中的货币量紧缩，不是一般所说的货币供给量的紧缩，是货币流通量的紧缩。这种货币流通量的紧缩，一方面表现为现实流通货币量的紧缩，另一方面表现为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以及相应的实际货币流通量的紧缩。

2、运用货币主义理论和费雪的债务紧缩理论对货币量紧缩的发生机制进行系统的分析，指出了货币量紧缩的外生性和内生性的共存性，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通货紧缩的冲击效应。

3、造成经济活动周期性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货币量和信贷量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不是全部因素。但是，经济周期发生后，货币量会产生相应的变动，并导致货币量和信贷量的紧缩。货币量、信贷量紧缩是经济衰退阶段的重要表现，具有很强的内生性。

4、通过对我国价格波动从改革前的“低位－平缓”型“慢升快降”转变为改革后的“高位－大起大落”型“陡升慢降”状态的分析，指出随着我国计划价格形成机制向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转变、买方市场的形成以及通货膨胀压力的释放，我国价格总水平的波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过去单一的通货膨胀转变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在不同时点交替出现。我们应当对传统的单纯“反通货膨胀政策”进行动态化的调整，将反通货膨胀政策和反通货紧缩政策在不同时点上结合起来。

5、通过对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条件下，庇古财富效应的转向、凯恩斯利率效应的转向和蒙代尔－弗莱明汇率效应的制约等方面的分析，得出通货紧缩对总需求产生自我螺旋式的负向效应的结论。

6、实证分析了我国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并据此对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作出了选择。

7、论证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引入时滞、价格－工资调整机制和理性预期等因素，提出通货紧缩时期实施主动性通货非膨胀的货币政策主张。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9-26 18:20:24编辑过]

王检贵

2003年论文题目：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

作者简介： 王检贵，男，1973年09月出生，1998年09月师从于中国人民大学黄泰岩教授，于2001年06月获博士学位。

摘 要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取得民族独立和政治解放，他们要求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愿望显得越来越强烈。那么，如何才能加速工业化进程呢？绝大部分经济学家的答案是：既然欠发达国家的最基本特征是人均收入水平过低，那么就必须尽一切力量来加速资本积累。至于如何加快资本积累，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有人提出要依赖国外援助，有人认为要仰仗技术进步、有人主张要利用收入分配政策，甚至还有人宣扬要借助通货膨胀。值得一提的是，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天才般地发现，只要能够充分利用欠发达国家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就足以解决他们的资本积累问题和工业化问题。刘易斯等人的工业化主张不仅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而且在深深影响了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事实上，战后许多国家都走上了刘易斯绘制的工业化道路。

然而，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坚持刘易斯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发现，在本国经济还没有走出不发达境地之前，或者说在本国经济依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时，又面临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这种新情况的出现，使人们开始疑惑，发展中国家需要应对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供给不足还是需求不足？是短缺还是过剩？同时，新情况的出现也使刘易斯等人的传统发展模型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这是因为：传统发展模型遵循古典经济学的思路，放弃了市场不能出清的假设，因而难以解释在一个劳动剩余经济中业已存在的需求不足问题，同时也无法揭示需求不足时的经济发展战略。显然，发展经济学中需要有一种全新的理论来探讨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问题。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形态经历了从“短缺”向“过剩”的急速转变。如何解决“过剩”问题？国内理论界大致提出了两条基本思路：

第一条思路认为多年重复建设及行业间低水平过度竞争造成的“供给结构扭曲”，是导致经济过剩的根本原因。或者说，过剩是由于现存供给结构不能满足需求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不能满足消费结构的变化而造成的。所以，必须大力进行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减少“无效供给”。笔者认为这种思路值得商榷：首先，不同程度的供给结构扭曲是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难以避免的。在一个人均收入仅有800多美元的国家，找不到一个消费热点，不能简单看成是供给的过度，而更应看成是多数人的购买力不足。其次，受资金、技术、资产专用性等因素的制约，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供给创新绝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味追求产业升级，消费品的需求过多地定位在少数高收入阶层，容易促使生产结构倾向“奢侈品”行业，造成新的结构扭曲。最重要的是，单纯调整结构，势必使更多人失业而进一步加剧购买力不足，致使“相对过剩”更加严重。

第二条思路是主张通过刺激需求来解决过剩问题。遗憾的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人们总是寄希望于西方发达国家惯用的需求管理政策，梦想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刺激投资需求以弥补消费需求的不足。必须指出，虽然货币政策无论在理论还是在政策实践上都有广泛的基础，但“马拉缰绳”理论及发达国家需求管理经验警示我们：在经济衰退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并不明显，甚至是无效的。旨在提高投资需求的财政政策的局限性同样很明显：首先，财政政策容易产生“挤出”效应，削弱财政政策的效果。其次，我国（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足够的财力持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再次，在“相对过剩”与产业结构扭曲共存的情况下，一味刺激需求有可能导致下期更大的生产过剩。最后，由于公共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很低，过多地依赖政府投资必然会加大其财政赤字，蕴藏着“滞胀”的危机。

因此笔者认为，在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的情境下，当前理论界流行着的供给管理思路和需求管理思路是一种两难的抉择。显然，现实同样需要一种新理论或新的发展框架来解决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问题。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按如下顺序安排的：

第一章是导论。笔者逐次交代了研究的目的、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的背景、研究的主要框架、主要研究方法，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等问题。在这个部分，笔者还对“劳动过剩”和“资本过剩”两个概念的涵义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明确的界定，旨在排除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并使读者能够迅速掌握本文打算讨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第二章是理论综述，主要目的是要告诉读者，该项研究在历史中所处的坐标。笔者首先将劳动剩余经济学说划分为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三种类型，然后对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进行了一次批判性的回顾，最后对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演进趋势做了一个前瞻性的总结。笔者认为，70年代之前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都是供给导向的，或者说都是用来解决劳动剩余经济下如何加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这些发展理论的共同缺陷是坚持市场可以出清的假设，认为发展中国家无需考虑有效需求问题。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常常受到有效需求不足的困扰，致使传统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从80年代初开始，有些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劳动剩余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但这些理论与凯恩斯学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并不十分适用于解决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问题。

第三章旨在探讨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现象出现的理论基础。一方面，笔者剖析了以刘易斯-费-拉尼斯为代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是如何忽视欠发达国家有效需求问题的；另一方面，笔者详细分析了在一个劳动力过剩经济中为什么可能出现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不足以及出口需求不足等问题。

第四章要探讨的问题是，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条件下现代工业部门是如何实现自身不断发展的。首先，笔者指出了在投资需求外生给定的情况下，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古典二元主义的分析结论是错误的。此时，现代工业部门的增长并不是来自资本的积累，而是来源于需求的扩张。当来自现代工业部门内部的需求增长乏力时，工业总需求和工业产出水平就取决于传统部门的发展，特别是取决于农民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其次，笔者探讨了当投资需求可以变动的情况下，现代工业部门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来解除双重过剩的制约；笔者特别强调，在双重过剩的条件，货币政策对拉动投资需求基本上是无效的；财政政策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双重过剩问题；最后，笔者对供给创新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并指出在双重过剩的条件下，盲目追求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可能是一个误区。笔者再一次强调，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选择有利于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的技术来促进经济发展。

第五章指出了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条件下，农业部门应该如何发展以及农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笔者首先分析了农业在传统发展模型中的地位；然后再提出双重过剩下农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最后，笔者试图得出的结论是，在双重过剩条件下，必须打破传统思维，加快农业基础性地位的转变——使农业部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逐步由产品贡献、就业贡献和外汇贡献转向市场贡献，否则，劳动剩余经济难以走出有效需求不足的陷阱。在这一章，笔者还对日本和美国在大萧条前后的农业政策进行了一些考察，使读者能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双重过剩条件下，加快农业基础性地位转变的重要意义。

第六章要探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应当如何解决双重过剩的问题。笔者首先探讨出口导向战略在劳动剩余经济中历史地位；然后试图揭示在双重过剩经济条件下，出口导向战略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了出口导向战略取得成功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最后，要思考在一个存在双重过剩问题的大国，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在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为了解决双重过剩的困扰，应当先扩大外需，再扩大内需问题；短期内要注重外需，长期来看则要注重内需；外部环境比较乐观时要为扩大内需作充分准备，外部环境不乐观时迅速转向扩大内需。

第七章是有关中国现行经济问题的分析，目的是要阐明中国如何走出经济过剩的问题。本章首先对中国近年来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进行了定位，提出我国面临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的局面；然后对近年来理论界围绕“买方市场”、“过剩经济”、“通货紧缩”三个重要概念的种种争论进行了梳理，并指出这三个概念都不适合概括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最后，笔者用重笔探讨中国在双重过剩下该做出什么样的政策抉择：（1）是调整结构？还是刺激需求？（2）是扩大外需？还是扩大内需？（3）是刺激投资需求？还是刺激消费需求？（4）是要开拓城镇市场呢？还是要开拓农村消费市场？（5）是要提高农民的消费倾向？还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很显然，要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为：每一种政策观点都有许多支持者，都有各自充分的理由；各种政策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而往往是相辅相成和互为条件的；有些政策在这个时候可能是无效的，而在另一个时候又完全可能有效。笔者不敢也不愿断言，自己的政策主张就是唯一正确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通过本文的输理，读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每一种政策主张的内涵；还有一点也可以肯定，在一个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的经济中，行之有效的政策不应是凯恩斯式的，更不应是刘易斯式的，而应是与本国国情相符的。

2004年论文题目：工资、就业的议价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作者简介：陆铭，男,1973年03月出生，1999年01月师从于复旦大学袁志刚教授，于2001年07月获博士学位。

摘 要

这篇论文是一项考察工资和就业决定机制的研究，理解工资和就业的决定机制是理解劳动力市场，进而理解经济运行的基础。本文的主体部分所要回答的问题主要有三个：(1)在中国的经济转轨时期，企业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数量是怎样决定的？(2)在这样的工资与就业决定机制下，国有部门的经济效率将受到怎样的影响？(3)在就业体制改革过程中，为什么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越来越大？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运用了议价理论(bargaining theory)作为基本的分析方法，而这一研究本身也构成了对于工资和就业议价理论的一个发展。

与其他转轨经济国家一样，中国转轨时期的经济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同的是，由于中国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使得中国转轨时期的经济体制呈现出了独特的特征。在就业体制方面，转轨时期的国有部门仍然受到来自于政府的工资和就业管制，而非国有部门则能够自由地进行工资和就业的决策。在国有部门，受到传统体制的影响，劳动力还没有通过自己的组织(比如工会)形成与企业进行工资和就业议价的制度框架。而在非国有部门，由于劳动力的收入水平较高，企业又有较为自由的解雇职工的权利，因此劳动力也处于相对的弱势，职工缺乏动力组织起来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就业。鉴于以上制度背景，在本文中，我们认为劳动力对工资的影响是通过效率工资(efficiency wage)机制来达到的，也就是说，职工可以根据工资水平选择自己的努力水平，这样企业在进行工资和就业的最优决策时，就不得不考虑到职工的行为选择。反映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区别的关键是政府在国有部门仍然实施着对于工资和就业的控制。提高就业和控制工资增长是传统体制下政府的目标，但在经济转轨时期，这种控制已经不象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那样完全是一种强制性的控制了。国有企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利润目标，企业的管理者更是有自己的经济目标，来自于企业的声音也对于政府的政策也有影响。在政府和企业间的议价框架之下，我们可以清楚地表明，中国转轨时期的工资和就业是在企业目标和政府目标的相互作用下决定的。

对于第二和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试图证明，在二元就业体制下，政府对国有部门的工资和就业决策的干预，既保障了社会稳定，也损害了国有部门的效率。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与所有制有关，但是，我们认为对转轨时期国有企业低效率现象的解释首先应该从政府的干预入手。本文的理论模型说明，转轨时期国有和非国有两个部门在就业体制上的差异可以解释两个部门的效率差异。我们还发现，在政府对国有企业仍然采取工资与就业的管制的情况下，越是改善对企业管理者的激励，越是使得管理者有激励去追求政府的目标，增加企业的就业，压低职工的工资。因此，在保留对企业的工资和就业的管制的情况下，激励机制的改革不是改善了企业的绩效，而是使得企业的绩效进一步恶化。由于就业体制改革的规则是先从效益差的企业入手，而且就业体制的改革往往还伴随着企业的非国有化过程，因此存量国有企业往往是那些绝对效益较好的企业，政府对这些企业仍然保留着一定程度的工资和就业管制，这就造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相对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扩大！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由于转型期间国有企业的工资和就业是受到政府管制的，因此，国有部门存在着一定规模的过剩就业，同时国有企业的工资是被压低的，这时，国有企业的工资和就业一定会偏离企业利润最大化时的最优水平。(2)在改革过程中，一些绩效较差的国有企业在实行就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也进行了非国有化（或被关闭），而剩下的构成存量的国有企业却往往是那些绩效较好的国有企业。但绩效较好却成了政府延缓这些企业就业体制改革的理由，由于仍然受着来自于政府的工资和就业管制，存量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间的工资差距和效率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而在存在政府管制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激励机制改革只会使国有企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恶化。

本文所隐含的政策含义是显然的。为了让国有企业得以在市场上与非国有企业平等竞争，并且使得激励机制改革真正有效，应该放弃对国有企业工资和就业的控制。而为了改变政府和企业进行工资和就业议价的格局，必须改革国有企业的人事制度，使企业不再过多地追求政府部门的目标。

本文的理论创新在于：(1)本文在对国有企业的工资和就业决定进行建模的基础上研究了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效率差异成因，解释了为何国有企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在改革后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本文的结论是，有效的激励机制改革必须以政府放松对企业的管制为前提，否则改革的效果适得其反。这一观点为理解国有企业效率的影响因素和它的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相比之下，已有的理论均不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恶化的现象，也没有充分地重视政府管制给经济效率造成的影响。(2)如果我们用工资和就业议价的参与者作为一个维度，用工资和就业议价的体制背景作为另一个维度的话，那么就可以将工资与就业的议价模型划分为四大类，即市场体制下的企业与工会(职工)议价模型、市场体制下企业与政府议价模型、转轨体制下的企业与工会(职工)议价模型和转轨体制下企业与政府议价模型。目前已有的工资和就业议价模型可以分别归入前三类，而本文的工作则是第四类中唯一的一个模型，这也是本文对于工资和就业议价理论的一个发展。(3) 本文首次将议价理论运用于模拟中国国有企业中政府与企业通过协商决定工资和就业的机制。本文在已有的中文文献中，较早地系统总结了议价理论及其发展，为该理论在中国的推广打下了基础。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导论之后的第二章进行了一个议价理论的述评，其中将重点介绍议价理论的两个分支，即由纳什开创的公理性的合作博弈议价理论，和以鲁宾斯坦模型为代表的战略性的非合作博弈议价理论。第三章是一个针对工资和就业议价模型的综述，其中包括了最具有代表性的管理权模型和效率议价模型这两个企业与职工间的议价模型，以及一个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就业议价模型。从第四章开始，我们转入对转轨经济中工资与就业决定机制的研究。除了对一些相关文献进行了评论以外，我们还基于东欧转轨经济的体制构造了一个包括政府工资总额管制的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工资和就业议价模型。

从第五章起是我们对于中国转轨经济体制下工资与就业决定机制及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的研究。在第五章中，我们首先对中国转轨时期的二元就业体制进行了一个描述，并对这一体制下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不同的工资与就业决定机制进行了界定。由此，我们说明了为什么公理性的议价理论同样可以用于研究中国转轨时期工资和就业的决定机制，同时，我们也讨论了政府、企业和职工在工资和就业的议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第六章中我们首先用一个企业与政府间的合作议价模型框架分析了国有部门的工资和就业决定机制。以这一基本模型为基础，我们比较了二元就业体制下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不同的工资与就业决定机制，并证明政府对国有部门工资和就业的管制是造成不同所有制企业间效率差异的重要因素。之后我们通过比较静态分析考察了模型的一些外生变量对企业均衡的工资和就业，以及企业效率的影响，其中，我们所特别关注的是企业的激励机制改革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含义，提出了今后的若干研究方向。

2004年论文题目：企业家的企业理论

作者简介：杨其静 ，男,1972年12月出生，1999年09月师从于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教授，于2002年06月获博士学位。

摘 要

本文尝试着从企业家角度来认识企业的本质，并力图逻辑一贯地揭示企业的各种契约和组织关系形成与演变的一些规律。

我们注意到主流企业理论基本上是以“资本家”作为逻辑起点和研究焦点，在本质上是“资本家的企业理论”：要么以“股东利益至上”为理论基础，着重研究制度应该如何安排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增进股东的利益；要么以“资本强权观”为理论基础，着重研究财产所有权应该如何配置才最有效率。虽然该框架对很多现象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这并不意味它已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严谨的逻辑，因为该框架还存在着一些不应该被忽视的缺陷：第一，许多关键性的权利（rights）（比如剩余索取权）或者权力(power)（比如剩余控制权）都是先验给定的，其内涵、外延以及存在基础并未得到严格考察；第二，过分依赖规范分析方法，却往往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忽视了对企业实际的形成过程和运行规律的考察；第三，过分关注道德风险，尤其是与专用性投资相关的敲竹杠风险，以至于防止道德风险似乎成了企业制度安排或者企业治理的唯一内容；第四，基本上是以成熟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作为研究背景，而缺乏对创业阶段的研究。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日益呈现出“企业家经济” 和“知识经济”的性质，大量缺乏初始财富的企业家成功创业。在这些企业中，企业家并非一个简单地听命于外部投资者的代理人，他们所获的权利/权力也难以单纯地依靠非人力资本投资来解释。与此同时，许多企业的关键资源不再是那些专用性很强的实物资产，而且不少企业制度也并非为激励专用性投资而设计。由于主流分析框架难以对这些现象给出满意的解释，因此有必要换一个视角来审视企业，以便为企业理论找到一个更为合理的逻辑起点和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企业家”及其“创业活动”也许就是一个好的切入点。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企业并不是天然物，而是企业家所创造的一种特殊组织。这就意味着，企业家及其创业活动是企业及其各种契约关系发生发展的天然起点，而且是一个相对洁净的起点，因为在这之前根本就不存在企业，当然就更谈不上企业内部的权利/权力关系。鉴于此，我们尝试着站在企业家的角度，采用比较彻底的个体主义的实证分析方法来研究企业内部的契约关系和组织。这也就是第一章的内容。

当我们强调企业是企业家所创立的时候，就必须首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企业家可否直接出售其创意而不必亲自创立企业？第二章对此作了回答。在批判“科斯设想”的基础上，我们指出，由于现实中企业家的创意和企业家能力难以被直接买卖，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企业家必须亲自建立企业，以便把自己专有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物化到这个特殊装置之中，从而转变为易于让度和定价的资产。由此可见，企业是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自我定价器”而被企业家创造出来的，而这也正是企业最初的性质。我们也由此可推断：如果国家限制创业活动，或者限制企业家在企业中的权利，那就会阻碍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过程，从而会降低经济的活力。

由于充足的资本是开展创业活动的先决条件，所以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值得特别关注，自然也就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在第三章中，我们首先认识到现有的绝大多数所谓的“企业家融资模型”在本质上仍然是“资本家的投资理论”，而且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投资者的主要风险来自于企业家创意的可靠性和企业家能力的不足，而非企业家的“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更重要的是，投资者并不拥有先验性的超级权力/权利。作为产权交易的结果，外部投资者天然的或者必须获得的权利只是保留投资报酬索取权r和控制投资风险的权利——直接约束和影响企业家和企业活动的控制权C，直接从企业抽回投资的赎回权T，以及将企业产权让度给第三方的流动权L。当然，这些控制投资风险的权利（C, T, L）能够弱化投资者的参与条件；而且所有的这些契约权利之间存在复杂的互补和替代关系。

对于企业家来说，选择恰当的融资契约（r, C, T, L）十分重要。在第四章中，我们构造了一个关于企业家最佳融资契约安排的一般均衡模型，以便对其中的规律给出一些内生化的解释。我们首先证明了企业家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将自愿成为最后的剩余索取者，而将企业残值的优先索取权让度给外部投资者（定理1），即企业家将用自有资本为外部投资者提供某种担保服务。由此推导出一系列很有意义的结论，其中比较重要的结论有：（1）即使不受财富约束，也存在一个最佳的企业家自有投资比例（定理2）。（2）为了与为数有限的投资者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权益性资本成为企业家的首选（定理4）。（3）企业家投入的自有资本比例越大，市场对其创意的价值和企业家能力的评价越高，那么企业家让度给外部投资者的控制权和股权（或者单位投资报酬索取权）就越小（定理6、7、8、9）。（4）融资契约通常允许当事人在事后根据情况的变化对初始的契约权利分配进行相机调整，尤其是当创业成功之后，外部投资者将自动丧失优于企业家的契约权利（定理10）。（5）我们由此推断“股权型可转换证券”及其类似契约组合将是企业家最常用的融资契约形式。（6）我们还指出，若企业家过早地与风险投资家合作，将导致权利过多的让度而不利于创业活动的成功。

在第四章的最后一节，我们研究了资本市场对企业家融资活动的影响。总的来说，我们认为资本市场降低了外部投资者的资产专用性程度，有利于弱化他们的参与条件，从而有利于刺激企业家的创业活动。由此，我们也推断，企业家经济的繁荣必须以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基础。

沿着上述模型的逻辑，第五章研究了企业内部组织安排的形成和演变规律。我们首先批判了当前流行的“监工论”，强调企业家主要是企业的“制度设计师”，并且认识到企业组织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分散的知识和能力。由此认识到，风险投资家往往是企业家团队的重要成员。此外，我们还证明“职业经理化”不但是企业家外部融资的必要条件，更是保证创业成功之后自己长远利益最大化的主动选择。

在本章的最后一节中，我们特别指出，随着企业家成功地将企业家人力资本物化在企业之中，企业家也就转变为一个普通股东。然而，此时的企业资产已不再是单纯的非人力资本，而是一个凝聚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生命体，即一个能够不断创造价值的特殊实体。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企业家在内的股东才拥有了某种所谓的“资本强权”。

上述的这些研究又促使我们对现有的企业理论做进一步反思（第六章）。首先，只要把企业家作为企业之母，我们就会发现企业出现并不是对市场价格机制的简单替代，而是弥补了市场缺口，创造并拓展了市场。其次，我们发现“剩余索取权”并不是资本家的特权，而且不同当事人的“剩余索取权”的基础和性质是不相同的，所以笼统地断言“剩余索取者应该控制企业”或者“企业归剩余索取者所有”是不恰当的。与此同时，“剩余控制权”也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因为它的基础是“资本强权观”，而这种权力观不仅没有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不能被逻辑一致的坚持到底。此外，我们认为企业治理问题的核心内容应该是关于组织租金的创造和分配，而且构成谈判力基础的不是专用性资产，而是不可或缺的专有性资产。我们建议应该认真考察不同企业参与者的权力基础和性质。最后，关于企业的边界，我们认为不应该把企业看作一堆机器设备，而应该把它视为一个相对稳定的获利能力的集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