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1、《资本论》里有几个“必要劳动时间”？各是什么？

2、《资本论》里有几个“剩余价值”？马克思各是怎样论述的？

3、哪个“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工人剩余价值？

4、哪个“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

5、哪个“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

暂时提这个5个问题吧。

兄弟，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

提个问题：

有一种论调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种“破”，但是马克思本人对经济学领域并没有“立”。这里想咨询杨教授对此的看法。

杨老师您好：
    美国和日本掀起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了全球各国竞相贬值和降息的或者政策。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作为货币输出国的可以从中收益，而我国作为出口拉大型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产业结构在世界产业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或金融体系尚不健全，在西方国家的一再干预下实行国际化的人民币不断升值，出口企业经营环境不断恶化和国内货币贬值及通胀的预期加剧。。。。
请问杨老师三个问题：
1、我国如何应对美日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2、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
3、目前，发达国家经济疲软实行贬值、降息等宽松货币政策，而新兴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货币升值的压力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削弱新兴发展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使得全球经济复苏更加缓慢，如何化解这一全球性矛盾？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厦门大学经济系的杨继国。感谢人大经济论坛的邀请，很高兴有机会与大家交流的机会。

下面我按顺序回答大家的问题。

首先，把我国的改革与“私有化”联系起来，或者把改革等同于私有化，是错误的，这也正是一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经济目的而故意误导改革的人的想法和做法。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要搞清楚一个概念。一个是“改革”，一个是“私有化”，另一个是“深水区”。
所谓改革，是对现有制度的弊端进行剔除，局部改变生产关系和管理制度，而不改变整个制度的性质。如果改变制度的性质，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我们的改变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前提下的兴利除弊，而不是根本改变社会主义主义制度本身。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本质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是尤其特定内涵的的，那就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政治上实行人民当家做主的真正民主制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
私有化，就是将公有制经济不断改成私有制。这个“化”，是个动词，表示渐进改变的一个过程。私有化的的目的就是私有制。改革容许一定程度的非公有制经济存在，但一步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为限，所有这个不等于私有化，二位目的不同。上述内容都在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可是我们有些人就是一方面高喊“法制”‘宪政’却偏偏是宪法而无物，为儿戏，大力主张私有化。
所谓深水区，是个比喻。如果比喻在河里捞鱼，深水区可能有大鱼，但深水区有危险；为了捞到大鱼，冒险也是值得的。问题在于，这个鱼是为谁捞的，哪些人可以去捞鱼？如果只有少数人去捞，或者为少数人捞，或者这个鱼本来是公家的，现在个人可以捞为己有，那么这个深水区还是不要去踩为好。如果为大家捞鱼，就应该大胆地区踩。
如果你是要过河，那要看清方向，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就大胆去踩；如果是向着资本主义方向，那是禁区。
因此，所谓改革进入深水区，说明现在改革遇到的危险，障碍。我们要分析，你的改革措施的这些障碍究竟什么地方？如果来至决定的老百姓，说明，你的改革牺牲老百姓的利益，应该坚决反对；如果你的改革措施受到大多数老百姓欢迎，只是少数利益集团反对，那么只要你的措施是发扬我党的群众路线，从分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为老百姓服务，被老百姓理解了，老百姓会抬着你读过深水区的。
之所以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不是为了某个政治目的的需要，而是中国特色的国情不适合搞资本主义，这是被中国近代史证明的。也可以用经济学来证明：市场化改革面对的国际市场，面临的是国际跨国大资本的竞争。一个落后国家刚刚起步的企业按照国际资本定的规则参与竞争，结局只能是被吃掉。这是中国的民族资本老是不能发展壮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根本经济原因，这个可以用博弈论来证明。后发展国家要参与国际竞争只能走与发达国家不同的道路，借助于国家的整体力量才有可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个也是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起飞的秘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经济原因。我们单个的企业力量弱小，但是我们是大国，只要充分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大家扭成一根绳，就能取胜。扭这根绳的动力就在“公有制”。
改革几十年来不可否认取得了绝大成就，这个成就的取得正是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但是，也不可否定出现了一些弊端，这些弊端正是某些领域过度“私有化”自由化的结果。
综上，中国的改革现在不但不能进一步私有化，而是要强调加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时候了。

据我所知，还有西北大学，上海财大等。

马克思是研究经济危机的，请问马克思的宏观调控是什么样？

据我所知，还有西北大学，上海财大等，

马克思企业理论遵循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你好！
关于中国问题我谈几点供参考：
1.马克思理论有阐述企业理论、市场运行的理论么？说马克思讲经济制度这个我理解，但是如何运用马克思理论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上，我表示不太了解，希望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2，现在我们国家经济改革比较成功 了，虽然还要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等，但是政治改革，制度改革依然关键，我们有什么政治改革的方向么，怎么走？谢谢
答：回答你的以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不属于经济学，加上时间关系，就这里回答了。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尤其《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鸿篇巨著，其逻辑起点是商品，商品是企业生产的，当然马克思有企业理论，而且其中有涉及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企业理论的所有相关领域论述。事实上，科斯在写作的的著名的《企业的性质》时就间接受到马克思的影响。科斯创立的他的新制度经济学就是提出了著名的“交易费用”范畴。这个范畴首先是在区分了配置资源的两种机制——价格机制和计划机制——基础上提出的。他的认为企业存在计划机制的思想来源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的论文，而多布的这些话来自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科斯在“注释32”写道
　　“对这些动态力量的说明是由莫里斯·多布提出的，参见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p. 68．“既然企业的工作是在监督人员的鞭子之下被组织的，工人劳动的进一步结合便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直到1846年以后它由强有力的机构来指导，这才得以恢复。”认识到由家庭制度到工厂制度的变迁并不单单是个历史的偶然，而是由经济力量决定的，这似乎很重要。事实表明，由工厂制度到家庭制度的变动是可能的，如俄国的例子，反过来也一样。价格机制不能运行是农奴制的本质。因此，那里不得不由一些组织者来指挥。当然，当农奴制过时了，价格机制就能运转起来了。直到强有力的机构安排工人进入某一工作位置，它才智代了价格机制，而且企业再度出现。”《资本论》中马克思说：“工场内部的分工”“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只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产品的买卖为媒介”，而在工场手工业中是“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资本主义企业“呈现出一幅有计划和有权威地组织社会分工的图画”《资本论》第一卷，393－396页）。科斯在分析企业的内部资源配置时，也用了“权威”“命令”等词来描述企业内的“计划”机制。
　　马克思企业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企业的起源（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与规模理论、股份公司理论、企业的职能理论、企业的内部结构理论、企业的契约性质理论（有与科斯定理相对的“马克思定理”，可以解决科斯的问题和科斯不能解决的问题）、企业的费用理论（企业节约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新制度经济学只讲节约交费费用！）等等。而且不同于所谓“现代企业理论”。
　　关于市场运行的理论，如何指的是新古典经济学那样的“静态理论”，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很少，因为马克思是解决不同的问题。他要解决的是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机制和过程，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本质规律和内在矛盾。不过，运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我们可以自己发展出马克思的“市场理论”，如果需要的化，也可以发展出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学”，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现代增长模型的先驱，也是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
　　至于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现代经济学，首先马克思经济学本身是属于现代经济学，不是古典经济学。从内容上，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不同；从起源时间上看，马克思经济学与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先驱的“边际学派”都产生与19世界60-70年代。
　　如果说的是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当代经济，研究现实问题，那也没有问题。尤其是现在这样的世界经济危机问题，只有用马克思经济学才能把它讲清楚。我们知道，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的分析是无能为力的；凯恩斯主义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也受到严重质疑，对于这次经济危机也没有什么办法。
　　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用于分析现代问题，不排斥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马克思经济学的灵魂是分析方法（注意：方法不用于“工具”，工具只是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那学书本上的“教条”。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
　　


能源经济学博士点：还有西北大学，上海财大等，

真实精算：老师您好！马克思严重低估了企业家所付出的劳动（处理风险的劳动），我认为资本家从未剥削过劳动者，因为处理风险的劳动强度无论在生理心理上都超出体力劳动多得多，望您在百忙之中回复。
答：马克思没有低估企业家的付出。在现代企业中，企业家是只是资本家的“高级打工者”，即高级雇员，他的劳动与其他劳动者的劳动一样有创造价值的一面，而且是复杂劳动，必一般工人在同一时间创造了更多的价值。所以他们的劳动力价值远远高于工人。不过，企业家的劳动有“二重性”：一是创造价值的“管理劳动”，二是监督工人的“监督劳动”。监督劳动主要是帮助资本家多创造剩余价值。这点，有许多研究证明，在一个由工人管理的“合作企业”里，没有监督者（管理者是要的），企业效率有时更高，至少不会更差。这证明，避开私有不说，企业家的有一部分劳动是“浪费性”劳动。12.aituo：继续推进私有化有没有作用？
楚西秦南：杨教授您好，马克思认为资本家通过剥夺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致富，但是也有不少批判的观点，认为他忽略了资本家付出的大量资本和许多无形的管理成本，这些也都算是资本家付出的劳动。请问您对这一问题如何看待？而我们从劳动者的角度看，中国有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外国许多加工类工厂都设在中国。而向富士康这样的企业严重压榨了普通劳动力，这些问题又该怎么看待呢？这些算作是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吗？如果不算，那马克思经济学有没有什么新的理论可以解释这样现象？谢谢，祝好。
关于剥削问题，首先要搞清楚马克思讲的是什么意思。他讲的剥削是指：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
　　资本家出了资本，首先是，资本不创造价值，资本正是生产的条件，是生产资料的价值形式。这些生产资料本来是大自然的赋予我们每个人的，现在由于资本家通过占有的资本而完全占有了生产资料，而工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避开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通过”圈地运动”“殖民地”等方式获取不谈，其他时间的“资本”也是工人剩余劳动一部分的价值。当然，这是从资本主义起源和资本主义生产总体而言，不排除个别资本家通过自己的“积蓄”而成为资本家的，但是这个不具普遍意义。个别资本家的不通过剥削的积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制度；个别资本家即使通过自己积累了原始资本，那在后来的生产中也不可能不剥削工人，应为他面对的是个竞争的市场，不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不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企业一定会倒闭的。他的这个行为也不符合经济人的“最大化”假设。
　　富士康是否存在剥削我想不用解释了。
　　现在一些人讳言剥削和阶级斗争，不等于这类东西它本身不存在。

关于中国问题，请参见我对“坛友遥望北城”问题的回答。

这位朋友的说话国于绝对。但是，你确指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研究马克思经济学首先必须自己有共产主义信仰。谢谢！

过于绝对

答：马克思没有低估企业家的付出。在现代企业中，企业家是只是资本家的“高级打工者”，即高级雇员，他的劳动与其他劳动者的劳动一样有创造价值的一面，而且是复杂劳动，必一般工人在同一时间创造了更多的价值。所以他们的劳动力价值远远高于工人。不过，企业家的劳动有“二重性”：一是创造价值的“管理劳动”，二是监督工人的“监督劳动”。监督劳动主要是帮助资本家多创造剩余价值。这点，有许多研究证明，在一个由工人管理的“合作企业”里，没有监督者（管理者是要的），企业效率有时更高，至少不会更差。这证明，避开私有不说，企业家的有一部分劳动是“浪费性”劳动。

关于剥削问题，首先要搞清楚马克思讲的是什么意思。他讲的剥削是指：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
　　资本家出了资本，首先是，资本不创造价值，资本正是生产的条件，是生产资料的价值形式。这些生产资料本来是大自然的赋予我们每个人的，现在由于资本家通过占有的资本而完全占有了生产资料，而工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避开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通过”圈地运动”“殖民地”等方式获取不谈，其他时间的“资本”也是工人剩余劳动一部分的价值。当然，这是从资本主义起源和资本主义生产总体而言，不排除个别资本家通过自己的“积蓄”而成为资本家的，但是这个不具普遍意义。个别资本家的不通过剥削的积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制度；个别资本家即使通过自己积累了原始资本，那在后来的生产中也不可能不剥削工人，应为他面对的是个竞争的市场，不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不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企业一定会倒闭的。他的这个行为也不符合经济人的“最大化”假设。
　　富士康是否存在剥削我想不用解释了。
　　现在一些人讳言剥削和阶级斗争，不等于这类东西它本身不存在。

　　这个不是我研究的方向，可能回答不好。简单说说我的看法。
　　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这个是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我国也一样。至于是否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要具体分析。
　　我国是个人口大国，而且农业人口众多，而且是个后发展国家，农业的工业化现代化与发达国家的道路不一样。我想我们的道路应该是城市化与城镇化结合，因地制宜。
　　不管是城市化和城镇化，都不能搞指令，一刀切。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农村人口如何减少，在于现在的农业人口如何能致富。如果城市和城镇不能有效长期解决转移的剩余人口就业的问题，盲目引进“资本”使农民失去生产资料而又没有稳定的新的生产资料，让8亿农民都沦为资本的雇佣工人，这将是个不可想想的事情，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
　　我想，“三农”问题的存在，要搞清楚根本在哪儿。
　　农村和城市都是市场经济，按理说，他们各自生产等价交换，都会致富。但结果恰恰相反。由于改革后的农业属于“小生产者”，他们面临的市场是城市工业的“大生产者”，二者处于不平等地位，自然处于下风，事实上处于其剩余劳动通过“准组”形式转给了资本，因而加大两级分化。
　　因此，解决思路应该是提高农民的“竞争地位”，这要求他们自己改变“小生产者”的地位，变为“大生产者”，就是组织起来然后再参与市场竞争。这样，农村自己能过壮大发展了，城镇化就自然而然形成了。华西村和南街村就是很好地例子，他们早就城镇化了，而他们人人有工作有生产资料，没有沦为城市资本的雇佣。
　　

谢谢你的夸奖，过奖了！
首先，我当年读博做得并是太好，实现也没有打算提前毕业。只是毕业论文准备得早动笔早，二年级结束已有了初稿，拿给导师看，导师说已经基本达到博士论文水平了，他建议我抓紧修改提前参与上个年级的答辩，最后答辩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当时主持答辩的主席复旦大学的洪文达教授给与了很高评价，对我是个很好的鼓励。
我想，我能提前毕业并获得优秀，除了我自己准备得早而外，可能并不是因为我写得很好，而是因为我选择了马克思经济学作为论文方向。当时已经很少人对马克思经济学感兴趣了，而我还坚持做这个，可能对我的鼓励吧。
毕业后我一路走来，我在职称评定等方面都是破格提前的，这与我掌握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在科研论文发表方面没有遇到太多困难有关。
关于博士期间学术研究的建议，谈点自己的体会供参考：
多写。把写论文当成是学习的一种方式。要写论文就促使你去思考、去看参考书，这样带着问题去读书，比泛泛地读书，效果好得多。写论文除了需要知识基础，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技巧，写多了，就会了。同时，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也是要在实践中掌握的，科研写作就是实践。
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比掌握知识更重要。不懂的知识是可以找参考书、网络查找的，而“方法”是一种能力，一种技巧，一种智慧，是查不到的。正确的方法就是获取知识和创造知识的能力和智慧。当然，错误的方法也可能把你引入歧途，这个需要好的老师指导，一面走弯路。就我个人而言，我一开始就十分注重马克思经济研究方法的学习和研究，并尽量做到触类旁通，比如我并马克思的方法与西方经济学分析工具结合、把马克思方法与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中国式思维方式”结合起来，有了一些初步的体会和自己的想法。
及早选定研究方向，一旦定了，就坚持到底，不受外界的影响。要有自己的主见，但同时能认识到自己的弱点，才能不断进步。

1.《资本论》里有几个“必要劳动时间”？各是什么？

严格说，只有一个“必要劳动时间”，就是工人为自己的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或者说为生产工资所代表的劳动时间，是相对于“剩余劳动时间”而言的。工人的劳动时间共分为两部分：为自己（含需要供养的家属）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和为资本家生产的剩余劳动时间。用价值的形式表示前者为v，后者为m。商品价值由这两部分加上生产资料的价值c构成，家w=c+v+m
如果说，有“必要劳动时间”几个字的概念，还有一个，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与“必要劳动时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正常生产条件下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它决定该商品的价值量。这是从商品的“供给”角度讲的，假定生产的商品都能正常卖出去。
   学术界还总结从一个所谓的“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有这样一段话，被概括为“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论述：
所谓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社会按比例分配劳动时分配给某一生产部门的社会劳动时间量。“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相互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
“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从需求角度论述的，应为社会所需的商品是有“分配”给某部门用于购买的“价值”决定的，生产多了将会有一部分卖不出去，市场不能出清，即使你生产时是按照所谓“第一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的。长期看，这些没有卖出去的商品中所包含的价值量将变为其他卖出去的商品的“价格”，这是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顺便说一下，经济学中用货币数量论来解释通货膨胀，是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批判过的错误理论。
2.《资本论》里有几个“剩余价值”？马克思各是怎样论述的？
据我所知，应该只有一个“剩余价值”，就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超过自己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当这个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是相对于可变资本而言，它叫“剩余价值”；如果站在资本家立场看问题，剩余价值相对于资本家的全部预付资本而言，看成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共同的增殖时，它叫“利润”。当利润率平均化后，单个的剩余价值与利润是不相等的，因为平均利润是按投入的资本量，按照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原则分配的。但是，平均利率只是对全部剩余价值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而已，因而，它不改变剩余价值的本质，从量上分析，全部平均利润等于全部剩余价值。3.哪个“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工人剩余价值？
应为只有一个剩余价值，因而都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工人的剩余价值。4.哪个“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
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工人的劳动力价值量，只有剩余劳动时间才是工人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当然，在同一时间内，假定总劳动时间不变，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是彼此消长的：必要劳动时间长，剩余时间就断，反之反是。资本家正是通过相对缩短雇佣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来相对延长其剩余劳动时间的。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增加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主要是手段。也正是这种方式一方面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率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从而在宏观上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5.哪个“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哈哈，网络真大，网络真小！高兴在这里遇到东北师大的校友！
浙江大学的调查是否有代表性，我这里不说。但是，国有企业改革中和改革后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却是事实。但是，这些问题不一定是国企本身导致的，这点也是事实。因为有问题在改革前并不存在。国企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是中国市场经济唯一能够与国外大资本竞争的基础；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民族私有资本十分弱小，它不可能在世界市场自由竞争中普遍取胜，只能靠国有经济借助国家的力量才能抵挡国外跨国资本的强力竞争；中国的民族私有资本只能围绕国有经济发展共同对方外国资本的竞争，才是出路，不要试图靠搞垮国有经济来发展民族私有资本。这个是中国名族私有资本的宿命，已被历史和现实证明。
因此，中国应该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同时改革国有经济的弊端。一些人对准中国国有企业的所谓“垄断”问题。大家想想，在中国的外资跨国企业都是“垄断集团”，中国的好多行业都已经被外资垄断控制，就像大豆及其加工业这样中国的传统优势产业都被外资垄断了，控制了，民族大豆也飞灰湮灭。我们没有听到几个“专家”反外资的垄断问题，而对国有企业的垄断却在不停地开火。我不是说国有企业的垄断没有问题，但不是主要问题。面对外资的垄断，国有企业难道要“自由”？这样的竞争，对中国公平吗？
   中国国有经济的弊端主要在于“政企分开”的改革模式下，企业领导者失去了有效的监督机制。现代公司制企业“监督者的监督者”缺位，是个公司治理的普遍难题，私有制经济也不例外，但政企分开的国企更加严重一些。
   我认为，解决的办法应该重行审视“鞍钢宪法”的经验，将它理论化规范化。“鞍钢宪法”的精神从中国传到日本，再从日本传到欧美，引发了西方管理学的革命，产生了以人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后福特主义”管理理论。遗憾是，中国人却不自知。
   鞍钢宪法即解决了对管理者的有效监督问题，这个机制就是“民主管理”，远比西方的“人本管理”先进；同时解决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搭便车难题”。现在是应该好好研究一下鞍钢宪法的时候了。

这说明你读资本论还是不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论述了两个剩余价值。你不妨在回去仔细读一读。

再问一个问题？马克思是怎样将货币换算成时间的？

这里涉及到几个问题先界定了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这里的“量化”是指数量模型呢？还是“计量方法”？如果要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用一个模型来表示，确实是不行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动态的、历史的动态体系，他不是线性的。数学方法不适合处理这样的问题，基本只适合处理没有历史的线性问题，这个与西方经济学的体系相适应，就是西方的制度经济学也基本不适合数学模型处理的。但是，当我们定性研究了经济的性质后，相对静止的问题还是可以用西方经济学类似的工具处理的，但这些数量工具只能起辅助作用，而不能用它代替逻辑分析。
是为了能用数量分析而改变经济学的非线性系统分析法更好呢？还是坚持非线性的系统分析法，同时在需要的时候采用数量分析呢？我个人认为还是前者更加合适。当然我说的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应该用什么养的方法不是这里讨论的范畴。
　　所以，马克思经济学不能量化和不系统是个误解。但是目前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面确实存在在量化分析做得不够的问题。大家只有充分理解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后，有计较才会有鉴别，才能对他们做出科学的评价，才能说清楚他们二者的关系。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理论体系，基于不同的研究方法；这里涉及到不同经济的研究目的和为什么人的问题，不管大家是否承认，却是个客观的事实。如果仅仅从技术上说，二者是可以互补的。
　　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还是西方经济学研究都都应该反对一个倾向：教条化！过去我们反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这是对的；现在又面临西方经济学教条化问题。片面的全盘的西方经济学化也是一种教条。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应该立足中国现实，立足中国文化，解决中国问题，建立中国学派，为中国服务。应该从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和文化中吸取理论营养，寻找方法论基础。那种认为中国没有经济学，而主张全盘照搬马克思经济学或者西方经济学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中国化”：立足中国的特色历史和改革现实，根植于中国的元典文明，继承优秀的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借鉴西方经济学分析工具和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方法，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建立中国经济学。

请参考上面对“caixiaqing”坛友的回复。

城镇化是以加工业和服务也支撑的，切忌在不具备这个两个条件的前提下强行采用行政手段城镇化，更切忌把“城镇化”当成“圈地”的手段。像贵州这样的地方应该因地制宜，在保护好环境前提下，发展特色产业。其他参见对yucuiting的回复。

　　这个问题一是不是我的研究法方向，我无法准确回答；二是时间关系不能详细回答。只能说几个原则：
　　在自身还不强大时，不能盲目放开资本市场，开放金融业。金融乃现代经济之命门，十分重要，如果被外国人左右是十分危险的；
　　 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相当于外国通过货币洗劫国民；但现在由于产业结构按照所谓的“比较优势原理”布局，靠廉价产品大量出口维持经济增长，必然导致劳动者收入下降，内需不足，而强化外向型经济，同时导致大量“外汇储备”，这些储备变成国内天量增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同时外汇储备增加又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这正是中国经济目前的“两难所在”：人民币不升值，等于白送外国人产品（赔本买卖加上外汇换不断贬值的美元），即耗费了中国的资源和“健康”，又没获得实惠，获得的只是GDP数字的增长率！如果人民币升值，由于外向型低端产业结构已经形成和固化，升级困难，马上就会影响这些企业的出口，导致大量失业和经济增长放慢。真实“左右都不是人”啊！
　　我想出路只有一条：尽快产业升级，靠科技强国，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以扩大内需。这靠参与国际市场“自由竞争”是不能做到的，自能依靠大国的集体（国家，公有经济）力量才能做到。
　　

　　马克思只是如实地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和运行规律，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无所谓“破”和“立”的问题。“破”和“立”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资本主义出去以“立”为主，晚期以“破”为主。如果说当一个事物发展处于“破”的阶段非要去“立”它，则是办不到的。就资本主义经济而言，它的“破”，比如严重的经济危机，除非用“非资本主义方式”（非市场机制），否则是没有解决之道的。马克思经济学的目的只是诊病，并不开方；即使开了方，资本主义也不会采用，应为这个方子是“非资本主义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有类似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也会生病，根据马克思经济学的诊断，病了还是可以开放的，这个工作要靠我们来完成，而不要寄希望马克思把什么都给我们做完了，我们就等着坐享其成。
　　

你是研究《资本论》的，所以才跟你探讨。

马克思的3先令=6小时是怎么得来的？

受教了！不是把货币换算成时间，而是把价值换算成时间。

马克思没有专门的企业理论，所谓企业理论是贯穿于 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整体的组成部分，当然研究马克思企业理论应该用马克思经济学的那些方法。不过可以借鉴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些概念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