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活的溃败
从精神史的视角看肇端于70年代末并于1992年充分铺开的当代中国改革，一个需要首先关注的现实便是：大多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都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进一步、传统退一步的过程，这使得相对完整的传统形态在相当长时间内可以和现代形态共存，而这些条件使得人们有相对充裕的时间较从容地基于经验省思的立场，来转化传统，调适现代。
而中国当代的改革则是由有高度紧迫感和操控能力的现代国家主控的，短时间内从一种现代形式转向很多方面差别极大的另外一种现代形式，时间上的急剧、空间上的同时展开和内容的广泛、幅度的强烈，都使得在此历史进程中，很难有相对平稳的心态、相对从容的时间、相对可靠的思考支点，来面对自身面对历史，并以相对充分的整理为基础，思考自己的生命连续感、生活意义感和身心的安定感诸问题。
另外，中国的改革虽然确乎是从一种现代性转向另一种现代性的改革。但由于在城市，这意味着无数的个体被从除经济维度外尚包含政治、伦理、精神、文化意涵的社会主义单位共同体中释放出来，在乡村，也意味着无数个体被从组织严密、管理严格，同时规划设计亦包含政治、伦理、精神、文化内涵的农村集体经济共同体中释放出来；中国的改革，便必须承受从传统直接迈入以市场经济为经济主体形式的现代型社会所要承受的精神-主体问题。
因此，中国当代的改革就精神-主体层面言，其所遭受的问题便是双重的，这意味着处身于此境遇中的中国当代个体必需同时承受从传统到现代和从一种现代到另一种现代的双重重负。
其次，中国传统精神伦理既已在中国改革前30年中遭到长期严厉、全面的打击，而中国革命和30年社会主义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理想主义又没有被有意识地顺承、转化；不仅未能被有意识地顺承、转化，而且遭到70年代末以来一系列社会、文化思潮的侵蚀甚至狙击，并在1980年代末遭到致命一击。
所有这些，都使得在90年代最需要理想主义来平衡市场意识形态和简单利益逻辑的时候，理想主义自己先溃不成军。凡此，都使得1992年中国大幅度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有关经济的感觉与逻辑不仅得以迅速左右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得以迅速笼罩乃至一时左右了人们有关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的感觉与想象。
显然，没有先前30年过于自信的社会主义对中国传统精神伦理的激烈行为，没有接下来改革时代对中国革命和前30年社会主义实践所遗留下的精神遗产的措置失当，没有80年代末对这虽然越来越弱但力量犹存的理想主义能量的致命一击，我们很难想象，此一被视为有着几千年伦理本位传统的中国，有着几十年理想主义强调和教育的中国，会在市场的降临中溃败到如此地步。且是如此一种溃败方式——不仅多少年积累下来的日常感觉和日常伦理感觉如此容易地被商业逻辑、商业媒体关于生活的理解与想象所穿透；有关何谓人生成功、充实的感觉与想象也迅速变得如此贫乏，以致在太多人那里主导此感觉与想象的只是可计算的经济拥有，和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给定的享受理解所对应的享受的多少，及可方便转换为这些计算与享受的相关进展，等等。
而这种关于人生的单一感觉氛围，对于那些通过其它目标更能找到生命充实感和意义感的人们，除了误导之外，基本提供不了积极帮助资源，反而因为造成了使他们的追求不易被理解和欣赏的语言和感觉环境，更使他们的人生取向遭致多余的压力和误解。
其三是，1980年代以来主导了社会文化基本走向的人文社会思潮，或对精神主体问题关注不够；或其意识、无意识的中心在和先前过分强调的集体主义论题对反；或在此问题上延续过去有效，但今天效果相当有限，乃至招人反感的分析模式、语言模式；或感觉到当代的精神伦理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但不能厘清它们产生的社会、历史、观念、心理机制，因此虽感不安，却找不到自己的有效介入方式。
因此，当个体被从单位共同体中释放出来抛入此市场出现身心焦虑和意义危机感时，他从时代思潮中并不能得到有效的帮助，不要说从中得不到直接对治的资源，甚至得不到使自己的身心焦虑感、虚无感在一定程度上被对象化把握的认知帮助资源。
 
广泛的人格分裂
所以不避冗长地谈论中国当代个人主体所处身的历史条件与文化、观念、氛围，是要从历史的维度揭明，中国当代的虚无情绪与意义危机感受扎根于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而这30年中对中国传统精神伦理多方面的沉重打击，使得通过社会机制的自然运转吸收这些情绪和心理的能力大为削弱；这种情况下如何措置、转化和在有力措置、有效转化基础上张大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遗留下的理想主义，用理想主义来克服吸收虚无情绪和心理，便变得极为重要。
而理想主义必须经过转化后才具有吸收、克服虚无情绪、虚无心理的功能，是因为理想主义和虚无情绪、心理是同一历史的两面，本身并不直接具有洞识历史、克服相关问题机制的能力。可惜当时的多数思想者对这种精神、主体局面不仅没有清晰的认识，而且不少人在实际效果上提供的是削弱而不是转化理想主义，张大和合法化虚无心理的思潮氛围和观念逻辑。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遗留下来的理想主义，由于在1980年代仍然沿用的是挂靠大历史责任目标并以之为自己支点的前30年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惯性模式，因此在1989年中国的历史顿挫中受到致命打击，而这就使得相当程度上被合法化与进一步张大的虚无心理、缺少必要社会连带感的个人主义观念、氛围、市场逻辑几方面的包围中，再加上被商业理解所操控的铺天盖地的大众媒体，都使得这种氛围中产生出的主体自我意识和主体状态，大多深陷这种缺少社会连带感的、试图只以自我感觉为中心线索的个人主义。
而这种个人主义由于没有面对真实问题的能力，亦很少能开创植根自己真实状况、真正配合自己实际需要的环境与氛围，因此，个人在不得不面对外界时，便不得不是分裂的——一方面以自我感觉、自我利益为中心；一方面又强烈追求外在承认，并以外在主导性氛围所规定出的路径和标准为承认指标。这事实上便意味着不顾自己的精神-主体状况无批判地随顺外部氛围、外部逻辑。
确实，没有这种广泛的人格分裂作为背景，实在很难解释，向来被认为具高度享受生活能力的中国人，何以在短时间内自杀率急剧攀升到如此地步。相比自杀表征的此种自我意识、主体状态对自我生存的损害，它对社会行为，特别是政治行为的影响同样巨大，而这种影响的根源看起来虽是高度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在不得不面对外界时，却反而是最容易随顺外界氛围、外界逻辑的。
不过，反过来也可让我们清楚看到人文研究对这一历史中人的迫切意义——即在今天，人文研究绝不是时代锦上添花的装饰，和文明要较好维持不可或缺的环节，而是时代、历史、历史中人要真正走稳走好的关键条件。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时代已为人文研究发挥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意义舞台。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期待着，人文研究、人文思考在70、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有力地参与了历史推动之后，能重新出发，成功揭明今天精神-主体困顿的历史与观念机制，并寻求出充分安置此精神-主体的康庄大道。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