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孔祥熙对通货膨胀的承认和抑制
对于抗战时期实际存在的通货膨胀，孔祥熙虽然找出各种理由竭力予以否认，但自相矛盾的是，他有时又承认通货膨胀的存在，还尽力抑制通货膨胀的发展。
1938年8月，孔祥熙在会见一位同僚时指出：“现在最重要的财政措施是保持中国经济形势的稳定和制止通货膨胀。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从国外取得现金贷款是绝对必要的。” [11]( p280)此时，他不仅承认通货膨胀的存在，而且提出了依靠举借外债来抑制通货膨胀的设想。
1939年1月，孔祥熙虽然迫于战时财政的困难而提出要将 “合理”增发法币作为财政方针之一，但他也不忘强调“须设法抑制物价高涨，以防止恶性通货膨胀之流弊”。[12] 同年6月，他又在一份秘密文件中对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迹象表现出深切的忧虑：“现在瞻念前途，认为最可虑者”，是“国库支出益增，亏短之数亦益巨，大半须……赖增加发行……将来是否能使法币信用永久维持，不致坠落”？[13](p375)
1944年6月，孔祥熙在访问美国时对记者说：“经过7年抗战后，中国财政自有若干困难，通货膨胀是其中最大的一个。”[14]他还对担心中国经济将因通货膨胀而崩溃的美国友人说：“我们正如乌尔瓦士大厦屋顶上坠落下的人一样，当他过22层楼时，他说：‘直到如今，还算好’。”[15]孔祥熙此时对通货膨胀的承认至少反映了三个问题：一是当时国内外的舆论已不容许他再像从前那样公然否认通货膨胀的存在。二是他对当时中国通货膨胀形势的评估基本属实。因为当时法币虽已恶性膨胀，但仍处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早期，其发行额约为1228亿元，[6](p233)只是抗战前发行额的80多倍，还没有进入到恶性通货膨胀的中晚期，亦即发行额动辄以万亿、万万亿元计算，是初始发行额的成千上万倍甚至是数十万倍，货币等于废纸，致使国民经济崩溃之势难以挽回的时期。三是反映了他对于抑制通货膨胀的无奈情绪。因为他在此前数年推行过多种抑制通货膨胀的方策，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此前数年，孔祥熙除了推行田赋征实、消费品专卖、发行公债等带有维持战时财政和抑制通货膨胀双重意图的方策之外，还从调节商品供求关系和控制货币供给的角度提出并推行了两种抑制通货膨胀的办法。一是“增加生产，节制消费”。其具体举措是一边通过减免民营工厂的税捐，向其发放低息贷款，协助其迁移、招募技术工人来刺激生产，以增加物资供给，进而平抑物价；一边通过取缔囤积居奇，提倡节约来减少供需缺口，并要使人民“建立信任法币的心理”。[2](p491、115、520)[16]二是“利用黄金”限制法币增发。其具体举措是一边利用黄金回收法币、收购物资，一边“由中央银行发行黄金存单，使巨额黄金仍能把握于政府手中”。[17](p357-358)
应当说，孔祥熙提出和推行的各种抑制通货膨胀的方策是能够产生也确实产生了一定成效的，但它们并不是抗战时期抑制通货膨胀的根本之策。而且，它们自身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和弊端。如，田赋征实给农民带来了沉重负担，挫伤了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消费品专卖既有与民争利之弊，又便于蠹吏从中渔利；取缔囤积居奇固然具有平抑物价的效用，但碰到带头囤积居奇的达官贵人则不能推行。又如，发行公债和提倡节约在理论上是抑制通货膨胀的好办法，但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广大民众早已贫困不堪，根本没有财富可以节约，也没有余钱购买公债。而且历史早已表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公债政策的最大弊病就是由于民众无钱购买公债以及政府金融机构存在着制度性缺陷，终使发行公债变成了隐性的通货膨胀。至于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要想使人民“建立信任法币的心理”，无异于痴人说梦，因为法币的信用早已低落不堪。而“利用黄金”虽然一度取得了回收800亿元法币的成绩，但又引起了黄金投机和金价上涨，结果事与愿违，反而推动法币加速贬值。[6](p237)
由于上述方策并不能在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所以1944年6月孔祥熙才在承认中国存在通货膨胀的同时流露出了无可奈何的情绪。那么，抗战时期抑制通货膨胀的根本之策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压缩财政赤字和军费开支。因为从正本清源的角度说，抗战时期，“中国失控的通货膨胀，主要是因过量发行纸币来弥补连年财政赤字而引起的”，而“其终极原因，是战争的第一年日本占领了中国最富有的省份”，[18](p125)所以当时治理通货膨胀的根本之策首先是要从日寇手中收服沦陷的富有省份，但这又不是很快能够实现的，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要通过压缩连年的财政赤字来减少纸币发行。又因为抗战时期连年的财政赤字主要是军费开支过于庞大引起的，所以当时抑制通货膨胀的根本之策，又在于能否压缩军费开支。
可问题是，在强调“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抗战时期，为抑制通货膨胀而压缩军费开支，会不会降低军队的战斗力，进而导致军事上的惨重失败呢？当然不会。因为为抑制通货膨胀而压缩军费开支，并不是要压缩直接用于抗战的军费，而是要压缩被军内的贪污积弊所侵蚀的那部分军费。而军内的贪污积弊正是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始终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根源之一。对于这一点，美国财经专家杨格曾作过透彻的分析：“国民党财政的主要弱点是军费开支无法控制……带兵官长们惯常吃空额，把根本不存在和已经离开或者死亡的士兵的薪饷装入腰包，以致最高当局弄不清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有多少军队可以使用。这种办法肯定会使军队腐败无能……不能对陈旧的军事系统断然进行改革，在（抗）战前十年一直是主要弱点，而在战争期间仍然如此。” [19]（p88） 由此不难推断，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如果通过核减军队编制来适度压缩军费开支，不仅不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反而会收到清除军内贪污积弊、提高军队战斗力、减少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等多重效果。而这样做，虽然会因为牵扯到抗战军事的全局和军方将领的既得利益而遭到重重困难，但只要最高当局痛下决心和军事、财政、金融、审计等部门通力合作，还是可以付诸实施的。遗憾的是，由于军方将领的反对和最高当局的保守，直到抗战结束，国民政府军队的编制非但未能得到切实核减，反而不断扩大。结果，其军费开支和财政赤字也不断扩大，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也愈演愈烈，难以根治。
上述这一切在下列几则史料中也可得到印证：
早在抗战之前，孔祥熙作为财政部长就“试图压缩军费，然而，文官在当时的局势下是无能为力的”，[19](p83)所以哪怕他请求蒋介石同意把1935年的军费预算从上一年的3.619亿元小幅度压缩至3.5亿元，也无法如愿。[20](p436)
1939年，孔祥熙曾劝谏蒋介石“力予主持”，纠正军事部门向财政部任意索要军费而又不讲权责，坐视军费虚耗浪费的弊病，[13](p357)但这种弊病一直到抗战胜利都未能得到有效的纠正。
1940年，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曾发现：“一些征兵者令人难以置信的罪行”使得“年轻人尽量利用机会从营房或行军途中逃亡”，“结果，虽然乡村损失了100名生产者，而前线最多只能增加25名战斗员”。可当他把这一切告知一位“负责兵役的主管”时，这位主管不但“不相信”，反倒“来了一套粉饰太平的说法”；当他以“军队需要战力，国家也需要生产”为理由，“主张把征兵的数目减少一半，将薪饷增加一倍”时，却被军政部长何应钦认为“神经不正常”。[ 21] (p224)
1942年，美国财经专家杨格曾向以孔祥熙为首的中国财政当局献计说：“解决通货膨胀的唯一办法是削减（军费）预算。军队过多，对国库是一项巨大而不必要的负担。它导致生产人员减少以及士兵吃不饱饭。而减少军队不仅可以节省开支，还可以使政府足以给余下的部队以较好的给养，同时还会有更多的人从事工农业生产。” [22] (p205)
1943年，孔祥熙曾为紧缩军费开支而向蒋介石建议说：“现有部队之实际人数，似应加以清查，切实调整。于必要时，得将各军事机关酌予裁并。”[ 23] (p29) 但蒋介石并未采纳此建议。
1944年，孔祥熙曾抱怨说：早在1935年，他就极力主张“精兵主义”，但蒋介石“感到这样做有困难”，因为“年轻的将领强烈反对这一主张”。同时，他还提到了军内相沿已久的贪污弊病：“许多师里的士兵人数只达到编制的55％，而发给一个整师的军饷所剩下的钱全部落入了指挥官的腰包”。[22] (p437)
从上列史料可以看出，孔祥熙实际上意识到了抗战时期抑制通货膨胀的根本之策在于压缩军费开支，却苦于军方将领的反对和蒋介石的保守而无法将此方策付诸实施。军方将领之所以反对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担心此举不仅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会剥夺他们的既得利益。蒋介石之所以保守，既和军方将领的强烈反对有关，又和他作为最高统治者必须统筹安排、小心决策的职责有关。同时，由于蒋介石是军人出身的最高统治者，所以他在抗战时期虽然多次责令财政当局要抑制通货膨胀，但又经常表现出军人的专断作风，不仅不顾预算制度的约束任意向财政当局予取予求，[24]还不时撇开财政当局，直接下令增发巨额钞票以应付军事开支。[25] (p365－366) 这些钞票本应由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决定是否增发的，但他事先并不知情，在知情以后，即使心有怨言，也只有遵从。因为蒋介石曾扬言：“你们副院长、各部部长以为我不懂经济……如果你们懂经济，拿出办法来，否则就应听我的话，照我的意见做。”[26 ] (p187)蒋介石在经济问题上如此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必然会导致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率的进一步上升，从而使得财政当局抑制通货膨胀的任何努力都难以奏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支持财政当局通过压缩军费开支来抑制通货膨胀，恐怕财政当局也难以行事。
三、结语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孔祥熙处理通货膨胀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式充满了矛盾性。这似乎极不正常。本来嘛，既然你推行了通货膨胀政策，就不应否认通货膨胀的存在；既然你否认了通货膨胀的存在，就不应再予承认，也无须抑制其发展。否则，你就不能自圆其说，并会给自己招来骂名。不过，由于通货膨胀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经济综合症，而且政治人物大都具有多变、善变的特性，他们往往会在某种场合讲一套，到别的场合又讲一套。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孔祥熙处理通货膨胀的立场、观点和方式自相矛盾，就简单地对其进行批评和否定。我们应当采用实事求是的原则，平心静气地对孔祥熙处理通货膨胀的立场、观点和方式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否则，我们就不能公允评价孔祥熙其人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而会像某些传统的学术观点和舆论认识那样，轻率地得出一种看似有理、实则偏颇的结论。
长期以来，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在孔祥熙的主持下，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就确定了以通货膨胀为中心的财政政策，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治路线和积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 这种观点有两个讹误之处：
一是对以通货膨胀为中心的财政政策的出台时间的认定有误。其实，这种财政政策在抗战初期并未出台，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步酝酿的过程，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修改法币发行准备制度之后才确定的；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财政政策的中心是举债，而不是通货膨胀。对于这一点，已有学者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分析，[27]所以我们不想赘述，而只想补充孔祥熙在1938年夏发表的两段言论作为证据。这两段言论是：“至于增发纸币，更是有伤国计民生，因为纸币发行过多，必致形成恶性的通货膨胀，币值低落，物价飞涨，社会经济基础就有整个崩溃的危险。所以政府无论如何艰难困苦，绝不走这个途径，那么唯一的筹款办法，就是发行公债了。”[2](p187)“战时财政立场，与平时截然不同……筹款之法，不外（1）加税或举办新税，（2）加发纸币，（3）募集内外债三端。以加税而论，因沿海各口岸为敌人封锁，战区扩大……遑论再行加重负担；以加发纸币而言，适足以启膨胀通货之弊，紊乱金融，莫过于此；是以应付此浩大之战时支出，其所能以为挹注而免负担失平者，厥为募债一端。”[28]不难看出，孔祥熙作为财政部长，由于深知通货膨胀（增发纸币）的严重危害，所以不愿靠它来筹集抗战经费。这也可证明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财政政策的中心不是通货膨胀。
二是对国民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目的的认定有误。其实，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治路线和积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而是为了坚持抗战。这需要具体分析。抗战初期，日寇军事打击的重点是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为此在正面战场上组织了多次会战，虽均以失败告终，却粉碎了日寇3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并为它自己经营大西南和中共开辟敌后战场提供了时间保证和战略支持。此时，它实行的一切财政政策(包括通货膨胀)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支持前方的抗战，自然谈不到所谓“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战中后期，日寇军事打击的重点变成了中共抗日民主政权，但在正面战场上仍不断对国民政府方面发动攻势作战，并多次空袭陪都重庆。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抗战的意志虽然发生了动摇，并一再制造反共摩擦事件，但它并没有放弃坚持抗战的正确路线，不仅牵制了侵华日军40％的兵力，还组织远征军开赴缅甸、印度配合英、美盟军作战，从而在客观上为中共抗日民主政权的发展壮大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战略支撑。所以，此时，国民政府在财政上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坚持抗战，而不是为了“积极反共”。当然，国民政府用这种政策所筹集的巨额经费，有一部分确实是用来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的，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国民政府仍在坚持抗战的理由。而且，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积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它实行这种政策，固然带有“筹集建设资金”的目的，但这和积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是两回事，所以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9](p42)同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提法也需商榷，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应将其改称为“国家垄断资本”。
还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抗战时期，“孔祥熙既不能有效地降低通货膨胀率，又不能坦率地承认通货膨胀的事实，只是想出种种歪理来否认通货膨胀，充分反映了对人民进行欺骗的实质”。[29]应当说，这种观点不像前一种观点那么偏颇，但也有不少可商榷之处。
首先，孔祥熙在抗战期间并不是始终否认通货膨胀的事实，有时也会承认这一点。他还想方设法降低通货膨胀率，只是成效不够显著而已。但这既和他推行的有关方策的缺点有关，又和战时的特殊环境有关，还和军方将领、最高统治者蒋介石不愿意压缩庞大的军费开支有关。
再次，孔祥熙为否认通货膨胀存在而想出的理由也不全是“歪理”，其中也有合理之处。如他认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实物而不取决于金银的观点就是正确的，认为供求关系会对物价上涨产生影响的观点也不无道理。
最后，孔祥熙竭力否认通货膨胀的事实，的确反映了他欺骗人民的心理，但其中也隐含了进退两难的苦衷。从政策层面上看，通货膨胀是一种贻害无穷的“恶政”，不仅老百姓对之深恶痛绝，而且理性的当政者对之也十分忌讳，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决不情愿推行之的。明了此点，就不难理解孔祥熙为何要在推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同时，又自相矛盾地否认其存在了。因为如前文所述，孔祥熙深知通货膨胀政策的危害，本不愿推行之；但又迫于抗日战争的延续和庞大的财政赤字等原因不得不推行之，可又招致了种种恶果和民众的猛烈抨击。这真是左右为难啊！所以，他要用竭力否认的方式来为自己辩解。不过，他这样做，未免低估了民众的智商，最终不仅不能达到为自己辩解的目的，反而会引来民众更加猛烈的抨击。
此外，抗战后期曾流行一种“倒孔”舆论，“目前的纸币滥发和可怕的恶性的‘通货膨涨’就是‘孔大人’的德政，‘孔大人’的杰作……打倒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买卖外汇……的孔祥熙……要求贤明政府严惩孔祥熙”。[10]这种舆论反映了民众对孔祥熙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又乘机贪污敛财的愤慨之情，从道义上说应予肯定和支持，但平心而论，仍有可商榷之处。
首先，这种舆论只看到孔祥熙推行通货膨胀政策（纸币滥发）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他不愿推行此政策并尽力抑制通货膨胀发展的另一面，所以稍显偏激。
其次，这种舆论将当时的恶性通货膨胀视为孔祥熙一人的责任，似乎有失公允。孔祥熙作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固然要为当时的恶性通货膨胀负责，但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和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的其他财经高官也有很大的干系。理由很简单，把有“恶政”之名的通货膨胀作为一项重大的财政政策来加以推行，并不是孔祥熙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势必要经过财经高官们的集体研讨，并得到最高统治者蒋介石的批准才能付诸实施的。而且，从前文可知，蒋介石作为最高统治者，对于抗战后期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也负有领导责任。因为正是他的保守、专断，使得财政当局无法通过压缩军费开支来抑制通货膨胀，而这才是抗战时期抑制通货膨胀发展的根本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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