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专栏
近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多年来少见的“宪政”争论。这场争论已经显示出几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争论从社会群体扩展到体制内群体。反对“宪政”的不仅有社会群体，更有退休和在任官员；同样，支持宪政不仅有社会群体，也有官方群体，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曾经为实现中国宪政而努力而已经退休的官员。
第二，争论激进化。争论的双方都呈现出高度的意识形态化，甚至呈现原教旨主义色彩。双方不仅有理论争论，也有人身攻击，主要是把自己或者自己阵营道德化，把他人和他人阵营妖魔化。
第三，官方本身至今还停留在不作正式表达的“鸵鸟政策”。人们也可以把不做声理解为官方对争论的容忍政策。不过，对类似的争论，官方从前不是这样的。一些争论，一旦官方感觉到对己不利，就会反击，并且是重重地反击。当然，官方正式对“宪政”之争没有公开表达态度，并不是说其没有态度。相反，官方，至少是官方媒体的态度是很鲜明的。官方媒体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宪政”学者写的文章，只有少数官媒发表了一些支持“宪政”的看法。尽管官媒发表的支持“宪政”的文章较之那些批判“宪政”的文章少得可怜，但外界并不难看出，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很大的一致的意见——如果说不是分歧的话。传统上，官方一直要求所有官方媒体保持一致和思想上的统一。
执政党无力介入讨论
这场“宪政”之争的发生说明了什么？至少可以说明如下几点。第一，“宪政”之争传达出了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信号。合法性指的是执政党统治基础的问题。“宪政”之争的发生，倒不如说合法性危机是对所有社会群体而言。实际上，从近年来的各种民意调查来看，执政党仍然享有相当高的社会认同度，因此也是合法性基础。但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至少在一些社会群体的眼中的确是存在的。因为在主张宪政者看来，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必须是宪政。换言之，在这个群体看来，执政党现在的执政基础并非宪政。这一点反对“宪政”的人也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们就直接说，主张宪政的是质疑执政党统治的合法性。反对“宪政”的阵营所担忧的也正是这一点。公平地说，主张“宪政”的群体里面，也没有多少人是要如同反对“宪政”的群体所指控的，要推翻现行执政党的统治。“宪政”派中的大多数人主要关注的，是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的转型问题。
第二，争论表明中国社会的分化和激进化。很显然，争论的双方毫无共识。双方从来就没有直接对话，也拒绝对话，一直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隔空喊话，互相批评甚至攻击，导致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道德主义化和原教旨主义化。
第三，官方话语的衰落。尽管官方仍然控制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对执政党仍然具有政治重要性，但多年来，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已经不生产任何新的理论和概念，除了固守传统那些教条外，主要是控制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不过，中国的社会现实一直在快速变化。结果，官方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已经解释不了社会现实，也不知道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到现在，官方连社会意识形态也控制不了，任凭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竞争。
第四，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执政党内部对“宪政”没有任何共识。执政党内部有支持“宪政”的，也有反对“宪政”的。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官方就实行一种不情愿的放任自由主义，或者不得不“容忍”社会层面的各种主义之争。
这种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宪政”之争的恶果是明显的。从政治上说，争论双方都在试图重新定义中国政权的本质。但是，双方都没有问他们用来定义中国政治的概念，是否适用中国的现实。很显然，双方所用的都是外来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根本没有能力来规定中国的政权性质。例如，反对“宪政”的群体，把“宪政”视为是资本主义的，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但是，说“宪政”不属于中国，那么中国是什么样的政体？难道无法无天的政体？同样，在支持“宪政”的群体看来，中国如果要实现“宪政”，就要像西方国家那样，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就是说中国必须转型成为西方类型的国家。问题是：中国能够变成西方吗？变成西方会是一种如何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