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我现正做博士论文,已建立一个harris-todaro式的城乡劳动力流动模型,然而却得出了一个似乎很怪异的结论:
户籍制度的放松,将导致城市就业率下降,并且导致城市总就业人口的下降。我认为该结论与现实相矛盾,不知各位高手观点如何?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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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向博士先生问好
我觉得这只是表面现象吧
如果真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也就不会取消了啊
阮加:民工专区、迁徙自由与国家统一 广州的《南方周末》2002年4 月11日报道,青岛的陈宁先生近日给某报提议说:" 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伙伴城市,青岛的市民素质步步提高,其着装越来越干净。而如此同时,在青岛打工的民工却素质低,不讲卫生,衣服上沾满油污,乘公交车时经常碰到市民身上,引起市民的厌恶,时间久了,双方的隔阂越来越深。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在公交车上隔出小块区域专门供民工使用,这样可以减少市民对民工的厌恶感,消除双方的隔阂和矛盾。" 正如该文撰稿人徐冰所言,这个建议与美国曾经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同出一辙。没有民工身上的油污,何来青岛市民的干净? 无独有偶。2002年4 月19日郑州的《大河报》报道,南宁郊区的七千出嫁女因为被村里" 优待" 成" 城市户口" 而认为村里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并上诉——原因是" 村里人" 可以分红。 数年前,大邱庄式的" 人民公社" 如火如荼的时候,一个经济学家就曾经预言了它的未来——若不进行产权改革,必将难以为继。任何经济规则和社会规则都必须考虑人的" 动" 物性。因为在一个限定范围内产权均等的" 人民公社" 不可能适应社会和个人的不断变化和流动,比如,娶媳妇和嫁女中的产权调整。不能按照权利人的意愿进行调整的" 权利" 最终会变成枷锁。 更有甚者。《北京青年报》2002年4 月14日报道,二十二年前,一个普通的北京女工在车站广场的水泥地上抱回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女孩。二十二年里,为了给这个女孩上户口,女孩的养父母操碎了心跑断了腿,至今未能如愿。因为没有户口,上学学校不收,全家筹赞助费将她送到学校后又因为是" 赞助生" 而受到同学和老师的歧视。女孩须发皆白的养父如今患了癌症,老人告诉记者说,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老伴儿也快七十岁了,作为监护人,我们看着她连个户口都没有心情可想而知。女孩希望能报答老人的养育之恩,但因为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连工作也不可能找到。" 说完,全家人是长时间的沉默,泪水从他们的眼角轻轻落下。" 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活了二十多岁竟然得不到这样一纸证明,恐怕不能仅仅用官僚二字解释。 户口的本质是因为人的存在而存在。一些城市无视大量" 外地人" 存在的事实,无视这些人已经熔入本市经济的分工与交换中,而经常声称要将本市人口控制在某个数字之内,好象人口控制仅仅是数字游戏,与事实无关。户口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限制,一种歧视,一种证明" 人,生而不平等" 的凭证。扫马路的" 本市人" 是" 清洁工人" ,是领导阶级。同样是扫马路," 外地人" 则是" 民工" ,是被歧视的对象。这种状况是任何一种理论和道德都不能解释的。 谁都不敢否认,在中国任何一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外地人" 无论是被同时赶出,或同时罢工或同时主动离开,这些城市都会立即瘫痪。更不用说一系列诸如开发区、CBD 之类的宏伟蓝图了。 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是全方位的,在" 引进人才" 的幌子下,一个城市仅仅允许高学历者的进入而限制低学历者的进入,只会降低这个城市低学历工作岗位的竞争性,使" 本地人" 的就业层次降低。这一点可以从北京市的著名高校和著名公司的人员构成看出来,在这些地方的关键工作人员中,父辈是" 北京人" 的不多。 一个城市对外来人口的自由接纳不仅仅是就业人口的增加,更多的是就业机会的增加。查查背景,著名企业家大抵都是" 外地人" ,他们的辛勤劳动为工作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政府交纳了数以百亿计的税收,没有了他们的贡献,也就没有了这些城市的今天。 所有存在户籍限制的城市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解决本地人的就业问题。下面是夏业良博士一篇文章的一部分内容。1980年,古巴放松了本国公民移居美国的限制,在四个月之内有13万古巴人进入迈阿密,美国经济学家在被称为" 迈阿密实验" 的研究表明:大量外来劳动力没有引起原居民的失业和工资水平降低。 在国家要求停收" 暂住管理费" 后,中南一个大城市的流动人口管理部门不得不" 精简机构".因为,入不付出。这时人们似乎才明白,这些部门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寻租而已。 大量" 外地人" 的实际存在肯定会有子女上学问题。一个记者采访一个北京市的" 民工子弟学校" 的小学生时,记者问,为什么不去上普通学校,学生答,北京市的老师和孩子欺负外地人。有一对中国留学生带着孩子在德国留学,刚住下不久,附近几所小学的老师都略备薄礼登门,请求这对留学生的孩子到他们学校去上学,因为德国政府对学校的补贴是以学校的学生数量为准的。这种天壤之别恐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有差距的原因吧。中国正处于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之中。从市场经济规律的角度讲,这些" 民工子弟学校" 的学生将来回去种地的可能性很小。缺乏人性的政策只会导致这些幼小心灵的畸变,导致这些小公民对社会的敌视。另外,谁都知道恋爱是自由的,当户口把中国人分成三六九等的时候,由此带来的人间悲剧没有人能够统计得出来究竟有多少。 法国的极右势力,勒庞,对" 外国移民" 的歧视" 态度" 在法国乃至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而那么多的中国地方城市政府对" 同胞" 的歧视" 政策" 人们竟然都觉得很正常,甚至成为法规条文。麻木何其甚,歧视何其甚,如此以" 法"治国,国将不国。 一个职业经理人,高级白领,在北京工作了十年,经常" 代表中国公司" 在各国飞来飞去,为北京市交纳的个人所得税累计超过四十万。这四十万足以让一百个" 北京人" 一年内在领完失业保障金后为了消食而去跳大秧歌或去遛狗或去闲谈" 外地人如何如何" 之类的话题。而这个经理人在某一天因为没有将" 暂住证" 带在身上而被关进了拘留所,拘留所里的待遇也许不如被人遛着的一条狗。 国家内部之联系是分工基础之上的交换或合作。政府是为公民提供公共安全(服务)并且获得税收(收入)的一个实体,也同样需要进入社会的分工、交换和协作之中。民主条件下,国家的统一是靠分工基础上的交流和协作联系来维持的。如果纽约的全体居民誓死要求独立,包括美国总统也不可能将纽约人全部杀掉以恢复美国的统一。但是,纽约人不可能这么作,因为离开了美国经济一体化中的分工角色,纽约人也就面临着灭顶之灾,一天也活不下去。一个通过血液、骨骼和神经与身体连在一起的" 手" 若离开了身体,这只手肯定死亡;另一个角度,生物摄入的营养成分若不能被吸收并且组成这个生物体的一部分,这些营养成分迟早是要离开这个生物体的,而营养物质的丧失必然导致这个生物体的衰落。一个不能与肌体进行交流的组织,即使存在于肌体,也仅仅是肌体的一个异物,它主动离开肌体或被肌体排异仅仅是时间问题。在一个人口不能流动的国家里,部落或省份常有独立倾向;而在一个经济分工与交流很充分,人口大量自由流动的国家里,几乎不可能有部落或省份的独立倾向。当政治因素成为经济一体化的障碍时,政治也就成了经济统一的反动因素。 一群人长期工作生活在某个地方,而这个地方的" 规则" 又将他们视为异类,他们就很难熔入当地社会,于是,结群之类的" 亚社会现象" 就会出现,如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等。这些情况的存在,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如果北京是北京人的北京,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新疆是新疆人的新疆,西藏是西藏人的西藏,后果不堪设想。 在一些由不同的国家组成的经济共同体里,国家之间已经实现了人员、资金、商品的自由流动。一个中国内地公民到深圳、珠海需要办理的一些证件能让你产生一种" 出国" 的感觉。香港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互免签证,但没有和自己的国家互免签证,而中国内地人到香港的难度与出国无异。 " 深圳奇迹" 的本质是市场经济情况下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物资资源的自由流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分工报酬递增。如果没有大量吸收外来人口的过程,没有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深圳不可能在20年内由一个小镇变成一个都市," 深圳奇迹" 也不可能出现。任何人都不会否认,深圳的历史就是一个渔村城市化的历史。正因为如此,当深圳开始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时,深圳将失去朝气;当深圳严格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时,深圳将失去活力;当深圳彻底限制人口流动时,深圳将走向衰落。如果有人否定这个结论,那就让未来证明历史吧。 上海由一个渔村变成一个国际都市,又何尝不是移民的结果?去查查今天的真正" 上海人" 的籍贯,你就知道了一个让中国人感到骄傲的都市的形成过程。 在沿着嘉陵江的一条支流由四川广元经甘肃文县到九寨沟的路上,常能看见" 白云生处有人家" ,他们的前后邻居都在几公里以上。能够想象他们的生活成本(购买、销售、上学、交往)是何等的巨大吗?市场经济是交易经济,城市才能降低交易成本,稍具经济学常识的人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这就是市场经济战胜自然经济的原因。用张五常的观点解释就是,在分工协作社会一个普通教授可以花几分钱(日工资的几千分之一)" 买" 一只圆珠笔芯,成本非常小;但是在非分工协作社会一个普通教授终生辛苦劳作也不可能独立" 做" 出一只圆珠笔芯,成本为天量。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某一个阶段,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必然过程,移民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这只能靠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解决,农村经济的内部结构调整是不可能吸纳如此庞大的剩余劳动力的。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为什么前几年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后几年收入增长很低,如果对这十年的劳动政策进行回顾(《经济研究》2001年12期,蔡方文章)就会发现,城市政府采取手段排斥外地" 民工" 在城市就业,阻碍劳动力流动,使劳动力市场分割是重要原因。 在目前户籍制度下,一些城市没有考虑所谓非城市人口因素和非本市人口因素得出的的" 人均GDP"、" 就业率" 、" 社会保障水平" 等指标,虽然很好看,但那只不过是" 皇帝的新衣".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是湖南农民的儿子,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是四川农民的儿子,他们在北京呆了那么多年,不知是否办了" 暂住证".在写完这篇短文的时候,耳边响起了马丁。路得金的声音," 我有一个梦".梦似乎不远。2002年05月20日《人民日报。华东新闻》报道。济南市将取消居民户口的农业、非农业和地方城镇性质分类,城乡居民均使用居民户口簿,由居住地公安机关实行统一的登记管理。
另外就是其中人才也是一个关键
因为农民有的毕竟文化知识水平有限
有的工作做不了的
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能笼统说来
本科生想法,别笑话
可能是模型设定上有问题,请仔细检查,如果模型设定上没问题.那就是概念问题了, 如果你的"城市就业率"是指原来城市中人口的就业率,那很显然你的结论是对的,户籍制度的放松使得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那么原来城市中人口的就业岗位被挤占,城市人口就业率当然下降了.
我估计你的问题还是在概念上, 或者说你的模型没能很好地界定"城市就业率"这个概念
首先感谢先生的热情答复。1、模型设定很常见,不知是否也可能导致与现实相矛盾的结论?2、户籍制度的放松使得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人口就业率下降,然而问题是:竟然导致了城市总就业人口的减少,这似乎与现实相矛盾。不知先生有何高见?
如果你的“城市中总就业人口"是指“原来城市户口”的总就业人口,那么与前面的分析是没有矛盾的,因为“原来城市户口”的就业岗位被挤占了,如果在模型中不考虑外来的“新”城市人口(例如你博士毕业了,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了,那么这个城市的“城市户口”就业总数就增加了一个),并且模型设定在一个短时期之内,那么城市人口就业率和城市总就业人口显然多下降了。观察和思考一些现实:现在城市大量 下岗职工找不到新的就业机会,很大的原因是那些低技能的体力劳动岗位被大量农村来的低成本、高质量(健康、吃苦、耐劳)劳动力占有了。
如果你的“城市中总就业人口"=“原来城市户口”的总就业人口+ 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总人口。那么这个数字显然在短时期内是一直在增加的。
估计你的模型是静态的,其实关系很简单的。如果模型是动态的,那么就比较复杂,也更加有意思了,例如考虑就业岗位数量是内生的(可以设定为城市人口数量与质量以及制度的函数)。
感谢先生的热情回答。在我的模型中“城市中总就业人口"=“原来城市户口”的总就业人口+ 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总人口。因此,觉得与现实相矛盾,估计是模型假设条件所导致,我正在思考改进问题,不懂之处再向先生讨教。谢谢!
与事实相反。说说你模型的假设和推导过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