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政治学界有个著名的“世界岛理论”，该理论由牛津大学麦金德教授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期间提出。其大意是，欧亚大陆是一个“世界岛”，而东欧是世界岛的“陆心地带”，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这个基于地缘政治思维的学说颇有一番影响，如果把这一思维应用于当今经济学的中国版图，那么北京无疑是中国经济学的“世界岛”，因为北京聚集了全国最多、实力最强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机构。其中，实力最强的当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从地理位置上看，社科院的经济片研究所（经济所、工经所、财贸所）均在月坛北小街办公（金融所从财贸所分离出之前也曾在此），属于中南海以西的皇城根路周围（故有“皇城根下出思路，三里河边做规划”之说[1]），而北大、人大和清华都在中关村，因此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的“陆心地带”是皇城根和中关村。陆心地带的一院三校彼此力量相当，各有千秋，如同经济学市场中的寡头，更像是战国时代的诸侯。至于谁能一统江湖，我们拭目以待。本人曾在一院三校这四个地方读过书或上过课，因此就从经济学教育的角度，来调侃式地描绘这四大诸侯吧[2]。
　　
　　
　　
　　 诸侯概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政府的“脑库”，教学只是其附属产品，这一附属产品主要由其研究生院提供。位于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的社科院研究生院大概是世界上最小的高等学府之一，至今全部在读学生只有1千余人，目前就蜗居在一个不到50亩的小院子里。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教学体制是独特的“二元制”，由社科院30个研究所和研究生院合作办学。各所的研究生集中在研究生院上课，由研究生院负责公共课教学和日常管理，而专业课和学术指导则由设在各所的系负责。其经济学教育就主要由经济所、工业经济所、财贸经济所、金融所、农村发展所、人口所、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世界经济与政治所与研究生院共同提供。研究生院早先是为社科院各所培养科研后备人才的，时过境迁，随着其招生规模的扩大，其功能定位日渐模糊。在1998年研究生院建院20周年时，江泽民为其题词：“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办成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基地”；最近研究生院又提出要创办“世界一流名校”。这就说明社科院研究生院不再停留于过去的定位，也要在经济学教育市场上有所作为。
　　
　　北大的经济学教育主要体现于“三驾马车”：经济学院（简称经院）、光华管理学院（简称光华）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称CCER）。学界有人戏称她们分别是“共军”、“国军”和“美军”。光华管理学院原来叫工商管理学院，成立不到一年后，便于1994年和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合作，遂改为现名，是谓“国军”；CCER在1994年成立时从美国福特基金会获得不少资助，其学生又多以留美为目标，因此被称为“美军”；而经院号称“以史论见长”，基本沿袭传统的经济学教育体制，其称号自不待言。经院以“成为全国乃至亚洲最好的、并有国际影响的一流学院”为目标，光华把“创建国际一流水准的管理学院”作为宗旨，而CCER则声称要“使中国的经济研究走向世界”。可以说三驾马车谁都不是省油的灯，给京城经济学教育市场平添了一丝惨烈的杀气。
　　
　　人大向来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称，全校估计有三分之二的院系属于经济管理类，主要是经济学院、财政金融学院、商学院、农业经济系和统计系等，其中又以经济学院风头最劲。人大经院是全国第一批获得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等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授予权，也是第一批建立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单位。在2002年教育部重点学科的评估结果中，人大经院的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名列榜首，其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也在评估中列全国第一。人大经院挟强劲之风，欲成为“经济学家的摇篮”。
　　
　　清华的经济学教育主要由经济管理学院负责。不过，清华经管学院（简称清华经管）的出名不是因为其经济学教育，而是其突出的MBA教育。经管学院以“建成国际一流经济管理学院”为目标，号称已成为全国培养工商管理硕士规模最大、生源最好、教学质量最优、社会影响最大的院校。相比之下，其经济系名不见经传，同行似乎不太把她当回事。有趣的是，清华经济系却声称自己“不同于国内其他大学经济学院中的经济系，而与许多世界一流大学中的经济系相一致。目前经济系的规模较小，她的目标是小而精，追求质量，致力于培养经济学科的精英人才”。清华与经济学教育有关的机构还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仔细分析上述一院三校的经济学教育机构，你会发现她们几乎是在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市场上竞争。不仅提供的产品类似，连生产商的名称都有雷同之嫌。例如，北大和人大都有经济学院，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和人大的商学院原来都叫工商管理学院。更有趣的是，北大、清华都有一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上海的复旦大学还有一个，据说人大也正筹办一个。但她们为了显示与众不同，同一个中文名称居然就采用了不同的英文翻译。北大的叫“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简称CCER；清华的叫“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简称NCER；复旦的叫“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简称CCES。你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智巧和苦心！一旦人大也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想头一件事情可能不是如何延揽人才，而是如何起一个个性化的英文名称吧？不过，我已经替人大想好了，就叫“China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简称CERC。实不相瞒，我已准备向人大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当面提出这个想法，希望读者不要拾人牙慧哦。尽管一院三校在产品名称和生产机构方面有雷同之处，但其实她们的“原材料”、“工人”和“生产过程”却大不相同，本文下面就这些方面略做介绍。
　　
　　
　　
　　 生源质量
　　
　　
　　
　　好的产品质量离不开好的原材料，好的经济学教育离不开高质量的生源。衡量生源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本科高考成绩，另一个是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难度。从本科生源来看，我以为北大经院和光华的生源质量差不多优秀，她们都声称每年拥有新生状元10名左右。而人大经院我认为是人大本科生中最优秀的，无论是学风、就业还是出国都领先于其他院系，人大的生源总体上本来就非常好，因此我相信北大经院、光华和人大经院在本科生源方面应该打个平手。社科院研究生院和北大CCER不招收本科生，清华经管没有数据，不做评论。
　　
　　若从考研的难度来看，那“几家欢喜几家悲”的故事就太多了。公共课中，英语和政治是全国命题，可以比较的是数学。北大经院考数学四，而光华、CCER考难度稍大的数学三，人大经院和社科院研究生院考数学四，清华经管除政治经济学专业考数学四外，其余经济类专业基本上考难度最大的数学一。因此，若论数学功底，清华学生可能更强，而北大光华和CCER次之，其余殿后。从专业课角度看，各校题目不同，考察的目标也不相同。但从考研的难兄难弟的经验中得知，北大的专业课较难，其三驾马车中，最难上的车当属光华，CCER次之，经院又次之。我就亲眼看到一个朋友，本科成绩优异，考光华连考四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每次都因专业课几分之差而与理想失之交臂。许多人甚至认为，能否考上光华，不在于能力，而主要靠运气。人大经院和北大经院当属同一难度。而社科院研究生院大概是最好考的地方了，可惜知道的人不多。几年前这里的学生常常招不满，只得从第一志愿考生中破格选拔优秀生，或者从考北大、人大的落榜生中调剂生源。这对于考研的人来说实在是个利好消息，不过好景不常，知道的人多了就导致供过于求了——今年社科院考研和录取的情况已证明了这点。我这样说绝非贬低社科院研究生院，事实上，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功底最好的是两类人：一是少数该院第一志愿的考生，因为他们基本上以学术研究为目标——可惜这类人太少了；二是从北大落榜生中调剂过来的，考研的过程夯实了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功底。
　　
　　
　　
　　 师资力量
　　
　　
　　
　　教师好比是生产产品的工人和管理者，其教学方式好比是生产过程或生产手段。在原材料质量给定的情况下，最终产品的质量就主要靠生产过程了。比较师资力量不可以像比较学生质量那样以考试成绩和考试难度来衡量，不过我们总可以找到次优的替代办法。如果我们承认现代经济学发端于欧美，并认为欧美名校和一流学报上经济学家的水平代表世界最高水平，那么就不得不承认那些从欧美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毕业的洋牌博士在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和视野上技高一筹——起码从概率上讲是如此。如果我们以各经济学教育机构吸收的全职“海龟”为统计指标，那么北大CCER的师资力量无疑是最强大的。CCER的20位教师全部都是从欧美大学毕业的洋博士，其中还有来自芝加哥、斯坦福和康奈尔等名校的“海龟”。光华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海龟”，北大经院也有若干只“海龟”，不过来自欧美名校的“海龟”很少。人大经院和清华经管的“海龟”很少。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清华经管学院不惜斥以巨资，以百万年薪从海外华人经济学家中延请了28位“特聘教授”或“讲席教授”。不过其效果似乎适得其反，不仅遭到公众质疑，而且被北大同行讥笑为“作秀”。因为这些拿着天文数字的海外兼职教授在清华的教学时间平均为7周，效果如何，恐怕要拭目以待。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情况就比较复杂，由于其独特的二元体制，其教师基本上来自中国社科院。虽然社科院“海龟”不多，但是其科研实力、组织资源、学术声誉恐怕不是任何一个国内科研机构可以比拟的。至于在本土受教育的“土鳖”水平如何，恐怕一言难尽。从当代中青年经济学家的数量来看，社科院和人大的“土鳖”应该领先一筹，而北大的“土鳖”则稍逊风骚，至于清华经管，除了人大过去的魏杰之外，其余名气不大。
　　
　　
　　
　　
　　 教学风格
　　
　　
　　
　　师资力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学方式，教师的学习经历更是直接影响了教学风格。尽管三校经济学教育机构先后都开设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专业课程以及动态优化、随机过程、泛函分析等数学课程，但是风格迥异。北大的三驾马车中，CCER由于教师全部是“海龟”，其学生也多把留学欧美作为发展前途，因此其研究生的培养方式跟国外比较相近。学生们除了上课之外，主要就是忙着考GRE、TOEFL，申请学校。CCER毕业生的毕业论文从体例上看的确比较像正规的经济学论文。不过你若是认为CCER的主要任务是每年培养40个硕士生和10个博士生，那么你显然错了。事实上，近年来，CCER不仅向北大校内推广经济学双学士、辅修生项目，还与欧美多所大学联办国际MBA、EMBA。今年以来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广其校外经济学双学士项目，按学分收费，每分400块，44学分总共17600大洋，可谓价格不菲。与清华NCER比较起来，北大CCER更像是一个全能型的教学机构，而清华NCER则像是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起码CCER的职员叫教授，而NCER的职员叫研究员。至于北大经院和人大经院，在教学方面差别不大，都比较注重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育，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光华更侧重西方经济学理论，但毕竟是管理学院，因此其课程很大一部分是管理类的。清华经管的教师绝大部分来自清华本校，而且教师基本上是工科出身，因此其教学课程中有一部分是自然学科基础课（包括数学、物理或生物），以及技术课程（主要是计算机应用）。
　　
　　我一直羡慕人大的研究生是全世界最轻松的学生，因为人大课程宽松，学习压力小，校园环境又很人文和浪漫。不过当我了解了社科院研究生院之后，发现这里居然比人大还轻松！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典型的导师制，即一般一个导师每年只招一两个学生。学生在研究生院上课，而导师在各研究所做研究，这种二元制导致的一个苦果是研究生院和研究所似乎谁也不管学生。经济学的公共教学课只有西方经济学，而且微观、宏观都由一个老师教，真是世所罕见！其余的课程都是一些讲座，至于专业课，各所几乎不怎么上，或者干脆将几门专业课合成一门讲座课，每学期讲那么几次。在这里，三年中两年没有课上是很正常的，如果你有幸英语免修的话，那么你简直可以打一份全职的工而不耽误你顺利毕业。因此，有人形象地说这里是“博导最多，课程最少”。因此，放羊式的教学方式导致了两类极端毕业生：樊纲和盛洪是一个极端，一事无成的人是另一个极端。显然，绝大多数人没有成为前者的运气，因此就只能成为后者。
　　
　　
　　
　　本文刊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3年第3期（总第1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