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挑战

九十年代以来，城市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一大主题。中国传统上是农业社会。改革开放之前，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但并没有改变农业社会这个事实。而且这一波城市化的代价很高，很多制度设置实际上是反城市化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户口制度所造就了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当时设置这种制度是为了对社会加以有效的行政甚至政治性管理，但正如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所表明的，城乡二元制度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的最主要的结构性和制度障碍。今天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社会冲突也大多来源于这个城乡分割制度。

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城市化开始，但问题并不突出。直到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的城市化有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最近10多年来。从前我们抱怨中国城市化过慢，现在则相反。很多人开始抱怨城市太大。可以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随着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资源，随着城乡统筹等政策的实施，城市化的速度只会加快，而不会放慢。
城市化不可避免，但城市化的模式非常重要。从世界历史看，在一些国家，城市化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能大大提升城市生活的品质，增加城市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但在另一些国家，城市化也的确造就了庞大的城市，从GDP而言，也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过高速的城市化不仅不能提升城市文明的品质，反而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市民的不幸福。世界各国在城市化方面走过了很多弯路，也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我们讨论新型城市化特别有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明确城市化的目标。我们不仅要造就大城市，不仅要城市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造就城市居民的幸福生活。也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城市化并不意味着农村就不重要了。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加紧进行农村建设。单方面的城市化必然会导致无穷的问题。今天，很多地方都在通过以行政手段消灭农村的办法来加快城市化，这已经导致了城市的农村化。很显然，如同我们强调新型城市化一样，农村建设也要追求一种更为可以持续的模式。城市化和农村建设必须统筹起来，单纯追求城市化和单纯追求农村建设，都会适得其反。
在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人们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的。的确，中国城市化在高速度地进行，但是有关方面城市化的概念并不清楚，对城乡统筹的概念也不清楚。什么叫城市化呢？到现在为止，大概把城市“做大”是很多人的共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而在城乡统筹方面，问题更多。在一些地方，对地方官员来说，城市化仅仅意味着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地方官员所关心的只是通过各种途径把农村的土地转变成为城市用地，而对如何把农村人口有效整合进城市并不感兴趣。因为不关心人，很多城市的人口素质没有在提高，反而在下降。
从理论上说，城市应当让生活更美好，更方便。但现实并非是这样。高楼大厦有了，立体桥梁有了，应当说在西方大城市所能见到的东西，我们都有了。但是，方方面面硬件的发展并没有带来软件方面的进步。实际上，高速城市化所带来的建设成就在很多方面只是表面的光彩。因为没有城市化的明确目标和意识，硬件方面的建设往往是误入歧途。例如，到处盖房，但忘记了“水”的权利。大雨一来，水就没有地方去了，所以城市每年都发大水。又如，为了经济指标就大力发展私人交通工具，但供汽车使用的公路不见增长，使得城市犹如一个个大停车场。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但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造就了我们的不幸福，甚至对城市生活的怨恨。
因此，城市生活并不见得美好，城市生活并不见得方便，城市不见得使人更长寿。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所说的新型城市化的问题。新型城市化的目标是什么？是城乡整合？是GDP和其它经济目标？还是城市人的生活？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回答。
从经验来看，凡是城市化的目标是以人为本，城市化可以为城市居民带来幸福生活。强调城市是人居住的地方，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在中国传统的概念中，城市实际上是军事要地，核心是国防，是政治，而不是人。中国的城市的关键词是“城”，城市也被称为“城池”。近现代大多西方城市起源于商贸要地，关键词是“市”，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的居住问题。后来工业化带来了城市化，带来了城乡整合的问题。这并不是说，西方城市化就没有问题了。但城市化以人为本这一目标是明确的。在中国，这一点到现在为止，并不明确。很难说，尽管从政策口号上说，我们的目标已经是以人为本，但实际层面可能不是，还是GDP等经济数据。
那么，今天我们强调新型城市化意味着什么？新型城市化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加以讨论，一是城市的升级，二是探索新型城市化。对城市化已经到达一定程度的城市来说，是城市如何升级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现有硬件的基础上发展软件的问题。而对正在进行城市化或者刚刚开始城市化的地方来说，就是如何避免早先城市化所产生的弊端，探索另一种城市化道路的问题。
今天我在这里主要针对象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那样的大城市问题作些讨论。所以，重点是讨论城市的升级问题。在讨论城市升级时，不想把重点放在硬件建设方面，而是放在软件建设方面。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不讲硬件建设并不等于这方面没有问题。有人说，在硬件方面，中国城市建设已经超过了其他国家，甚至是西方国家。我们的官员到欧洲去考察就觉得欧洲的城市建设已经落后了。这并不符合事实。欧洲那么多城市有没有经常发生像中国那样的水害？欧洲城市的地下设施已经用了上百年，甚至几个世纪了，都还好好的。我们的地下通道、地面道路、地上桥梁没有几年就出大问题。如何改进我们的硬件建设仍然是一个大的挑战。这里留给那些城市硬件设计专家去讨论。我想讲软件方面的事情。
讲城市软件建设，必须把重点放在城市建设如何以人为本。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去刻意强调硬件方面的新型，例如新型的大楼、新型的立交桥、新型的交通工具等等。如果我们能够把“人”的因素引入到城市化里面来，并且成为城市化的优先考虑，那么就必然会产生方方面面的“新型”来。
二、全球化和城市认同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城市认同问题。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们对城市的认同。说到城市就要说到人的认同问题。城市化成功不成功，主要看居住在城市里面的居民对这一城市的认同。一个城市的居民如果对这个城市认同度很高，那么表明他们的幸福指数高，城市化是成功的。但如果人们对这个城市认同度很低，不管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GDP大不大，城市化很难说是成功的。再者，在全球化时代，城市认同又有了新的维度，那就是外来人口，尤其是国际人口的认同度。很显然，全球化是近数十年里世界的主题词。全球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包括人、财、物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当然也包括其他方面的流动，例如文化和思想。全球化以前也有，但从前的全球化无论从规模和速度上说不可和现代这一波相比拟。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国际性人才的流动性。因此，这里所说的城市认同问题既和人才流动有关，也包括国际人才的城市认同问题。
与农业社会不同，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知识经济最为重要。知识经济就需要大量的人才，是人才经济。经济的竞争在很多方面表现为知识的竞争，尤其是在经济得到初步发展之后，如果再要上一个台阶，知识的重要性就表现出来。知识的载体是人才。同时，城市本身的管理也需要人才。一个城市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国际化城市，主要是国际化的发展和管理经验，就是能够把那些城市化的国际最优实践(best practice)统合起来，形成自己系统的城市。新加坡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一个城市的人才素质就决定了这个城市其他所有方面。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这对各个国家都是个难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但吸收不到外来的人才，而且连自己的人才都往外跑。很显然，中国的很多城市现在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在新加坡，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不仅培养自己的人才，留住自己的人才，而且也吸收和留住外来的人才。这些年来，新加坡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高端人才，各个领域的都有。这里，城市的认同变得重要起来。人们一直在讲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问题，也就是国家认同问题。国际人才也有国家认同问题。全球化不仅没有减低国家认同，反而在增加和强化国家认同。那么国际化人才如何处理国家认同问题呢？国家认同越强，民族主义情绪就越高，就越具有排外性，就越对国际化人才不利。城市也一样。一个城市如果民族主义过于强烈，那么其排他性就越强，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就越低。尽管在主权国家时代，政治人物避免不了强调民族主义，但对城市来说，更应当强调城市认同。实际上，因为城市认同往往强调的是文化、宜居等方面，城市认同的强化也有利于国家认同的增强，并且这种认同往往比民族主义式的政治认同更具有生命力。
如果说国家认同的强化不可避免，那么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城市认同就变得非常重要。对国际人才来说，发展出一种强烈的城市认同比国家认同来得容易，因为国家认同强调的往往是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而城市认同强调的是文化传统和现代性。所以，一个人可以不喜欢法国，但非常喜欢巴黎；可以不喜欢美国，但可以非常喜欢纽约和洛杉矶，等等。这就是城市认同。城市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传统，但城市较少政治性。
正因为城市的重点在文化和宜居等方面，城市也一直是和文明相关联的。文明可以说是城市的文明，因为城市是经济交易活动和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中心。文明就是从各种不同交易和互动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一个国家的文明发展程度可以用城市发展程度来衡量。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完全通过政治方法而生存和发展。
从国际化的角度来说，城市在一个国家国际化过程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很多学者的研究发现，国家间的经济金融和社会关系都是通过城市来维系着的，例如脱离了纽约、东京和伦敦三大城市之间的关系就很难理解美国、日本和英国的经济和金融关系。城市间的这种关系正在大力促进着城市文化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是城市认同的发展趋势。国际人才的流动是这种一体化进程的动力，同时一体化也在推动着国际人才的流动。从这方面说，如果一个城市不能造就具有全球化性质的认同，就很难具有竞争力。但应当强调的是，城市的全球化性质并不是说城市文化的全球同质性。恰恰相反，如果一个城市失去了与其他城市不同的地方，这个城市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了。
三、城市的附加值问题
我要谈的第二个方面是城市的附加值。说到城市作为国际化问题，就必须涉及到城市的附加值问题。在产业领域，人们有产业升级一说，其实在全球化的今天，城市也有升级的问题。上面提到的城市的国际认同实际上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下面我会涉及到产业的升级问题，这里先谈一下城市的升级问题。城市的升级的核心问题是增加附加值。中国在讲产业升级问题，但城市升级问题也同样重要。这两个方面的升级并不矛盾，而是相互相成的。我觉得，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城市升级要结合起来，这样才会有效。
中国的城市有很多，但附加值并不高。我在欧洲生活和旅游，发现欧洲城市的附加值远比中国城市高。欧洲一些很不起眼的城市，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都很小，但附加值很高。也就是说，城市每年所产生的价值远较中国的多。一个城市的附加值来自何处？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城市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地方性和国际性应当如何统一起来。
这些方面应当是有机统一的，或者说传统性和现代性、地方性和国际性应当是整合为一体的。中国的很多城市在作升级时，往往把这些方面分离开来。往往是作破旧立新式的改造。很多城市，尽管古老，但已经看不到城市的年龄。尽管很现代，甚至是后现代，但完全看不到中国的特色。从上到下，官员们往往以现代化为荣。现代化导致了中国城市的趋同化。这大大损害了城市的附加值问题。附加值里面很大的一块就是人们对一个城市的主观认同。品牌A比品牌B更值钱，不仅仅是因为A的质量高于B，而且更是因为在人们的主观思想中对A的认同度要比B高。这实际上就是前面所说的城市认同问题。一些官员自以为造出了一个很现代化的城市，但问题很显然，如果人们对城市没有认同感，那么就是没有附加值。
城市升级因此就是要追求城市的附加值。在中国的制造业领域，人们已经意识到通过简单的规模扩张的模式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现在提倡产业升级，就是要追求附加值高的产品。同样，对那些已经过大的城市来说，例如北京、上海和广州，新型城市化应当追求的是城市的升级，也就是追求城市的附加值。如果一味追求城市的简单扩大，那么城市发展不仅很难持续下去，到了一个阶段，就会走向衰落。
四、全球化过程中的城市链条问题
我要讨论的第三方面是城市链条问题。上面说到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城市引领一个国家的全球化。或者说，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几个国际化的城市，这个国家很难说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全球化对各个国家是个挑战，对主要城市也是挑战。全球化本身已经成为一个系统。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进入这个系统，那么就永远发展不了。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全球化水平很高的国家，就是说这些国家都处于全球化链条上。显然，那些没有进入这个系统的国家或者说封闭的国家没有得到很快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并不是一旦进入这个系统，就可以有进步了。有很多国家进入了全球化进程，但没有能力应付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仍然处于落后状态。对这些国家来说，全球化不但未能给他们带来财富，反而他们本身的财富被全球化所带走。
城市也一样。一个城市如果不能进入全球化链条上，就很难得到发展。而那些处于全球化链条上关键位置的城市的发展尤其迅速。现在世界上各个城市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的关键就是要争取到占据一个关键的位置。一旦占据到这个关键位置，那么就会在全球性人、财、物的流动网络中占据优势。
这里有必要提到我们所处的这个互联网和数码时代。一个城市通过互联网和数码来实现全球性的商业网络并不难。这里也顺便提语言问题。现在世界上主要城市为了和中国来往，都开始提供中文信息，尤其在网络上，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利用网络来了解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如果能够成为象新加坡那样的多语言城市，在国际化方面就会有长足的进步。在建立城市品牌，“销售”城市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已经讨论了城市认同问题、附加值问题和全球化链条问题，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城市的可持续问题，西方尤其是欧洲提出得比较早。因为工业革命发生在那里，到现代，很多经济体已经进入到后工业社会。城市也从工业化城市转型成为后工业化城市。中国改革开放后，强调得最多的是城市的发展，而非可持续发展。后发展也有其优势，因为可以从先发展者那里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这里想强调的是城市的产业升级问题。产业需要城市，城市需要产业。国内很多官员对产业升级往往有不科学的看法。他们往往把产业升级解读成为“今天生产服装，明天生产电器”。对他们来说，关闭服装工厂，把之转型成为电器工厂，就是产业升级了。这只对了一半。或者说，这只是产业升级的其中一种。产生升级也可以指的是同一产业链条上的升级，就是同一产业链条中往高端爬。也就是产品的附加值问题。我个人一直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大陆性经济体，不可以轻言放弃任何产业。我在欧洲观察到，很多城市因为产业的升级，很多产业已经转移出去。一些城市甚至已经完全没有了制造业。因为有福利制度，那里的人民仍然有体面的生活。但是，因为没有了工作，民风变坏。文明的进步和工业化和城市化紧密相关，没有了工业化，文明的进步就会成为问题。反之，那些善于往产业链高端爬的城市，在实现产业的升级的同时也实现了城市升级。
五、城市行政体制改革的问题
最后，我想讲一下城市体制改革问题。我们上面讨论了城市升级的一些重要的方面。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些方面的城市升级呢？一句话，城市升级要通过城市体制改革来实现。从中国的现实来说，城市行政体制改革最为关键。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上面所说的以人为本，改变以官僚为本和以钱为本的传统。到目前为止，“以钱为本”是中国城市化过程的主导原则，导致了城市化过程中的权钱一体化。这种结合的动力很大，从量的方面，有效推进了中国的城市化。但是，权钱的结合导致了上面所说的各种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城市改革而得到转型。
前面说过，城市的全球化表明各种生产要素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这要求减少一个城市的官僚程度。一个城市的官僚化程度过高，就会阻碍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尤其是人才方面。要吸引人才，尤其是国际人才，那么就要建立适应人才流动的城市制度。中国城市的方方面面太过于官僚化，不仅存在着庞大的官僚体系，而且主要组织例如医院、大学、研究院等都具有官僚行政级别。这种行政级别体系的存在有效地阻碍着人才进入中国，人才发挥其应当发挥的才能。尽管中国政府不断推出各种不同的吸引人才的计划，但从总体上看，高端人才仍然在外流。同时，因为行政级别，已经被吸引回来的人才也很难发挥作用，而是很快地被官僚阶层所吸纳，成为官僚体制的一部分。
应当看到，城市是中国整体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城市很难独立于整体政治体制而运作。此外，城市本身也必然要有政治化的一面。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就是说，城市的政治化不可避免。但城市要升级，有很多方面必须也可以加以非政治化。城市政治必须有一个边界，要把更多的空间让渡给市场和社会。城市如果没有一定的自治性，那么就很难发展出城市独特的文化。城市可以自治，但不可以独立。今天，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得到独立生存和发展。同时，通过城市行政体制的改革来减少城市的政治化也是有可能的。例如城市可以分权于社会，通过各种改革把很多方面的权力让渡给社会组织，而这些社会组织是不需要行政级别的。即使上面所说的医院、大学和研究院等组织也不需要行政级别。中国现在所有的事业单位都不需要行政级别。
广东正在进行以放权社会为目标的行政体制改革。广东的城市转型要结合这一波行政改革的主题。城市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很大的空间。应当把城市行政体制改革确定为城市升级和新兴城市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政府要在新型城市化方面扮演一个积极的作用，那么城市行政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