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原因 　　以下摘自[美国]吉尔伯著《美国经济史》699－702页 　　经济学界有各种各样的商业循环理论，在分析大萧条的原因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萧条原因最好的说明，也许就是一个或几个社会集团支出减少的幅度超过了其它社会集团支出增加的幅度。1929年，消费者购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72%，工商业者投资消费了18%，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使用了略少于10%，其余的用于出口。 　　在1929—1930年，由于投资者和消费者减少了大约一百五十亿美元的支出，国民生产总值的支出约减少了一百四十亿美元。政府支出虽稍有增加，但其影响微不足道。反映投资和消费支出有所减少的是：劳动力市场上解雇和失业增多了，工商业的销售额和利润降低了。根据上述分析，可见只要查明消费者支出和企业投资所以减少的来由，既能确定这次大萧条的产生原因了。 　　今天，通过历史剖释，可以清楚看出：在二十年代已经存在着当时被人忽视或漠视的若干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趋向。上面已经指出，农业一直没有从战后萧条中完全恢复过来，农民在这个时期始终贫困。而且，所谓工业部门工资水平较高，其中不少是假象。在这十年内，新机器的应用把大批工人排挤掉了。例如，在1920－1929年，工业总产值几乎增加了50%，而工业工人人数却没有增多，交通运输业职工实际上还有所减少。在工资水平很低的服务行业，工人增加最多，其中毫无疑问也包括了许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的技术工人。因此那些表示工资略有提高的统计数字，看来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由于工农群众是基本消费者，这两类人遇到经济困难对消费品市场一定会有影响。 　　在这些情况下，二十年代广告的扩大和分期付款赊销的增加就会产生不良后果。分期付款赊销竭力膨胀消费品市场。在1924—1929年，分期付款销售售额约从二十亿美元增为三十五亿美元，由此可见其增长率大得惊人了。无庸置疑，采用分期付款的赊销办法，增加了小汽车、收音机、家具、家庭电气用具等耐用消费品的销售额。然而分期付款销售办法的推广使用，也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不增加贷款，消费品市场就不可能容纳工业部门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而且，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销贷方式本身孕育着某种危险性；只要削减消费信贷即分期付款赊销，消费者的购置就很可能减少。看来，1929年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二十年代工业生产之所以能扩大，是由于对新工厂、新设备的巨额投资。这项投资使建筑业、机床制造业以及钢铁工业等有关部门雇用了大批工人。因此，资本支出或投资一减少，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工人就会大批失业。到1929年，消费品市场容纳不了增产的商品，也就不再需要扩充厂房和设备了。例如，据估计1929年美国整个工业的开工率只达到80%。在这些条件下，无怪乎投资额(用1958年美元计算)从1929年的四百零四亿美元降为1930年的二百七十四亿美元，进而减少到1932年的四十七亿美元了。投资的缩减则导致了生产资料生产企业的破产和工人的失业。这个问题因住房建筑的减少而更加严重起来。住房营造在1925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就江河日下了。1929年动工兴建的住房只有五十万幢(1925年约有一百万幢)。1927年以后，汽车工业也急剧衰落。 　　我们不想回答究竞生产资料的生产先下降还是消费品的生产先减少达样一个问题；显然，两者互有影响。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工人失业，会使消费品的销售额减少，从而导致消费品生产部门工人的失业。而消费品销售额的减少又反过来使投资进一步缩减，这两大部类愈演愈烈的相互作用驱使生产日益下降，失业率不断上升。 　　甚至诸如低税率和高利润等有利因素也可能助长了危机自爆发。现在看来，那个时期增加的收入大半落入少数人或少数家族的腰包了。1934年布鲁金斯研究所发表的一篇研究二十年代经济问题的论文这样写道： 　　“美国呈现出了收入分配日益不均的趋势，至少在二十年代前后是如此。这就是说，这个时期人民群众的收入有所增长，而上层阶层的收入水平提高得更快。由于随着上层阶层高额收入的实现，他们的收入中节约部分增加得比消费部分快，也就出现了大富豪及其家族把积累的收入越来越多地作为投资的趋势。” 　　从经济观点来看，二十年代收入的分配有紧缩消费来增加投资的趋向。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消费者手头钱多些，投资者手里钱少些，国民经济也许会稳定些。1929年在某种程度上由银行信用造成的股票市场的繁荣也反映了资金过剩，使资本家投资于购建厂房设备无利可图。 　　二十年代的繁荣，主要归因于自然资源充裕，工农业生产增长，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消费扩大和对外贸易兴旺。然而，许多美国人的贫困处境和国民经济之存在某些薄弱环节，导致了大萧条的爆发。尽管如此，直到二十年代未，大多数美国人还盲目乐观地相信繁荣仍将继续下去。 　　评论： 　　一 　　美国1920年代是一个繁荣的时代，由于繁荣，所以消费需求是旺盛的。正是由于这种消费需求的旺盛，刺激了投资，并且借着旺盛需求的东风，生产者的投资与产品促销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就出现了规模惊人的广告促销与分期付款赊销行为，这种使消费者“先花未来钱”的做法潜存着非常大的风险，一个是它刺激抬升了资本投资的规模，另外一个是消费者能否最终付清赊销款。如果不能付清款项，那么投资就不能获得合理补偿，巨大的投资规模就有可能导致经济陷于巨大的危机。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分期付款赊销的广告促销等手段进一步造成了旺盛的消费需求，而这种需求又必然刺激投资的迅速增长。而当这种消费需求最终衰弱下来时，这些被消费需求抬举进场的资本，就必然陷于危机的困境。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些旺盛的消费行为，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投资行为，也不就可能产生1929年的危机。 　　市场经济的每次危机，都是这样，由高度的消费旺盛而引起，没有这种消费旺盛，就没有资本投入，也就没有危机可言。 　　资本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但资本的这种目的及由此而引发的行为，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外在条件才能实现出来，这个外在条件，就是消费需求旺盛的拉动。因此，当社会经济以消费为目的而形成一个热潮时，资本则在这个热潮中实施着自己的目的---利润积累。在此，消费为社会整体的目的，而逐利则是资本方面的目的---这是局部目的。 　　 　　二 　　这个道理应该给当今的我们提供一个深刻的教训：消费需求切不可人为抬升得太过头。比如，中国的“扩大内需”政策切不可搞过头。凡是超出社会与个人经济能力而扩大的消费需求，必定包含着危机的因素，因为这种消费需求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这样，在它的刺激下所形成的更大的投资就有可能变成危机的因素。就象美国1920年代，通过信贷消费所刺激起一个庞大的投资，最终演变为大危机、大萧条的因素。 　　 　　---黄焕金 　　200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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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随波逐流的人　 2004-10-17 13:14 】

ZT 　　 　　这个史料和分析很好地验证了《利润与私有制经济问题》的观点。 　　 　　一、贫富分化，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投资者的利润中有一部分是通过损害非投资者的利益实现的。这个问题到现在仍未解决。 　　二、贷款消费非投资者的贷款消费是其赤字的结果，而非投资者的赤字会形成投资者的黑字——利润。这个问题现在依然存在，美国是否能持续以及还能持续多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投资者没有这部分利润投资和生产又会是怎样呢？ 　　三、掌握生产资料者的收中用于消费部分占总收入的比例下降，导致利润率下降。这个问题也依然存在。 　　“由于随着上层阶层高额收入的实现，他们的收入中节约部分增加得比消费部分快，也就出现了大富豪及其家族把积累的收入越来越多地作为投资的趋势。” 　　四、农业危机。世界性的长期农业危机至少发生了两次，一个是十九世纪末将近二十年的世界性长期农业危机，另一个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性长期农业危机。 　　五、三十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虽由美国的崩溃所引发，但其它国家早已陷入了危机，象日本，二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几乎如出一辙。 　　六、人们需要消费，但掌握生产资料者的目的却偏向追求利润，当掌握生产资料者的目的不能实现时，就导致了灾难。

樊纲：中国经济要么实行宏观调控 要么大萧条
　　21世纪经济报道/孙铭
　　
　　宏观调控棋到中盘。下一步如何走？如何对已经实施的调控措施和政策效果进行评价和反思？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经济的人士都极为关注的话题。
　　
　　“首先是经济出现了波动，才需要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宏观调控，我们就是大萧条 ，是经济危机。”经济学家樊纲是这么看待宏观调控对投资者的影响的。但是，他也提醒我们必须要反思，到底是哪些制度导致了经济的波动。
　　
　　8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授。
　　
　　没有宏观调控就是大萧条
　　
　　《21世纪》：在这次宏观调控中，很多民营企业都感到压力很大。从已经采取的宏观调控手段来看，你认为有没有所有制的歧视？
　　
　　樊纲：理论上没有，但是实际上有。比如贷款先停的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这也是目前体制下很难避免的事情，国有企业现在受到的保护越来越少了，但是总归还是有一些。理论上是不存在所有制歧视的，比如现在好的民营企业仍然可以获得贷款。
　　
　　这次宏观调控，应该说很多行政政策是“一刀切”的，说是五一节期间不贷款了就不贷款了，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都一样。但是实际操作上，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产业在政策的掌握上还是会有一些不同。
　　
　　《21世纪》：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宏观调控已经对一些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会不会对投资者的积极性产生影响？
　　
　　樊纲：需要大家来弄清楚这个事情，不是宏观调控导致了这些问题。首先的问题是经济出现了波动，才需要宏观调控，如果不宏观调控的话，所有这些企业将受到更大的打击，那时候的问题就不再是积极性问题，而是生存问题，特别是中小企业，会受到重大的打击，这是首先必须说清的一个问题。
　　
　　至于说到这不让搞那不让搞，因为这是一个宏观调控的时期。而且同时还出台了一个投资政策，规定将来大家都可以去投，不用审批了，这是一个体制的变化。这不是我在为政府辩护，现在有些人的一个错误观点就是宏观调控把大家给砸了，但如果没有宏观调控，我们就是大萧条，是经济危机，现在是大家都受点冲击，但是可以把经济波动调过来。
　　
　　《21世纪》：如果回过头来看这次宏观调控的措施，你认为在手段上有什么问题吗？
　　
　　樊纲：这次的手段基本正常。大家说得比较多的是行政手段，但中国现在很多经济主体不是市场主体，市场手段对它们不起作用，就得行政手段才能起作用。所以说这个东西不能唱高调，学者、记者、政府官员都不能唱高调，不能说我们现在是市场手段，你还不是市场主体呢，怎么让市场手段起作用？那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不能光说美国日本怎么样，那是我们将来可能达到的，但现在还不是。对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来说，很多经济手段不起作用，只有行政干预、产业政策才可以起到作用。
　　
　　但是，现在有些确实是过度的行政手段，必要的行政手段是需要的，不过现在有些过度。包括执行一些过去的不合时宜的法规，因为过去要审批，现在不要审批。这个需要从长期的制度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积极推进制度的变化，包括怎么贯彻现在新的投资管理规定。
　　
　　反思导致经济波动的制度
　　
　　《21世纪》：对这次宏观调控，我们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反思？
　　
　　樊纲：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政策本身，而是为什么我们要进行宏观调控。比如说有的地方政府现在还在寅吃卯粮，把几代人的地都批出去，没有制约；一些地方不管破产不破产，还是投资大搞开发区；我们的银行制度还是这种不负责任的银行体系；包括过去政府的产业政策、投资审批政策，是这些制度使得经济很容易波动。
　　
　　这些是真正需要反思的，然后才是政策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多少行政手段、多少经济手段，当然这些也需要反思，有没有过度的东西，有没有不符合现在的法律和规则的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是反思我们现在的制度——导致经济波动的制度，反思经济波动对大家造成的损害，宏观调控是经济波动之后不得已的事情。
　　
　　《21世纪》：从政策的力度来看，前段时间的措施是否有点太猛了？
　　
　　樊纲：那倒不见得，有些措施很猛烈，但也不是很长时间的，有些是临时的措施，有些是随着情况的变化相机抉择，但是我现在也很难判断是否过猛了，因为现在还没有见到效果。即使是猛药，如果时间不长，也不是过猛，宏观政策、GDP永远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不能光看它当时的力度，应该看这个力度持续了多长时间。
　　
　　《21世纪》：你认为当前需要加息吗？
　　
　　樊纲：确实应该加息，我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的。目前的利率水平，会给人们造成错误的价格信号。
　　
　　《21世纪》：如果要加息的话，存贷款利率结构应该怎么调整？
　　
　　樊纲：对这个我没有具体的想法，这个需要具体部门来操作。但是总的来讲，利率水平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不能把它僵化。美国成天0.25、0.5地调来调去，我们也要根据宏观情况的变化、经济情况的走势来调整利率，把利率当作一个经济杠杆、政策变量来调整，把它真正当成一个价格机制、价格信号来看待，这才是市场经济。现在我们把别的价格都放开了，反倒把利率管得死死的，而且管得死死的不是因为人为要管的，而是因为一些利益集团扛着，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21世纪》：目前的汇率政策是否合适？
　　
　　樊纲：现在汇率政策不确定性更强。贸易逆差，美元最近比较强(相对中国已经升值)，汇率更加模糊。
　　
　　《21世纪》：如何评价财政政策在这次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是否应该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
　　
　　樊纲：现在说稳健的财政政策，实际上现在的财政政策是紧缩性的——减少支出、财政盈余很大，已经是非常积极的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这是对的，应该说我非常赞成。去年我就提出民间投资上来的时候，政府就少投点资；如果民间投资不足，政府就多投点，这才叫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不一定老是扩张性的，积极也可以是紧缩性的。当应用财政政策的时候，它就是积极的，不用，它就是消极的。而且财政政策永远都是短期相机抉择的政策，需要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加以调整，就像货币政策也要不断加以调整一样，不应该有一个长期不变的制度性的宏观政策，那就不叫宏观政策了。
　　
　　经济正在软着陆当中
　　
　　《21世纪》：宏观调控进行到现在，如何来看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调控措施？
　　
　　樊纲：我相信现在正在软着陆当中，下一步应该把已经采取的措施贯彻下去，来观察经济形势的变化，相机抉择，根据形势的变化来调整政策。
　　
　　但目前应该基本保持政策的平稳，再继续执行一个阶段，看效果如何。现在电力短缺这样的问题还没完全解决，有的地方还在五天停电两天供电，或者开三停四什么的，说明生产资料的瓶颈仍然存在。
　　
　　《21世纪》：那么现在还需要采取更猛烈的措施吗？
　　
　　樊纲：不一定现在采取更猛烈的措施，现在还是保持基本的平稳，冷静观察一段时间。我不太赞成在现在采取什么新的措施或者是减少某些措施，还需要看一个阶段，因为调整都有一个时滞，都需要一段时间来实现效果，不能说今天实行了明天就见效。一般半年、九个月的时滞是非常正常的，要想下个月、明天就见效是不正常的和不现实的。

20世纪以来，美国历经数次由泡沫引发的股灾，其中以1929和2000年的股灾为最。上个世纪90年代泡沫带来的后果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正在美国发生的事情（见《股市泡沫逼人铤而走险—解读美国股市当前的危机》）。为更好地认识这次以及任何股市泡沫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这里我们重温1929年股灾后的大萧条。
　　1929年经济危机危害程度之深，持续时间之久，影响范围之广，政治干预之多，在当代史中绝无仅有。寻求对股市崩溃和大萧条原因的理解，直到现在还是西方学界、业界和政界辩论的焦点。围绕大萧条成因的解释，形成了今天流派众多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争论的焦点包括政府不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技术冲击、投机盛行、社会分配不公、道德沦丧等等。但有一点却是各家都认可的观点，即投资者非理性乐观的情绪是产生这场悲剧的原因之一。人们不禁要问，难道20年代的美国社会就没有认识到即将来临的大灾难吗？
　　
　　飞扬的二十年代
　　20年代同样被当时人称为“新时代”，财富和机会似乎向刚在一战中获胜的美国人敞开自己吝啬的大门。“人人都应该富裕”，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发表了他对新时代的看法。胡佛总统也认为，“我们正在取得对贫困战争决定性胜利的前夜，贫民窟即将从美国消失。”机会和富裕成为20年代醒目的标志。
　　美国股市在历经10年的大牛市后，20世纪前期美国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费希尔在1929年10月22日的《纽约时报》头条表示，“我认为股票价格还很低。”可是，没过几天股市泡沫就开始破裂。
　　股市泡沫的培植、经济超速增长常常是技术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氛围等众多因素作用的结果。美国20年代的经历完整地体现了这些因素的作用。图1是美国1920到1939年美国制造业指数的图示，该指数反映制造业的产出水平，由权威民间机构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提供，指数越高说明增长越快。1920年开始，美国制造业飞速发展了10年。1921年的指数水平为67，而1929年的该指数已经到了119点，制造业保持了超过6%的增长速度。1929年10月股市崩溃后，到1932年该指数仅有63点，比起1929年高峰时跌了47%。
　　就工业技术而言，一战当中和以后老的石油和钢铁工业得到长足发展，而新兴技术引发的汽车、电气和飞机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战争中发展的科学技术对民用经济的推动效果明显。如果我们用投资于新设备和新工厂的资本数量来衡量技术的加速发展和推广速度，我们发现1915年用于新设备和新工厂的投资约为6亿美元，而到了1918年，这一数字已到25亿美元，增长率超过300%！新工厂的建设和新设备的投入使用，为制造业的加速发展打下了基础。福特汽车公司总裁亨利·福特的话形象地表达了当时工业界对技术进步和资本扩张的自信，“美国人现在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任意款式、任意色彩的福特汽车。”
　　除了技术创新，科学管理方法的应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例如，1914年到1927年间美国汽车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78%）、政府与大企业的密切关系、信用消费形成等因素都促进了整个20年代的经济腾飞，同时也使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更加非理性、使股市泡沫继续膨胀。
　　提高了的劳动生产率使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有了大幅度上升，消费能力增强，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生产供应商采用更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采用更新的技术和更大范围的运用科学管理模式，进而反过来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促进更高的消费。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形成了一个自我增强的循环机制。
　　整个社会对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趋之若骛，“炫耀性消费”成为时代潮流。当时人们追求的消费包括收音机、电影、新型电器（吸尘器，冰箱和洗衣机等）、汽车等等。对新汽车的追求永无止境，当福特在1928年宣布他将推出新的A型车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对这种尚未谋面的汽车下了订单。“新时代”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
　　20年代对经济前景的自信更集中地体现在股票市场。在股市最狂热的1929年夏，美国封闭基金的价格远远超过其资产净值，比二战后封闭基金平均溢价60%，这意味着资产的价格远远高于资产的价值。最近的一些研究显示，即使存在作空机制，也不能完全抑制当时股票价格的上涨。在投机最盛行的1929年1月，当股票做空方借入股票时（这是做空交易运作的一部分），需为借入的股票支付18%的月利率，这意味着很难借到股票去做空，以致使做空机制无法抑制股市泡沫继续膨胀。
　　我们可以做个简单估算：道琼斯指数从1921年的75点到1929年顶峰时的363点，平均年增长率高达33%。假设1921年是合理水平而且这些年的利率水平基本不变，如果370点在1929年也是合理水平的话，那么包括在道琼斯指数中的公司利润的增长速度应该约为每年33%，而且是长达10年的高速增长，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还极少出现！倒是半个世纪后1988年的日本，其GDP增长率如果按升值后的汇率计算的话高达36.5%，但那显然只是昙花一现 。
　　像任何一次金融危机一样，1929年的危机前同样是一片欣欣向荣。社会中涌动的暗流，像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社会信用受到破坏、上市公司行为扭曲，都被节节攀升的股市和对幸福未来的预期冲得无边无影。
　　
　　苦难的三十年代
　　长达10年的大牛市把道指从70多点推到了360多点。在股市最高峰来临前曾经有个短暂的调整期。1929年3月的指数略低于2月指数水平。但是没有人相信股市会下跌。
　　从图2可以看到，在股市最低谷的1932年，指数水平只有崩溃前的12%左右。直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该指数还在153点，只有崩溃前顶点的42%。从1929年10月29日到11月13日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共有300亿美元的财富消失，这相当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总开支。
　　然而，这一切还仅仅是开始。股灾中，摩根银行试图托市，政界、工业界、银行界的头面人物也纷纷出面表示对经济的信心，但这都稳定不了投资者恐慌的情绪。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在过去10年股市扩张中受到严重伤害，可怕的连锁反应很快发生：疯狂挤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贫困来临、有组织的抵抗、内战边缘，20年代的美梦对美国人而言已经是明日黄花。
　　我们可以从反映实质经济的四个指标：真实GNP增长率、失业率、国际贸易数量和软饮料的产量来看股市崩溃对美国实体经济的灾害性后果。图3显示了大萧条前后真实GNP增长率的变动情况。真实GNP增长率是客观反映一国经济增长情况的指标。我们发现在1930年第四季度GNP增长率降幅最深—10.05%。从1929年第四季到1933年第一季，连续出现了14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累计负增长为-68.56%。GNP指数在1933年第一季度达到低谷，仅为53.2，相当于1928年基准水平的50%，比20年代经济起飞时1921年的59点还低。这意味着美国经济至少倒退了10多年。
　　图4显示了大萧条前后失业率的变动情况。股市崩溃的1929年，失业率为2.5%，之后失业率迅速上升，到1933年达到创记录的25%，这意味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失业。整个30年代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到二战爆发的1939年，失业率仍然处于17%的高位。相比之下，二战后美国历史上失业率最高的经济危机中失业率是12%（1981-1982年），这已经让很多美国人心有余悸了。
　　1929年经济危机另一显著特色是危机很快从美国蔓延到其他工业化国家。各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加强了贸易保护的措施和手段，这进一步加剧恶化了世界经济形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根源。图5显示了大萧条后时间总贸易数量的变化趋势。我们清楚的看到1929年后世界贸易水平急剧下降，低谷时的1933年只有1929年世界贸易水平的1/3。
　　经济危机对大萧条前新兴发展的行业造成致命的打击。这里我们选取了一个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的新兴行业—软饮料行业—作为分析对象，结果见图6。
　　大萧条前，美国软饮料人均产量稳步增长，从1921年的人均41升上升到1929年的人均53.1升，上升了25%。经济危机对软饮料的生产和消费影响巨大，到1932年时，人均产量只有27.1升，仅有1929年水平的一半。这意味着该行业在1932年市场规模的急剧缩小，厂商、工人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
　　大萧条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失业。失去工作不仅对个人造成了经济和精神痛苦，而且失业者的家庭也因此变得不稳定。大萧条中结婚率比正常年份下降了15%，而离婚率也降低了25%。历史学家发现离婚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夫妻双方不愿意承担分居后的住房费用。
　　大萧条期间出生的新生儿长期缺乏营养和医疗护理；约有200万-400万中学生中途辍学；大量的无家可归者栖身于铁道边简易的纸棚；许多人忍受不了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自杀；社会治安恶化。火药味最浓的事件是1932年的“向华盛顿进军”。两万多老兵由于没有拿到抚恤金，在华盛顿搭建起他们的“临时城市”，发誓除非政府拿出钱来，否则他们不会离开。惊恐的胡佛总统下令麦克阿瑟和艾森豪维尔率领军队驱散老兵，这是美国历史上一次非常不光彩的用武力对付和平请愿的事件。
　　
　　不能人为地培植泡沫
　　1929年美国股市的崩溃和随后十年的经济萧条是整个20世纪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20年代是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十年，由于股市预期的财富增长速度大大超出了实质经济能支持的速度，社会又没有及时的纠错机制来制止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的进一步分离，泡沫的继续膨胀就不可避免。
　　30年代的大萧条对美国经济和美国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让美国经济逐步摆脱衰退，而美国股市回到崩盘前的水平时，已经是1958年，也就是说，美国股市用了近30年时间“推倒重来”。大萧条的历史经验给新兴的中国股票市场和中国经济的启发和警示作用是非常深远的—不能人为地培植股市泡沫。

大萧条
　　
　　经济崩溃的根源　随着1929年的开始，美国似乎日趋繁荣。美国工业生产指数1921年时平均仅为67（1923—1925年=100），但到1928年7月时已上升到110，到1929年6月时上升到126。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美国股票市场的行情。在1929年夏季的三个月中，威斯汀豪斯公司的股票从151上升到286，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从268上升到391，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65上升到258。实业家、学究式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都表示对未来充满信心。财政家伯纳德·巴鲁克于1929年6月写道，“世界的经济形势似乎即将大幅度地向前发展。”1929年秋，耶鲁大学教授欧文2费希尔宣布：“股票价格所已达到的高度看起来象是持久的。”财政部长安德鲁·W·梅隆也于1929年9月向公众保证：“现在没有担心的理由。这一繁荣的高潮将继续下去。”
　　这种自信证明是毫无道理的；1929年秋，股票市场的价格跌到了最低点，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跟随而来，而且萧条的强烈程度和延续时间的长久都是空前的。造成这一意想不到的结局的一个原因似乎是严重的国际经济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大规模地成为债权国时发展起来的。英国在大战以前已是债权国，但它将来自海外投资和贷款的收入用来支付长期的入超。相反，美国通常是贸易顺差，而且由于国内政治原因使关税保持在高水平，这种贸易顺差被加大。此外，20世纪20年代，因不少国家支付战争债务，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贮藏量在1913至1924年间从192400万美元增加到449900万美元，即世界黄金总贮藏量的一半。
　　有好几年这种不平衡因美国在国外的大规模的贷款和投资而被抵消：1925年至1928年间，美国平均每年的对外投资总额达11亿美元。当然，这种情况最终加强了不平衡，不可能被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由于支付款到期，债务国不得不减少从美国进口的商品，美国某些经济部门，尤其是农业受到了损害。此外，有些国家感到必须拖欠欠款，这动摇了美国的某些金融公司。
　　美国经济的不平衡与国际经济的不平衡一样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工资落后于不断上升的生产率。从1920年到1929年，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上升了2拖，而工厂中工人的生产率却猛增了65%。同时，农民的实际收入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租税和生活费用的日益上升而正在减少。1910年，每个农业工人的收入还不到非农业工人收入的40%，而到1930年时，已低于30%。农村的这种贫穷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固定不变的工厂工资和不断下降的农场收入这两大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国民收入严重的分配不均。1929年，5%的美国人得到全部个人收入的三分之一（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六分之一）。这意味着人民大众不充分的购买力与那些拿高薪水、得高报酬的人的高水平的资本投资同时并存。20世纪20年代中，资本货物的产量平均每年的增长率是6.4％，而消费品产量的增长率为2.8%。这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受阻；这种低下的购买力不能支持如此高比率的资本投资。结果，1929年6月到10月间，工业生产指数从26下降到117，从而造成了促使这年秋天股票市场崩溃的大萧条。
　　美国银行业的弱点是促成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的最后一个因素。当时，许多银行是单独经营的，有些银行缺乏足够的财力来战胜金融风暴。当一家银行倒闭时，恐慌便传播开来，储户纷纷赶到其他银行去提取存款，从而引起了一个逐渐破坏整个金融结构的连锁反应。由于1929年投机热渗透经济，使得一些商号和银行放弃正常的预防措施，去从事投机性质的冒险活动，因此，银行业的这一弱点变得更为严重。
　　世界范围的大萧条　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始于1929年9月。一个月内，股票的价值下降了40%，而且，除了少数几次股票价值有短暂的回升外，这种下降持续了三年。在这期间，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262下降到22，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从73降到8%。国民经济的每个部门都受到了相应的损失。在这三年中，有5000家银行倒闭。1929年，通用汽车公司生产了550万辆汽车，但在1931年，它们仅生产了250万辆。1932年7月，钢铁工业仅以12％的生产能力运转。到1933年时，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了将近一半，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商品贸易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
　　大萧条不仅是无比强烈的，而且具有独特的世界性影响。美国金融公司不得不收回它们在国外的短期贷款；不用说，这产生了种种影响。1931年5月，维也纳最大的、最有声誉的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宣布它已无清偿能力，从而在整个欧洲大陆引起了一片恐慌。7月9日，德国丹纳特银行也跟着这样做了，随后两天里，德国所有银行都被命令放假；柏林证券交易所——伯尔施交易所关闭了两个月。1931年9月，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两年后，美国和几乎所有大国也都这样做了。
　　工业和商业的崩溃与金融世界的崩溃极为相似；不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从1929年的100下降到1930年的86.5、1931年的74.8和1932年的63.8，共下降了36.2%。在以前几次危机中，最大的下降数是7%。世界国际贸易的衰退更为急剧，它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亿美元、1931年的397亿美元、1932年的269亿美元和1933年的242亿美元。还应该指出，在过去，国际贸易的最大下降数是7%，出现在19O7-1908年的危机中。
　　社会影响　这些经济上的大变动引起了种种相应重大的社会问题。最严重、最棘手的是大规模失业的问题，这问题已达到了悲剧的程度。1933年3月，美国的失业人数据保守的估计为1400多万，相当于全都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在英国，失业人数将近300万，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与美国的大致相同。德国的情况最糟，失业人数至少有600万：工会执行委员会估计，他们的成员中有五分之二以上的人完全没有工作，另外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全日性工作。法国由于农业与工业较平衡，受影响最小；这个国家的失业人数从未超过85万，不过，这一数字并不包括农村地区相当大的未充分就业的人数（东欧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的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中，许多工人离开城市，回到已人口过剩的村庄，与他们的亲属共患难）。
　　如此大规模的失业大大降低了各国的生活水平。即便是富裕的美国，也广泛地存在着苦难和贫穷，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当时受托负责救济的是一些资金不足的私人机构和地方机构。这是一个排队领救济面包、寻找施粥所、退役军人在街角卖苹果的年代。成千上万的男人，甚至还有些女人，从东岸到西岸来来回回地“偷乘火车”，希望找到工作，或者只是因为无别的事可做。更多的人则离开了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的干旱尘暴区，前往加利福尼亚，正如约翰·斯坦贝克在小说《愤怒的葡萄》中所描写的那样。
　　在英国，由于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中长期存在着失业，这时的形势变得更糟。整整一代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在几乎没有机会、没有希望找到工作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一些人痛苦地将他们无目的的生活称作“活地狱般的生活”。另一些人则放弃了希望，变得听天由命起来：“任何人现在找到工作的机会都不会比爱尔兰抽彩中奖的机会多些”。在德国，由于失业者所占的比例较高，失望情绪更为严重，局势也更为紧张；所有这些最终使希特勒的成功成为可能。也许最悲惨的是东欧农民群众的命运。虽然他们以往一向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但1939年对一个颇能代表东南欧的地区——南斯拉夫德里纳地区所作的调查报告揭示，219279个家庭中，有46.4%的家庭没有床，54.3%的家庭没有任何种类的厕所，51.6%的家庭是以泥地为地板。从人的方面来说，这意味着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希腊的婴儿死亡率（一年每一千个活产婴儿的死亡数）分别是183、144和99，而德国、英国、荷兰的婴儿死亡率分别是66、55和37。
　　政治影响　如此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必然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即便是资源丰富、有着政治稳定这一传统的美国，在这些年里也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思想和骚动：由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组成的补助金大军；专家政治——赞成专家治国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发展成农业上的静坐罢工的农场假日；主张重新分配收入的各种建议，其中包括要求丰厚养老金的《汤森计划》；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休伊·朗的“分享财富”运动，等等。政治动乱的另一表现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的选举中取得了彻底胜利。随即而来的“新政”起了政治上不满情绪的安全阀的作用，从而有效地使种种极端主义运动归于无效。
　　这几年中，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发展大体上与美国相同。这两个国家虽然都遭到了政治风暴的袭击，但设法在其传统制度的范围内经受住了风暴。英国工党于1929年6月开始执政，但它几乎立刻就遇到了向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发放“失业救济金”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公司正收回它们的短期贷款，并拒绝考虑新的贷款，除非英国政府采取某些节约措施。1931年8月，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屈服于这些压力，同意解散他的工党政府，领导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事实证明，这一政府与劳合·乔治1916年至1922年的联合政府一样，仅仅是为托利党的统治装门面，因为保守党人在内阁中仍占多数。虽然新政府的组成是为了挽救英镑，但它立刻放弃了金本位制，于是一英镑的价值从4.86美元降到3.49美元。1932年采取的保护关税和对帝国成员国采取的限额优惠贸易待遇是与过去的又一决裂。三年后，年老多病的麦克唐纳辞职，让位于斯坦利·鲍德温，因此，英国这些年实际上是在保守党的统治下渡过的，虽然联合政府名义上依然存在。
　　在法国，左派也因大萧条的压力被迫下台。左派在1932年的选举中获胜，激进党领袖爱德华·赫里欧如在1924年那样在社会党人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内阁。这—次，这个左派内阁同样因不断增多的财政困难而逐渐遭到破坏。激进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如何对付经济危机的问题上无可挽回地分裂了。赫里欧仅执政了6个月，随后的其他4位总理也在短期内相继让位。1933年12月，最后的较量随着斯塔维斯基丑闻的败露而到来；斯塔维斯基是一个俄国出生的法国公民，他伙同一家地方当铺发行欺骗性债券，据谣传，许多重要的官员和政界人物与此案有牵连。极右翼团体趁机在街上挑起骚乱，企图推翻共和国本身。尽管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但的确迫使内阁于1934年2月辞职。一些保守党内阁相继执政，但没有一届内阁能治好国家的根本弊端。
　　更引人注目、更决定命运的是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大萧条也直接地、决定性地影响了这个国家种种政治事件的进程。1919年，随着《魏玛宪法》的正式通过，这里建立起一个西方式的共和国（见第二十二章第二节）。在第一年中，这个新共和国除要对付君主主义者卡普在柏林的叛乱外，还得对付共产党人在巴伐利亚和鲁尔的起义。动乱持续到1923年，这时，法国和意大利军队因赔款纠纷占领了鲁尔。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席卷全国，消灭了各阶层的储蓄金。只是由于1924年《道威斯计划》的议定和法意从鲁尔的撤军，德国才终于开始安定下来。在以后几年中，德国接受了《洛迦诺公约》并加入国际联盟，它的经济也因美国的大量贷款而不断好转。
　　大萧条给德国的打击特别严重，使五分之二的劳动力失业，使另外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全日性工作。当时的政府是一个中间偏左的联合政府，由社会党人赫尔曼·米勒总理领导，而总统则由年迈保守的战争英雄保尔·冯·兴登堡担任。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内阁一样，德国的米勒内阁也因如何解决大萧条造成的失业和其他问题方面的争论而逐渐遭到破坏。左派赞成增加失业救济，右派则坚持削减经费和平衡预算。后者的方针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支持，因为赤字财政的基本原理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没有被制定出来。1930年3月，米勒内阁被迫辞职，从那时起，德国由中间派和右派的政党统治。
　　起先，海因里希·布吕宁组织了一个联合政府，布吕宁是中央党的一位冷酷、严厉但却聪明、正直的成员，他所博得的是尊敬而不是友谊。这位好心的爱国者的悲剧在于他为德国的民主政体挖掘了坟墓。由于缺乏议会中多数议员的支持，他向宪法第48条求助；该条款授权总统在紧急时刻颁布各种法令，这些法令具有法律效力，除非遭到国民议会多数票的明确否决。实际上，国民议会的确曾投票反对最初的紧急法令，但布吕宁通过说服兴登堡解散国民议会、下令于193O年9月举行新的选举进行了反击。布吕宁预计中间派和右派的各种政党会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使他能以正规的议会方式治理这个国家。然而，选举却表明希特勒的国社党已作为一种全国性的力量在兴起。
　　阿道夫·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位小官员的儿子，早年曾去维也纳，渴望成为一名画家。由于缺乏才能，他靠从事各种最卑贱的工作来糊口，过了5年悲惨的生活——这是据他自己说的，似乎言过其实了。他的悲惨境遇——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连同毫无疑问的职业上的失败一起，有助于解释他这时所获得的热烈的信仰：仇恨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憎恶议会制政体，蔑视富裕的资产阶级及其“颓废的”文化。希特勒从维也纳流浪到慕尼黑，在那里，于1914年进巴伐利亚团服役。虽然他在战争中作战勇敢，曾三次负伤并荣获令人羡慕的铁十字勋章，但显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才能，因为尽管他专心服役，却也只升到下士为止。然而，在军队的这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军事训练为他提供了他以往一向所缺乏的辨别方向的能力。
　　战争结束后，希特勒转而猛烈反对新魏玛共和国。“我认为现在的德国既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也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的国际猪圈。”1919年，他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战斗组织，不久便成为该党的领袖，即元首。在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人的煽动性演说之后，他和陆军元帅鲁登道夫一起参加了1923年在慕尼黑举行的一场滑稽歌剧式的暴动。这场暴动被警察轻易地镇压下去了，希特勒被关押了9个月。当时，他35岁，他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一部夸张的长篇自传体回忆录，在书中，他发泄了对民主政体、共产主义和犹太人的仇恨，还详细说明了战败的德国怎样才能成为“全人类的君主”。“种族纯净”是取得这一胜利的关键：“一个在种族被毒化的时代里致力于培养其最优秀的种族成分的国家，总有一天会成为全人类的君主。”
　　从狱中获释后，希特勒继续从事鼓动工作，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在1924年12月的选举中，他的纳粹党仅获得14个席位和908000张选票，在1928年5月的选举中获得的席位和票数则更少——12席和81万张选票，即总票数的2.6%。1930年9月的选举是一大转折，当时纳粹党获得了107席和6407000张选票，即占总票数的18.3%。这些似雪片般飞来的选票并非来自工人，因为社会党和共产党在1930年得到的席位比1928年时还多13席。希特勒这时正从在猛烈的经济风暴中拼命寻找避难所的各种中产阶级分子那里得到他新发现的支持。
　　纳粹党的政治纲领为小职员和破产的商人提供了安慰和希望。它要求废除不劳所得和“利息奴役制”、使所有托拉斯国有化、对大企业实行分红制、对高利贷者和好商处以死刑。同时，它还向所有爱国的德国人保证要砸碎《凡尔赛和约》的枷锁，要迫害犹太人；犹太人不但被污蔑为从事剥削的资本家，而且被污蔑为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应该强调指出，希特勒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为这一政纲奔走游说，但反应却极小。大萧条是使他的政治命运起变化的直接的、首要的原因。在人们感觉到这一政纲的全部影响以前，希特勒被大多数德国人看作是一个爱高谈阔论而又毫无危害的狂热者；而当将近一半的劳动力失业时，他便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爱戴的元首，因为他为他们的不幸提供了替罪羊，为个人和国家愿望的实现提供了行动纲领。
　　由于1930年9月的选举，纳粹党使其在国民议会中的代表人数从12人增加到107人，从而成为这个国家第二大政党。这一意想不到的结果逐渐破坏了德国的议会制政体，因为它不但剥夺了布吕宁所渴望的中间派-右派联盟的多数票，而且剥夺了曾在米勒领导下执政的中间派-左派联盟的多数票。因而，布吕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只得依靠总统的法令来制定所有必需的法规。他对兴登堡的依赖程度在他提出分散东普鲁斯地产的法规时得到了征实；兴登堡总统本人就是一个容克地主，他坚决反对这一法规，并迫使布吕宁于1932年6月辞职。
　　新任总理是弗朗茨·冯·巴本，名义上是中央党的成员。实际上他是一个反动贵族，被人们恰当地描绘为“一个文雅、仁慈、温和的无足轻重的人物，一个聪明绝顶的笨蛋”。他所领导的那个软弱的联合政府仅得到国民议会的微不足道的支持，因此，他于1932年7月举行新的选举，希望加强他的地位。然而，纳粹党却成为最大的获胜者：他们的选票猛增到13799000张，即占总票数的87.4%，他们的席位也猛增到230席。而且，这些进展是在使右派和中间派的各政党受损害的情况下取得的，因为，与1930年相比，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席位加在一起实际上增加了2席。
　　希特勒这时成为全国第一大政党的首脑。在与兴登堡总统的谈判中，他要求完全的行政权。“你提出这一要求是什么意思呢？”兴登堡问道。希特勒回答说：“我就是要求得到与墨索里尼在进军罗马后所行使的同样的权力。”兴登堡拒绝了，对这个他所称呼为“波希米亚下士”的人没有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议会制政体这时已行不通．既然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都不会加入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1932年11月，巴本又举行另一次选举，企图打破这一僵局。这欢，纳粹党人丢失了200万张选票和在国民议会中的34个席位，使他们的议员人数减少到196人。虽然他们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政党，但他们不再能假装成未来的不可抗拒的潮流。的确，纳粹党领导人突然感到恐慌。希特勒的副手约瑟夫·戈培尔在1932年1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整个组织极为消沉。缺少资金不可能使事情做得很好。元首在旅馆的房间里来来回回踱了好几个小时。显然，他是在苦思冥想。……突然，他停了下来，说道：‘如果党一旦崩溃，我就立即开枪自杀。’可怕的威胁，极端的沮丧。”
　　不到两个月后，这位想要自杀的人成了德国的总理。这一惊人转变的一个原因在于德国工商企业界领导人这时给了纳粹党以大量的财政援助，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纳粹党崩溃，这几百万张选票可能转到左派手中。1月4日，希特勒会见了科隆的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从那时起，戈培尔所抱怨的“缺乏资金”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另一原因在于当时柏林的政治被人看作是阴谋诡计的泥淖。兴登堡这时已年老体衰，每天只能神志清醒地工作几个小时。他被说服解除了巴本的职务，任命库特·冯·施莱谢尔来接替巴本；施莱谢尔甚至比他的前任更狡猾。
　　施莱谢尔决定试用蛊惑人心的方法。他取消了巴本对工资和救济的削减，恢复了分割东普鲁斯地产的计划，并通过政府制定的农业法规着手调查地主所得的非法利润。地主和商人都满腔仇恨地指责他，并把兴登堡拉了过去。施莱谢尔很易受到伤害，其原因与布吕宁和巴本先前易受伤害的原因相同：不能在国会中组成多数。1933年1月28日，施莱谢尔被迫辞职，两天后，希特勒成为一个由民族党人和纳粹党人组成的联合内阁的总理。
　　6个月内，希特勒就已根据他关于种族和领导权的思想，将整个德国组织起来。3月5日，继前所未有的宣传和恐怖主义运动之后，一个新的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了。纳粹党人得到了288席和550万张选票，但它们仍然只占总票数的44%。当议员们聚会时，希特勒宣布共产党人的席位无效，然后，与天主教中央党做成一笔交易，由后者给予他足够的票数，于1933年3月23日通过《授权法》。《授权法》给了他长达4年的以法令进行统治的权力。但到1933年夏时，他已在实际上消除或控制了德国人生活中所有独立的成分——工会、学校、教会、政党、交流媒介、司法系统和联邦各州。早在1933年4月22日，戈培尔就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元首的权力在内阁中完全占支配地位。将不再有投票。元首个人决定一切。所有这一切的取得比我们所敢期望的要快得多。”
　　希特勒就这样成为德国的主人，而且正如他不断自夸的那样，是通过法律上的合法手段当上德国主人的。大萧条使他的胜利成为可能，不过，这决不是不能避免的；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是由于其他因素的结合，其中，包括希特勒本人的才能、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提供的援助和他的对手们的缺乏远见——他们低估了希特勒，未能作为反对派联合起来。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了，他死得正是时候，使希特勒能把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合为一体，由他一人掌握。第二个月，纳粹党代表大会在纽伦堡召开，希特勒宣布：“德国今后一千年的生活方式已被清楚地确定。”
　　国际影响　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在将1932年的国际形势与洛迹诺时代的国际形势作比较后说道：
　　我察看了当今的世界，并将现在的情况与那时的情况作了对比，我不得不承认，由于某种原因，由于某种难以确切指出的东西，世界近两年正在倒退。各国相互之间不是更加接近，不是在增进友好的程度，不是在向稳定的和平迈进，而是又采取危及世界和平的猜疑、恐惧和威胁的态度。
　　张伯伦所不能确定的“某种东西”就是大萧条及其各种国际影响和国内影响。洛迦诺时代的各种国际协定，尤其是关于赔款和战争债务的国际协定，已无法实行。不久就变得很明显；各国政府由于被不断衰退的经济和日益严重的失业准到崩溃的边缘，已不能履行几年前所作的承诺。1931年7月，在胡佛总统的倡议下，各强国同意延缓偿付所有政府间的债务。这种延缓偿付表明，在协约国间的种种债务和赔款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尽管胡佛一再重申不存在这种联系。第二年夏天，在洛桑会议上，各强国虽然不是在理论上但在事实上完全取消了德国的战争赔款。同时，结束了对美国的战争债务的支付，虽然在以后几年中作过几次象征性的支付。因此，赔款和战争债务这一棘手的老问题终于被大萧条释放出来的经济风暴扫除了。
　　经济风暴的另一影响是使地方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到妨害国际关系的程度。在总崩溃的大潮流中，各国的自卫措施都采取了诸如较高的关税、更严格的进口限额、结算协定、货币管制条例和双边贸易协定之类的形式。这些措施必然引起各国间的经济摩擦和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为转变这一趋势人们做了各种尝试，但都没有成功。1933年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就是一次使人惊恐的大失败，“经济上的独立”即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逐渐成为通常公认的民族目标。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为裁减军备所作的种种尝试逐渐停止，让位于各种大规模地重整军备的计划。始于1932年8月的裁军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2O个月，但与经济会议一样没有成效。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渐渐逝去，各国都将越来越多的力量用来重整军备。事实证明，这一趋势是不可能停止的，因为军火制造不仅提供了想象中的安全，还提供了就业机会。例如，美国的失业人数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重整军备时才大大减少。同样，希特勒因实行庞大的重整军备的计划，才迅速解决了他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失业问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希特勒之所以能最成功地使其国家摆脱经济萧条，是因为他在其国家的备战方面做得最彻底。此外，大萧条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和伴随而来的失业给人们以极大的伤害，因此，各地民众都欢迎新的工作，哪怕是军工厂里的工作。很可能没有一项措施能象给绝望的失业者以工作的大规模的重整军备一样，使希特勒为其人民所爱戴。
　　这时正在积聚起来的武器装备必然迟早会得到使用，但使用它们还需要有某种理由；“生存空间”便是最明显的理由。这是希特勒新创的术语，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的军事领导人也使用了与此类似的说法和论点。按照这一学说，失业和普遍存在的苦难是由生存空间的缺乏引起的。少数几个幸运的国家夺取了所有的殖民地和人烟稀少的海外领土，使其他国家没有维持其人民的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明显的出路是扩张，必要时可使用武力，以纠正过去所遭受的不公正行为。这就是所谓的“穷”国反对“富”国时所使用的论点。
　　大萧条除破坏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外，还同样地、不偏不倚地破坏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由这一事实看来，上述论断显然是似是而非的。不过，生存空间的思想起了使“穷”国的人民团结起来、去支持各自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的作用。它还为那种公开宣布其目的是为穷人提供食物、为失业者提供工作的侵略提供了表面上看来合乎道义的正当理由。实际上，即使在“富”国中，也有某些人接受了这些理论解释，为随之而来的侵略进行辩护。甚至连一些不愿轻信这些似是而非的推理的西方政治家有时候也不得不因国内的紧迫问题而对侵略行径视而不见。20世纪30年代中，公然违犯《国联盟约》的做法之所以能一再取得成功，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西方领导人首先须予以往意的是那些压倒一切的国内问题。
　　引起张伯伦于1932年所说的“猜疑”、“恐惧”和“倒退”的各种势力的结合就是这样。在随后几年中，这些势力完全破坏了已于20年代达成的和解，促成了一个又一个危机，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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