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网上看到一则消息,谓北大将将安排老师对教学楼内的学生抽查证件,对没有学生证或旁听证人员予以劝离。作为一名在十几年里一直拥有北大学生证的人员,我对母校此一举动深不以为然。
允许非本校人员旁听,是自蔡元培校长以来北大的一项惯例,也是北大人引以为豪的“兼容并包”校统的一个例证。且不说历史上那些由旁听引发的许多令人神驰的趣闻逸事,就说说本人上学时对旁听生的见闻,也为北大的清理举措感到不值。
我在北大上本科的时候,旁听生就已经不少了。单是我们三十九个人的班上,就有两个“外来户”。他们分别来自山东和陕西,因为各自有老乡和同学在我们班,而恰好我们班寝室里又空了两张床铺,他们俩就自然而然地在我们班扎下寨来。这两位仁兄各有特点。山东的那位是个农村的“万元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万元户”可不一般哦),有了钱更觉知识学问少,下决心要补上这一课,而且这一补就必须进到中国的最高学府里。他可比我们正规的学生用功多了,那时十分乏味的法理课我们没几个人去听,他倒是一节课不拉;除了听课,其他时间就是去教室或者图书馆上自习。在我的印象里,他长年都是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封领扣都扣得严严实实的,背个黄军挎,拎着毛巾缝成的饭兜(这两样可是当年北大学生的“基础配置”),每天早七晚十地奔波在宿舍楼、教学楼、食堂之间,光是那勤奋严谨的劲头,就让我们折服。这位老兄跟我们班共同学习生活了整整三年,可惜他“肄业”之后失散了,至今全无消息,我们同学聚会时还经常会提起他,或许他早已成为他们家乡让人景仰的儒商吧。
另一位老兄学习没前面的认真,但对班集体的各类事务参与得更勤。班会、郊游、舞会、撮饭,以及侃山吵嘴,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和声音。尽管在不爱学习这一条上与我们正规生相似,但有一方面他显示出异于我们的禀赋:他很早就表现出经商的天份,整天跟班上的志同道合者合计捣鼓做生意。我们还没毕业,他就在校园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我们班上甚至别的系的同学都成了他的打工仔。他显然有点“任人唯亲”,聘的多是陕西老乡。这位老兄现在还在北京发展,经营着自己的不大不小的高科技公司,当然与班上同学的联系也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前些时候我们班搞入校二十年的聚会,他自然是主人之一,并且在会上发表了声情并茂的演讲,同学们感动自然不在话下,就连应邀出席的北大、清华两大高校的法学院院长都觉得印象新鲜而深刻。
我在北大的十多年里,经历过的旁听生又何止上面这两位!从我们入校开始就有那么几位,直到我博士毕业走人,他们还一直活跃在北大校园里。这些旁听者都有几个共同的特征:年龄偏大,行动规律(你在某个时间准能在食堂或者图书馆看见他们),学习态度认真。我当时并未感觉到他们影响我们学习什么的,倒是现在回想起来,大学生活特别是本科四年,几乎是在半学半混当中度过的,浪费了许多光阴,要是当初以这些旁听生为榜样,拿出甚至他们几分之一的勤奋认真劲儿来学习,现在或许就不会常常泛起“书到用时少恨少”之悔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北大急剧膨胀起来,无论是学校建设还是学生人数都远非当年可比,旁听生们也水涨船高地增多了。前些时候我看到北京电视台作的一期关于北大旁听生的专题节目,知道他们还有一个高雅而专业的称呼:“北大游学者”,很少看电视的我饶有兴趣地看完了节目,一方面为游学者的执着和艰辛所感动,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母校给这些心中仍保持一份理想的人们一个身心的家园而感到自豪,心想“这毕竟是北大啊”。可如今听说北大也要“清理门户”,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失落之情,为这些游学者即将失去的根,也为母校渐行渐远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