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强调，中国的情况并非孤例：瑞典从1936年推行“社会主义政策”以来，基于姓氏的社会地位代际传承系数仅从0.85下降到0.66（1相当于绝对的代际传承）；英国于1944年普及免费中等教育以来，该系数值仅从0.7-0.8下降到0.6-0.7；日本二战后推动民主、厉行教育均等化，但是代际传承系数值高居不下，政商财阀皆为“世家”；印度1947年独立以来推行民主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规定低种姓人群在大学生和选民中的最低配额，但代际传承系数值最近五十年维持在0.89；美国精英大学录取对少数族裔和低收入阶层的优惠也没有提高社会流动性。公共政策似乎不能提升社会流动性，而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革命可能是更重要的降低社会阶层固化度的力量。按照其门徒郝煜的话说，“文化和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比物质资本的代际传递更重要，而前者很难被累进税或高遗产税等公共政策再分配”，决定学历和劳动力市场结果的更重要因素是家庭和社会网络。

　　气候、玉米和红薯是如何影响中国的

　　香港科技大学宫启圣教授则细致地讲解了在收集量化历史数据后如何选择适当的计量模型检验因果关系结论。

　　他的第一讲课题是：历史上“什么情况下北方游牧民族更可能攻打中原汉族”？从经济学角度理解，北方民族南下攻打时，必然有他们的动机。游牧民族相对于居家农耕的汉族来说，过着纯自然的原始生活，在气候正常、没有天灾的年月里，他们应该趋于安定，南下攻打的冲动应该比较低。可是，那种纯粹靠天吃饭的游牧生活最经不起的冲击是气候异常或天灾人祸，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人为的防范缓冲可以依赖。所以，一些经济学者开始从气候的角度研究、理解战争的起源。

　　按照这一思路，宫教授先收集过去2000余年中原省份的气候数据，包括每年降雨量、旱灾、水灾以及黄河破堤次数，以及北方游牧民族攻打中原的时间和次数。遗憾的是历史上北方各地的气候数据不存在，但考虑到北方草原等地区的气候与中原高度相关，宫教授他们只好以中原气候做近似。

　　他们根据这些数据做系统回归发现：任何十年里，多一年旱灾会使游牧民族在那十年里攻打中原的概率增加26%，使更长时间里进攻中原的概率高57.6%！相比之下，水灾反而使中原被进攻的概率下降：任何十年里，多一年水灾会使游牧民族在那十年里攻打中原的概率减少36.4%，使更长时间里进攻中原的概率低80.6%。

　　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旱灾不仅使草原不能生长东西、使动物也活不了，而且使各地缺水，会大大挑战游牧民族的生存，因此可能不得不选择进攻别族。而如果是水灾，那么，游牧者的生存挑战不大，反而会因为水多了，草原的生活还会更好，使他们比一般时期更不会去进攻中原。

　　宫教授研究的是外族入侵中国的起因，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贾瑞雪教授则研究中国历年农民暴动起义跟自然灾害的关系。她的量化历史研究发现：在16世纪红薯进中国前，干旱年里平均每十二个州府地区有一个发生农民起义或暴动，而玉米红薯于16世纪引进中国后，即使干旱年，每40个州府才有一个发生农民起义。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新世界”粮食作物对水稻有很强的补充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虽然红薯、玉米不像大米那么受欢迎，但是，在干旱年份，如果是在暴动起义和红薯玉米之间做选择，农民更愿意选择后者。

　　哥伦布发现美洲后，西班牙人先是从现在的墨西哥把玉米、红薯和土豆带回欧洲。按照Nathan　Nunn和Nancy　Qian两教授的估算，仅土豆一项就使欧洲人口在1700-1900年两百年间增长25%，使欧洲城市化率增加27%到35%，并帮助催化工业革命的发生。

　　这些作物之后也传入了中国。宫教授和他的合作者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到底是因为引进了这三项农作物使中国人口从1500年的1.3亿上升到1900年的4亿，还是因为中国人口已经增长太多，到16、17世纪不得不寻找新的粮食作物？第二，如果是这些新作物激发中国人口增长，其具体贡献有多大？第三，这些新作物是否也催化了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

　　宫教授他们找到23个省1330个县的县志，从1550年左右开始研究各县志哪年首次提到玉米，依此勾画出玉米在中国的扩散途径和持续时间。他们发现，玉米最早是经三条路径进入中国：第一条路径是丝绸之路，玉米经中亚于1560年左右进入甘肃；第二条是经印度于1563年进入云南；第三条途径是经菲律宾于1572年进入福建。

　　接下来，宫教授把采用了玉米的县和还没采用玉米的邻县，形成两个样本，比较这两组县每隔十年的人口密度差别。在考虑到自然灾害、战争死亡等因素之后，他们的数据分析发现：按照1776年、1820年、1851年、1890年、1910年几个时间点看，在每个时期，已经采用玉米的县人口密度明显高于还没采用玉米的县，而且一个县已经种植玉米的年份越长，其人口密度高出的就越多。种玉米的时间每多十年，其人口密度就多增5%-6%。

　　经过各种严格计量方法的验证，他们得出的结论为：是玉米带动了中国的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口增长压力迫使中国引进玉米、红薯。而且从1776年到1910年间，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而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中国粮食增量的55%是由于这三项新作物。

　　遗憾的是，“新世界”粮食进入中国后，虽然带动了人口猛增并使中国随后进入康乾盛世，但没有让中国的人均收入或人均GDP发生变化，没有改变中国人的个人生存状况，更没有在中国激发工业革命。为什么哥伦布后给欧洲带来深远的革命，而虽然给中国带来新的粮食和人口猛增，却没激发中国社会和经济的革命性变化？这本身还需更多的研究。

　　宪政改革导致政权崩溃？

　　在西方现代化发展史上，议会起了关键作用。按照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史学家诺斯的研究，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改革并享有相当独立权的英国议会是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光荣革命是英国真正的宪政改革，而那次宪政改革不仅没有带来英国政权的灭亡，反而使英国这么小的岛国走向兴旺，并很快主导世界两个多世纪。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Van　Zanden教授的研究。他具体从议会的起源和作用为起点，在他看来，议会跟君主组建的一般性委员会有两个关键区别：其一，一般性委员会往往由君主委任，包含诸侯、贵族和牧师等成员，而议会必须有市民代表组成；其二，议会拥有独立于君主的权力，也可对君主权力形成制衡，但一般性委员会却不然。议会的核心权力之一是征税权，征税权掌握在议会而不是君主手里。

　　欧洲第一个议会出现在1188年的里昂，因为里昂发生了城市收复失地运动，那里有大量商人群体、技术工人以及公社；随后在西班牙出现，并传播至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等地，如1192年的巴塞罗那议会，1226年的法国朗格多克议会，1275年的英格兰议会，1468年的丹麦议会，1527年的瑞典议会，1589年的俄罗斯议会。考虑到议会对君主权力的制衡内涵，尤其是对征税的控制权，我们可以把当初这些议会的成立看成是当时意义上的“宪政改革”。

　　为什么议会制会出现并广泛传播？关键原因是议会控制征税权，只有议会才能批准新税。在封建制度下君主、诸侯权威分立，君主不能在没有诸侯同意的情况下随意征税，这是议会出现的前提，议会把之前诸侯独立的权力正式化了。同时，当时欧洲小国间为引进高端人才相互竞争，导致各国间制度尤其政权体制上的竞争，一个国家推出议会，约法三章，制约君主权力，就会导致其他国家也采纳同样的宪政改革。再者，议会的存在也使君主离世时的传承变得更加稳定。

　　当然，建立议会是一回事，议会是否发挥作用则是另一回事，这是纸面上的宪政与真实的宪政之差别。为了反映这一点，Van　Zanden教授提出了议会活动指数（parliament　activity　index），即议会一年内有多少天在开会行使权力。

　　Van　Zanden教授通过计算欧洲各地的议会活动指数发现，14世纪后中南欧议会活动开始减弱，相反，西北欧（英格兰、苏格兰、尼德兰、瑞典、瑞士）的议会却在这一时期活动异常频繁且持续。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中南欧的议会活动在1500年后明显快速下降，其作用和对君主的权力制衡渐渐衰落。Van　Zanden教授计算中南欧和西北欧的议会活动指数的平均值，发现以1500年为临界点，在此之前中南欧议会活动指数高于西北欧，但此后中南欧议会活动频率明显下降，西北欧议会活动指数不断上涨并接近80%。到18世纪初，宪政架构在西北欧已经形成，宪政改革已经基本成功，而中南欧国家则相反。

　　中南欧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国家是法国和西班牙。法国虽然开始有实质性议会，但其国王在1450年代要求当时的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把征税权永久地转移给国王，使议会从此不再有实权，终结其宪政发展历程，使法国走向集权专制。西班牙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特例，它的议会衰落是源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之后美洲为西班牙持续供给大量金银财宝，导致西班牙君主不再需要议会来征税，因此议会的地位也随之削弱并被逐渐破坏。

　　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宪政权力制衡架构不能得到发展，法国在18世纪末经历暴力革命，经历长久的不稳定，而且使其政府发行国债融资的能力大大受限，国债利率也非常高，阻碍之后的经济发展。西班牙则更糟糕，不仅暴力革命持续不断，使西班牙的宪政民主到1982年才完成，成为西欧最后一个走向现代的国家，而且在过去的五个世纪中，西班牙是政府国债违约最频繁、违约次数最多的国家。宪政改革不成功的严重后果是明显的。

　　相对而言，以英国为代表的西北欧国家，由于它们的议会活动一直频繁、宪政发展总体顺利，在17世纪后它们不仅没有经历暴力革命，而且它们基于议会制衡君权的制度使其比法国、西班牙更能征税，也更能从资本市场发债融资，国债利率也更低。宪政制度给它们带来了政权稳定和经济繁荣，尤其是给他们带来了工业革命。

　　1640年时，法国人均税负大约30克银子，英国人均14克。到1789年，法国人均税负75克银子，而英国人均188克。尽管英国人均税负大大高于法国，但法国接下来发生大革命并进入深度动荡，而英国则不仅没有暴力革命，反而开启工业革命和经济繁荣。同时期，中国处于康乾盛世，但由于清朝中国没有推动宪政权力制衡，那时中国的总税收大约5000万两银子，按3亿人口算，人均税负不到0.2两银子，不到5克银子。没有宪政对王权制衡，任何税负都会遭到社会的抵制；相反，只要王权受到制约并且征税合法，税负重也未必导致暴力革命。

　　那么，从更多经历过宪政发展成功和失败的国家样本看，议会及其所代表的制约君权的宪政架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否真有积极作用呢？议会成功对城市增长有积极影响吗？Van　Zanden教授对欧洲各城邦的规模增长率跟政权持续时间、之前的议会活动指数的关系做大样本量化回归分析，并控制其他内生性变量，发现议会活动指数越高的国家，其城市发展速度、货币汇率稳定性越高，这些国家在18、19世纪的经济增长越高，并也是工业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也就是说，早期宪政发展越成功的国家，其暴力革命的倾向性就越低，城市发展得就越快，政权持续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不是“宪政导致政权崩溃”。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来源日期：2013-09-14 | 责任编辑：西尼

陈志武在《美国经济评论》发文章了吗?

邹恒甫在《美国经济评论》发文章了吗？

邹恒甫总是说中国经济学第一人，结果我一看，原来没在《美国经济评论》发文章，呵呵。

这个研究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