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深化改革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张晓京博士    －－《中国外资》2013-2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受到较大冲击，出口下降，失业率上升，时至今日，影响仍未完全消除，外部需求不振，欧债危机仍在“发酵”，全球经济复苏乏力。2011-2012年，我国GDP增长率连续7个季度下滑，2012年三季度更是滑至7.4％，即使4季度有所回升，但全年的增长率预计难以完成“保八”的目标；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0597亿元，同比下降3.1%。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16个行业同比下降；而CPI在2010年的涨幅为3.3％，2011年涨幅为5.4%，2012年的涨幅预计为4％左右，物价总体水平持续上升，经济出现“滞涨”兆头。我们面临着严峻形势，中国经济会不会陷入日本式长期衰退引发人们的担忧。近来各地方ZF陆续推出新的经济刺激计划，总额高达10万亿元。虽然这些投资主要是分期完成，但年度投资额仍然惊人，在刺激总需求上升的同时，新一轮通货膨胀的风险逐渐加大。
　　这次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出来，在投资、消费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长期以来我国国内消费不足，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ZF投资和对外出口，当外部需求下降时，ZF主要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刺激需求，“强行”拉动GDP增长。总体来看，所依据的主要是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凯恩斯认为，复兴经济的最好办法是ZF干预，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膨胀性货币政策来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战后西方国家普遍采用了凯恩斯的理论，凯恩斯被称为“战后经济繁荣之父”。但是，凯恩斯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短期均衡，在长期容易引发“滞胀”，凯恩斯本人也说“在长期，我们都死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滞胀”问题使得各国ZF和学术界逐渐将目光转向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货币主义学派。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是稳定的，因而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应长期稳定，最终目标为物价稳定。如果ZF长期干预经济，则菲利浦斯曲线将转变为正相关的曲线，使得市场机制失灵，在通货膨胀上升的过程中，失业也会增加，从而发生“滞胀”，而通货膨胀在根本上源于货币供应量。
　　可以看出，我国经济下滑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在外部环境短期无法回暖的条件下，着手于内部深化改革是度过难关的选择，可采取的措施有：

　　一、控制货币供应量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不应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标杆，因为美元是全球货币，美元的超发能够将通货膨胀输出至全球，而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货币超发引致的通货膨胀只能由国内承担；因此，增加货币供应量投资于“铁公机”的做法宜慎重，否则有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的风险，且公共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对就业的促进是短期效果，在长期仍然存在“滞胀”趋势。总体来讲，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不应超过GDP的增长。

　　二、放松规制
　　规制与效率为负相关关系，多个行业的准入限制抑制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对民营企业的准入取消限制，取消行政审批项目，适时启动国资委所属的央企改制，是增加市场活力的有效举措。同时，引导毕业大学生及农民工变“就业”为“创业”，并在政策上多维度予以扶持。总体目标是增加市场活力，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自发调节作用，而ZF干预只限于市场竞争带来的自身无法克服的负外部性上，如污染环境、不正当竞争、价格欺诈等等，且这种干预主要通过立法手段进行，而不是行政干预。

　　三、加大研发投入
　　在这方面，韩国经验值得借鉴。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即提出“科技立国”的战略并先后制定了多项促进科技创新的法律，逐步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韩国ZF将研发投入从占GDP的3.4%提高到5%，该比例排名全球第二，2011年的总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3.8%。ZF对技术创新的高度重视与慷慨的补贴相结合，以及刺激出口政策，使得韩国成为2009年第一个摆脱衰退的富裕国家。
　　与韩国相对应地，我国经济发展的先进省份――浙江省却连续10年GDP下滑。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浙江省是全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经济最具活力的省份，但企业生产的产品普遍技术含量不高，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和产业集群效应迅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在其后的产业升级过程中研发投入严重不足，因而发展很快遇到瓶颈。曾有浙江企业家反映，通过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研发活动获得的成果很容易被其他企业侵权和假冒，诉诸法律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即使打赢官司可能还会遭遇“执行难”，故此企业普遍不愿意开展研发活动。浙江的这些情况在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将技术创新提到国家战略高度，严厉打击侵犯他人专利权的行为便成为当务之急。我国《专利法》规定“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一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赔偿。”该赔偿标准过低，使得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的预期收益，因而不足以震慑潜在的侵权者，应及时修订《专利法》，可考虑以1亿元固定赔偿金额为标准，侵权者非法所得及个人资产不足1亿元者，以其非法所得和个人资产的全额进行赔偿，同时对侵权者处两年有期徒刑。专利侵权案件全部由高级人民法院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另外，一旦权利人在法庭胜诉，则当庭拘押侵权者，冻结其所有资产，以切实保证案件判决后的执行力度，有效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在解决企业研发活动的后顾之忧后，ZF应加大研发投入并重点向企业倾斜，引导、扶持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除给予税收减免和课题资助以外，还可由ZF购买国内外重要的科技论文数据库，如SCI、EI、ISTP、CNKI等，建立通用平台，供企业研发部门免费使用。

　　四、减免企业和居民的税收
　　减税能够较为及时地转化为现实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短期财政收入可能下降，但经济增长的加速将逐渐弥补这一损失。对于企业，减税对象主要为过去两年中获得自主知识产权者、新兴产业以及出口企业，对其他类型企业主要撤销重复征收的税种及不合理税种；对于居民，主要涉及个人收入所得税，在财政资金紧张、短期难以增加劳动者货币工资的条件下，将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调至年收入10万元，可提振工薪阶层的消费需求，同时，对富人征收更高税率，一方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由于富人对消费品需求的收入弹性敏感度较低，因此不会降低富人的消费总量。

　　五、增加税种
　　在对企业和居民减免税收引致财政收入短期下降的同时，可考虑另外增加一些合理税种，主要为奢侈品消费税、宠物税、涉外婚姻税和移民税等。
　　1、征收奢侈品消费税的逻辑在于，炫耀性消费容易引起穷困者的挫败心理和仇恨心理，反差过大时使其走上恶性的暴力犯罪道路，引发社会动荡(凡勃伦，1899)。该税种主要包括：1)对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评选的奢侈品在华销售征收100％的税率；2)对30万元以上的轿车征收100％的税率；3)对人均消费500元以上的宴席征收100％的税率；4)对进入高尔夫球场的消费者每次征收5000～10000元的固定税；5)对私人飞机和私人游艇征收100％的税率；6)对住房使用面积超过120平方米者征收100％的税率。

　　2、征收宠物税的逻辑在于，城镇居民养狗增加了他人出行被狗咬伤的风险，同时，宠物随地排泄污染了环境。该税种主要包括：1)在人口10万以上的城镇中，对养狗者每年征收1万元的宠物税；2)无论城乡，对伺养狼犬者每年征收2万元的宠物税。

　　3、征收涉外婚姻税的逻辑在于，我国的性别比例为117.78：100，即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出生117.78个男孩，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指出，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4000万男性娶不到女性。这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应限制中国籍女性嫁给外籍男性。可对中国籍女性嫁给外籍男性者征收10万～50万元的涉外婚姻税。

　　4、征收移民税的逻辑在于，国内居民移居海外降低了国内总需求，恶化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可对移居海外者征收10万～50万元的移民税。

　　六、压缩ZF开支及精简机构
　　以扩张性财政手段刺激经济的计划在财政赤字的条件下空间有限，应大规模缩减ZF非必要性支出，如相当部分的出国考察、公务车购置、接待等，同时裁撤部分行政机构，以腾出财政资金用于增加研发投入以及培育和扶持新兴产业。

　　七、稳步下调人民币名义汇率
　　2005年7月汇改之初，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8.108，到2012年11月则上升至6.228，7年多的时间里累计升值了30.2％。经济学理论认为，本币升值在长期会打击本国的出口工业，对于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的出口工业更是如此。1985年，美国为了打击其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强迫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其后日元汇率一路飚升，制造业对美出口的竞争力逐渐削弱，加之日元升值后国内资产形成泡沫，在泡沫破裂后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经济衰退。
　　美国经常性对我国施压，强迫人民币升值，本质上是为其美元超发埋单，同时减轻其偿还中国巨额债务的负担。与其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毫无道理。多年以来，我国物价总体水平一直在上升，只是各年幅度不同；因此，人民币实际汇率在贬值，但名义汇率却在持续升值，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之间的“缺口”逐渐扩张。根据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以实物为支撑的货币价格是其实际价格，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偏离为短期均衡，长期均衡为名义汇率向实际汇率收敛。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之间的“缺口”要么由东道国ZF主动调整后“愈合”，要么由外生冲击导致货币危机或系统性金融危机，后者正是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情况。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顶住外部压力，及时遏止人民币名义汇率的进一步升值，并在此基础上稳步下调汇率，重新刺激出口工业的发展。

　　八、大规模开发南海和东海的油气资源
　　大规模开发南海和东海的油气资源，在中长期促使我国由油气进口国向出口国转变，从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大幅度降低我国油气产品的成本，增加厂商利润和居民收入，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

　　总而言之，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人力资本基础和技术创新基础，在面对经济短期下滑时既要高度重视，也不必恐慌，只要我们沉着应对，科学部署，一定能够使我国经济重新步入增长的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