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只知道张老师是在人大读的博士，后来就留在了人大。

有没有朋友知道他当时在哪个学院读的博，导师是谁？

先谢谢咯！

回复：

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区域政策献计献策，他的真知灼见令人信服和尊重。

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公布以后，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立即组建了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开始首次全面参与到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咨询论证工作中去。规划建议把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作为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并专门列出一个部分阐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十一五”期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作为长期致力于中国区域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专家，张可云事前不知道成立专家委员会的具体目的。专家委员会成立的当天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主要是发放聘书和传达会议精神。这次会议略显匆忙，事前似乎没有任何预兆，张可云教授接到通知时，会议马上就要召开了，在没来得及弄清楚会议议题的情况下，他已经赶到了现场。谈到自己入选专家智囊团的原因，张可云笑着猜测，“可能是因为自己近年来关于区域经济的一些研究成果得到了发改委的认可吧。”
第一次参加会议，只有41岁的最年轻专家张可云就感到了责任的重大。会场上专家们各抒己见，气氛十分的热烈。张可云教授也为会议上学者们的认真劲儿所感染，尽管会场上没有出现学术课堂上为某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那种场面。“专家们主要从自己的研究领域来谈‘十一五’规划，但是对曾经研究或觉得重要的问题也会表示关注。”张可云教授说。
在以后的几次会议中，张可云主要对明确区域功能定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建议。《建议》提出，各地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张可云认为，功能区的提出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新思路，也是《建议》的一个新亮点，体现了党中央高瞻远瞩、谋划全局的战略思维，体现了对区域发展规律认识上的深化，应该看作是中国区域管理完善的过渡期的安排。这样的建议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谋发展的理念，充分体现了突破行政区谋发展的理念，也充分体现了尊重自然规律谋发展的理念。按主体功能构建区域发展格局，打破了长期以来把做大经济总量作为出发点和唯一目标来缩小区域差距的传统观念，把协调发展的实质定位于“人”，而不是地区生产总值，是“一切为了人”的思想和要求的具体落实；同时，我国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同，集聚产业和人口的能力不同，发展的内涵和要求也应该不同；按照功能区域构建区域发展格局，就是在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上，既要有开发，更要有保护，引导经济布局和人口分布适应自然环境。
区域经济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张可云关于和谐社会的认识更是具有启迪意义。张可云谈到，早在“八五”计划时期，国家就已经提出区域协调发展的概念，但是没有像“十一五”规划这样受到重视。如今中国规划体制有了一个较大的改变，以前是叫做五年计划，现在则叫做五年规划。以前编制五年计划的时候侧重产业的角度，今后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五年规划将逐步转向以空间为主，由重产业转向重区域，产业规划则会逐步淡出舞台。我们现在提和谐社会，我认为和谐社会应当是4个部分，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产业与产业的和谐以及区域与区域的和谐。所以，“十一五”区域经济发展的新亮点，从全局的角度来看，是新一轮的区域合作。这次新一轮的区域合作，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活跃起来的。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新一轮区域合作从各地方政府主导转变为企业主导。在这种形势下，各地方政府该怎么调整自己的定位？这实际上是一个机制创新问题。在新一轮的区域合作中，各地方政府要为企业跨区域的活动创造条件，要用区域方法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张可云的一些观点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他认为，政府决策吸收专家参与、群众参与和民主参与，特别是在决策涉及到很多专业知识上向专家咨询，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体现了知识的力量。一个人可以没有权力，但是他可以有影响力；他可以没有财富，但是可以很富有。作为一个知识和思想都很富有的人，张可云用知识为社会服务，他感到了价值和尊严。

在中部崛起的呼声中，张可云冷静地提出了对于中部崛起的独特理解，这个声音很微弱，但是反响巨大。
不能把“中部崛起”看作一个战略，张可云对建议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一直呼吁要正确看待中部崛起问题。尽管他的见解遭遇到了不同与批评的声音，但作为区域经济的专家，张可云认为，应该对中部崛起有一个清晰的理解。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都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总战略，具有明确的问题指向，比如前者是要解决落后的问题，后者是要解决老化萧条的问题。但是中部地区没有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却什么问题都有，换言之就是既有落后病，又有萧条病，还有膨胀病，因而提“战略”一词是不妥的。中部地区与其争一个战略，不如在政策层面上多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
不能把“中部崛起”看作一个战略，也关系到从学术层面和实践层面看问题的科学性。张可云解释说，区域战略是特定时期内中央政府对人口、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发展的空间安排，是蓝图性的谋划，没有具体的作用对象。区域政策则是通过政府的集中安排，有目的地对某些类型的问题区域实行倾斜，以改变由市场机制作用所形成的一些空间结果，它是政府调控区域经济发展和协调区域经济关系的一个手段，涉及到利益的转移。如果各地都成了重点，那么就没有重点了。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大格局，是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框架的表述。协调发展不是说中央政府什么都管，而是关注全局性的问题，这时战略才具有问题指向。而政策的出台则不是针对某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有问题，就会出台具体的扶持或者限制政策，不管战略是什么，具体扶持的对象应当是问题区域。
为了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解释，张可云简单地叙述了区域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他生动地把这些区域问题比喻为区域病。一般而言，区域战略是针对某一种区域病特别突出、集中的区域而制定的，旨在通过战略实施解决突出的区域问题，并对区域经济格局产生全局性促进效应。区域问题主要有三种，即落后病、萧条病与膨胀病，这三种病在中国都能找到。落后病主要存在于西部地区，萧条病主要存在于东北地区，膨胀病主要存在于东部部分城市地区。但这并不等于说其他区域就不存在类似的区域病。
就中部地区而言，没有一种病是全局性的，也就是说，中部地区的落后病不如西部地区突出，萧条病不如东北地区突出，膨胀病不如东部城市地区突出，但同时应该注意到，各种区域病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中部地区。例如，在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592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即国家级贫困县）中，有151个分布在中部地区，占全国国家级贫困县的比例超过1//4。由此可见，单纯提出一个中部崛起战略是不可取的，而应该将现行的落后区域政策与老工业基地政策以及未来可能制定的膨胀区域政策适应延用至中部局部问题突出的地区。在综合治理区域病的框架下，考虑中部地区的贫困、衰退与其他重要问题。在政策上考虑中部的发展，比单纯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会使中部地区得到更多的实惠。只要中央政府明确问题区域划分框架，中部地区各省肯定会比争取实施所谓的“中部崛起战略”获得更多的中央政府支持。张可云还认为，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东北地区振兴战略”之后，再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会导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目标不明确。如果长期纠缠于区域战略问题，中部地区的利益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而且西部大开发与东北地区振兴也难以找到真正需要中央政府援助的重点，这必然会影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问题，以科学的力量来说服社会，张可云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学者对于自己认为正确的事物，应该有胆量坚持，这也是学术创新的基础，更是对社会负责的表现。张可云认为，完善区域政策的关键是明确“谁管”和“管谁”，但是目前这两个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在“谁管”的问题上，许多中央政府部门涉及对地方的管理，但几乎无一部门具有立法意义上的区域政策与规划资源。这样形成的结果是“事事有人管(有好处的)，事事无人管(有麻烦的)”，中央部门间冲突不断，甚至将冲突延伸至地方。因此他建议应当把管理职能集中起来，成立区域管理委员会。在“管谁”的问题上，张可云近些年来一直呼吁明确中国的标准区域划分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识别问题区域，没有明确的问题区域对象，中央政府对区域的管理就难以规范。此外，“谁管”与“管谁”的问题需要通过立法明确，这是许多发达国家解决区域问题的宝贵经验。
这，又是他独特的声音，也是他自信的声音，这种自信来自于他们研究所的实力。张可云热情洋溢的话语不时流露出对自己专业的热爱和对同事的自豪：“我们研究所在国内是一流的区域经济教学与研究机构之一，无论科研资金还是科研成果。”美国一位经济地理学家普雷斯顿·詹姆斯曾评价说：“今日的经济地理学者几乎都是从北京的人民大学出来的。”张可云补充到，所里的几位教授合写的《中国经济地理概论》是牛津大学该专业必读教材之一。
对区域经济研究情有独钟，为伊消得人憔悴，研究是苦趣也是乐趣，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关注使他深感责任重大。
在2002年以前，尽管已经是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但社会上并没有多少人了解张可云。而实际上从198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起，他就一直从事区域经济研究，20多年的积累使他站在一个学术的顶峰。
谈起自己的研究课题，张可云像一个人急切地想要呈出他心爱的、引以为豪的宝贝，滔滔不绝地述说起来。他的研究要解决两个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关系协调。由于人际关系、区际关系等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所以他们的领域涉及的东西很广泛，不仅要关注经济，还要考虑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等等，研究人员要有广阔的知识背景。说到这里，张教授不禁笑道：“1995年我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做‘青藏高原产业布局’这个课题的研究。为此我整整准备了两年，翻阅了大量的书籍资料，直到1997年才动笔把书写出来。准备得久，写书很快。”
而职业的敏感，使得生活中的细节总能牵引他的目光。说起西部开发必须靠内部演化，必须由内因来推动，必须有观念的转变。张教授兴致盎然颇有感触地讲述了一次有趣的经历。那是1988年，他在小梁山地区为准备硕士论文作调查。当地民风淳朴，来了客人总要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款待，谁家若是失了火，马上就会变成最富有的人，因为人们会把最好的东西送他。但有一次，他在路边见到一个小孩在烤红薯，就上前逗他：“小伙子，红薯可以给我一个吃吗？”小孩抬起头来，向他伸出一只手：“钱！”他立时就乐了，但他欣赏这一点,这是有了商品意识啊，只有这样才有发展的希望。在四川阿坝州人们会养上百只羊来夸富，养老了放生，就是想不到把它变成商品，所以依然摆脱不了贫穷。“对于他们来说，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旧有观念的转变”，张教授不无焦虑地说道。
在书中浸淫这么多年，他依然痴心不改。如今他带着8个硕士生，8个博士生，研究所里事务也很费心，但他一有空就在书房里开始他的研究著作。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在外人看来也许是过于辛苦，而多年的书斋生活也着实令身体吃不消，有时他会感到眼花背痛，但他说：“是苦趣，也是乐趣啊。”因为，他热爱自己的专业。
每个人的人生转折都会有着某种契机。谈话间自然说起了他的成长经历，张可云谦虚地说，他很普通，也很平凡，和同时代的人相比，他很幸运，外语成绩好和得遇良师是促成他人生转变的关键。回首往事,他是愉快的，语调轻松诙谐。他出生在湖南岳阳临湘的农村：“我小时候，家里穷，个子矮，瘦弱。当时半工半读，别人去劳动的时候，我就喜欢拿一本书到角落里去看，所以别人常笑话我，我这种人是不受欢迎的。当时上学就是混呗，反正也不考大学，但我就是喜欢读书。其实也读不到什么，就是一些漫画啦、连环画啦。我想我与众不同的就是当时我读书比较专注吧。”在中学阶段，各门功课中他英语和语文都很好，他深情的回忆自己的高中班主任：“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是我高中班主任唐萍踪先生。他文学修养相当高。当时，他是被打成了‘右派’后，第一次做班主任，决心教好我们的语文。他开了一门课，是《形式逻辑》，对写作技能的培养很有好处。现在无论我写书还是写杂文，都得益于此。”“我当时有些偏理，但英语好，所以老师就把我哄到文科班了，说是不学外语专业就亏了。”如今他仍然能顺利的阅读英文著作，“和读我们中文一样的。”
他还回忆到中学时间的一件事情。一天，一个同学回到宿舍叫道：“人大给我留好位子了。”别的同学就哄笑起来。少年张可云默默地想：“人大难道是不可以考上的么？”他补充道：“人大当时名气很大，是我们高中生梦寐以求的好学校。”而如今，曾经得遇良师的他就在这梦寐以求的好学校里教书育人。
张可云是幸运的，现在，他在幸运中担负起了更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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