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在这个被称作“黑色星期二”的日子里，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抛售股票的旋涡之中，这是美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经济事件，影响波及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此后，美国和全球进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

美国做了个噩梦

    危机已经悄悄降临，人们却没有注意到。1926年秋，在20年代的投机狂潮中被炒得离谱的佛罗里达房地产泡沫首先被刺破了。然而，这丝毫没有给华尔街的疯狂带来多少警醒。从1928年开始，股市的上涨进入最后的疯狂。事实上，在20年代，美国的许多产业仍然没有从一战后的萧条中恢复过来，股市的过热已经与现实经济的状况完全脱节了。

    1929年3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股票价格的高涨感到了忧虑，宣布将紧缩利率以抑制股价暴涨，但美国国民商业银行的总裁查尔斯·米切尔从自身利益考虑，向股市中增加资金投入以避免下跌，股票经纪商和银行家们仍在极力鼓动人们加入投机。甚至一些著名的学者也失去了冷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这位大经济学家不仅自己融进了投机者的行列，而且还在公开演讲中宣称：“股票价格已达到了某种持久的高峰状态。”

    不过，也有不少人保持着冷静的头脑，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就是及早从股市中脱身者之一。他对自己说，如果连擦鞋匠都在买股票，我就不想再呆在里面了。这个明智的选择使他提早撤出资金，为其家族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1929年夏，股票价格的增长幅度超过了以往所有年份，崩溃已经近在眼前。9月3日，华尔街的一位统计学家罗杰·巴布森在华尔街的金融餐会上说了一句话：“股市迟早会崩盘！”这句话被《道琼斯金融》发表。其实，这位先生在此前的两年中一直重复着这句话，却只被人们当做笑谈，没想到这次竟一语成谶，千古留名。此话不久就传遍了全美国，投资者信心开始动摇，股市立刻掉头向下。

    股市下跌的消息惊动了总统胡佛，他赶紧向新闻界发布讲话说：“美国商业基础良好，生产和分配并未失去以往的平衡。”有关的政府财政官员也出面力挺股市。但此时人们的神经已经异常脆弱，股市在经过昙花一现的上扬后，就开始了噩梦般的暴跌。

   跳楼的不仅是股指

   1929年10月的最后10天，集中了证券史上一连串著名的日子。

    10月21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市即遭大笔抛售，全天抛售量高达600多万股，以致股市行情自动记录器到收盘1小时40分后才记录完最后一笔交易。

    10月23日，形势继续恶化，《纽约时报》指数下跌31点。

    10月24日，这一天是股市灾难的开始，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四”。早晨刚刚开市，股价就如决堤之水轰然下泄，人们纷纷脱手股票，全天换手1289.5万股。纽约数家主要银行迅速组成“救市基金”，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理查德·韦尼亲自购入股票，希望力挽狂澜。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10月25日，胡佛总统发表文告说：“美国的基本企业，即商品的生产与分配，是立足于健全和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力图以此刺激新一轮投资。然而，过了一个周末，一切挽救股市的努力都白费了。

    10月28日，史称“黑色星期一”。当天，纽约时报指数下跌49点，道琼斯指数狂泻38.33点，日跌幅达13%，这一天，已经没有人再出面救市。

    10月29日，最黑暗的一天到来了。早晨10点钟，纽约证券交易所刚刚开市，猛烈的抛单就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人人都在不计价格地抛售，经纪人被团团围住，交易大厅一片混乱。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至此，股价指数已从最高点386点跌至298点，跌幅达22%，《纽约时报》指数下跌41点。当天收市，股市创造了1641万股成交的历史最高纪录。一名交易员将这一天形容为纽约交易所112年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这就是史上最著名的“黑色星期二”。

    11月，股市跌势不止，滑至198点，跌幅高达48%。

    翌年，股市凭借残存的一丝牛气，在1～3月大幅反弹。并于4月重新登上297点。此后又急转直下，从1930年5月到1932年11月，股市连续出现了6次暴跌，道·琼斯指数跌至41点。与股灾前相比，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由每股262美元跌至21美元。通用汽车公司从92美元跌至7美元。

    在这场股灾中，数以千计的人跳楼自杀。欧文·费雪这位大经济学家几天之中损失了几百万美元，顷刻间倾家荡产，从此负债累累，直到1947年在穷困潦倒中去世。

不堪回首二十年

    这次股灾彻底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人们闻股色变，投资心态长期不能恢复。股市危机、银行危机与整个经济体系的危机，是个相互推动的恶性循环，股市暴跌后，投资者损失惨重，消费欲望大减，商品积压更为严重。同时，股市和银行出现危机，使企业找不到融资渠道，生产不景气，反过来又加重了股市和银行的危机，国民经济雪上加霜。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经济危机又引发了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5000万人失业，无数人流离失所，上千亿美元财富付诸东流，生产停滞，百业凋零。

    纽约股市崩溃发生之后，美国参议院即对股市进行了调查，发现有严重的操纵、欺诈和内幕交易行为，1932年银行倒闭风潮，又暴露出金融界的诸多问题。在痛定思痛、总结教训的基础上，从1933年开始，罗斯福政府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以法律为基础的监管构架，重树了广大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保证了证券市场此后数十年的平稳发展，并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仿效。这样，以1929年大股灾为契机，一个现代化的、科学的和有效监管的金融体系在美国宣告诞生。经历了大混乱与大崩溃之后，美国股市终于开始迈向理性、公正和透明。此后，经过罗斯福新政和二次大战对经济的刺激，美国股市逐渐恢复元气，到1954年终于回到了股灾前的水平。

日本

日本房地产价格在1990年达到了耸人听闻的高位，当时日本皇宫地块的价格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所有房地产价格的总和。泡沫破灭后，日本房地产价格跌幅近半才刚刚开始稳住，整个国家的财富缩水了近50%

　　沪深股市近来跌声一片，经历过全民炒股的疯狂，跌，仿佛成了必然。纵观历史上的几次股市大崩盘，每一次都有无数的股民成了陪葬品。1990年的股市泡沫就使日本经济受重创。

　　在1987年美国暴跌之后，率先恢复的是日本股市，并且带动了全球股市的回升。此后，日本股市一直呈上升态势，但另外一个噩梦般的恐慌却在酝酿之中。

　　1989年12月，东京交易所最后一次开市的日经平均股指高达38915点，这也是投资者们最后一次赚取暴利的机会。

　　进入上世纪90年代，股市价格旋即暴跌。到1990年10月，股指已跌破20000点。1991年上半年略有回升，但下半年跌势更猛。1992年4月1日东京证券市场的日经平均指数跌破了17000点，日本股市陷入恐慌。8月18日降至14309点，基本上回到了1985年的水平。

　　到此为止，股指比最高峰期下降了63%，上市股票时价总额由1989年底的630万亿日元降至299万亿日元，三年减少了331万亿日元，日本股市的泡沫彻底破灭。

　　股市泡沫的破灭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第一个恶果是证券业空前萧条。1991年股市大幅下跌以来的两年中股票市场的交易量只有以往的20%。主要靠赚取交易手续费生存的200多家证券公司全部入不敷出，且经营赤字越来越大。1992年不少大公司的赤字高达400亿日元以上。

　　第二个恶果是泡沫经济的破灭，打击了日本的实体经济。泡沫膨胀期间，民间设备投资和住宅投资已经饱和，政府投资的增长已达极限，泡沫破灭后，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立即出现设备投资停滞，企业库存增加、工业生产下降、经济增长缓慢的局面，中小企业处境艰难，失业增加。

　　影响所至，连房地产也未能幸免。日本房地产价格在1990年达到了耸人听闻的高位，当时日本皇宫地块的价格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所有房地产价格的总和。泡沫破灭后，日本房地产价格跌幅近半才刚刚开始稳住，整个国家的财富缩水了近50%。

　　第三个后果是对外证券交易额大减，日本的长期资本收支盈余，由80年代的资本输出大国戏剧性地变成输入大国。由于国内资金紧张，许多80年代大肆扩张海外地盘的日本三产企业纷纷抽资回逃。

　　第四个严重后果也是最长期的后果，在企业狂热转向直接融资大赚其钱时，银行耐不住寂寞，风险大的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终成银行业的主要融资对象，泡沫的破灭间接导致了银行业的危机，这也是目前日本政府最难于解决的问题之一。

　　日本经历了长期熊市，即使在2005年的反弹之后，日本股市离它的历史最高点还有70%之遥.

　　日本股市暴跌后，经济学界把80年代末期日本由股市的狂热造成的过热经济增长称作典型的泡沫经济。股市遭重创后，泡沫经济也就随即破灭。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世人所看到的日本现象。

台湾

    如果说金融市场非理性繁荣的进程只能靠新兴的行为金融理论来诠释和预判，那么，通过回顾具有相同文化属性和经济发展轨迹的台湾市场，尤其是那段在上世纪80年代末台股泡沫的演绎，或许可以深刻理解当前A股市场出现的一些非理性现象。整个A股市场生态圈的参与者，从政策制定者、中介机构，到投资者，或多或少都能找到当时台湾的影子，这并不是一种好的迹象。当你了解那段历史后，你会希望，这种事情千万别在国内发生。

  一个美丽的开始

    台湾提早大陆约30年开始工业化进程，到上世纪80年代末，岛内经济实现连续40年平均9％的高增长，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模式为台湾赚取了大量外汇，外汇储备达到7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是当时人均外汇储备最高的经济体。

    似乎突然之间，台湾从贫困小岛蜕变成为一个富裕的地方，不仅表现在官方的财富储备，民间收入也大幅提升。80年代，岛内居民工资收入快速增长，更让人感觉“暴富”的是年底奖金花红迅速膨胀。比如公务员年底可以领到1－2个月的额外薪金，一些普通行业的工人年底一般可以多领3个月的工资，一些热门垄断行业，如台湾的几大水泥巨头的工人奖金额为7－8个月的月工资，那些高速扩张的行业如证券公司的奖金规模更高达70个月，甚至100个月的工资。

    由于新台币的升值预期，海外热钱也大量涌入岛内，在外汇盈余和居民财富增长共同作用下，造成当时台湾流动性过剩难以消除的局面，其结果就是各种资产价格的彪升，土地和房地产价格在短时间内翻了两番，地下钱庄和投资公司月利息率达到4％，甚至6％以上。一时间，台湾岛内资金泛滥，而且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实现诱人的投资回报，来钱容易赚钱也容易，巨大的资金流贪婪地寻找各种投资机会，而股票市场就成为最大的蓄水池。

    股市泡沫膨胀

    在所有的财富制造机器中，股票买卖成为那个时候参与面最广，回报最高的造富运动。台湾自有股票市场后用了25年时间，到1986年台湾加权指数才越过1000点，但从此开始，股指便出现了全球罕见的加速屡创新高牛市行情。在不到9个月里，指数跃上2000点，随后的2个月内，指数接连突破3000点和4000点。虽然1987年全球股灾也同样重创台股，指数重挫51％，到1987年12月跌至2298点，但这场牛市盛宴还远没有结束。

    在1988年6月，台指就反弹突破5000点大关，7月突破6000点，8月涨至8000点。随后股市开始了第二次调整，9月份台湾“财政部”为抑制股市泡沫出台征收资本利得税政策重创市场，指数至年底累计下跌43％，跌倒5000点以下。但是市场热情并没有减弱，人们都在预期股指上10000点大关。在随后ZF做出让步之后，1989年上半年指数快速收复失地，到六月创9000点新高，并在随后的几天内如期突破万点。1989年下半年的台“立法委”选举暂时转移了民众对股市的注意力，至1990年1月，股市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创出了12495点的历史新高，当时市场乐观情绪的弥漫已经无法控制，人们认为股指将很快突破15000点。

    当时参与台湾股市的一位美国基金经理Steven R. Champion在他记录台股大牛市的传记“The Great Taiwan Bubble”（台股大泡沫）中写到“…那个时候中国人似乎找到了如何超越光速和摆脱其它物理限制的方法，他们到达了一个时钟停摆，平行线交织的奇怪空间,正常的金融和商业法则在这里都不再适用…”

    这种前所未有的泡沫式疯涨使得股票市场已经变味，成为一个不产生实际价值和合理资源配置功能的赌场。在那3年牛市过程中，任何一个人采取扔飞镖的随机选股策略都可以获得平均8.5％的月回报率，那些更大胆的“投资者”如果使用当时还非法的融资融券工具，月回报可以很容易达15－20％。
    赚钱效益快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股市，到1990年3月泡沫顶峰时，活跃交易账户从牛市开始的1988年6月不到60万激增至460万，每个家庭都在参与股市狂欢，这是真正的全民炒股。台湾股市的日平均交易量也从牛市开始时的不足1000万美元彪升至最高56亿美元，单日最高成交量记录为76亿美元，是当时纽交所和东京交易所交易量的总和。由于当时台湾上市公司数量不到200家，巨大交易量不仅是靠膨胀的市值，还有高换手率推动，3年间年换手率从开始的不到2倍到最后达到6倍，显示出极度短线投机气氛，而且90％的交易量都是由散户创造。

    在投机气氛浓烈的市场格局下，最有效的盈利模式就是操纵股价，一些在其它市场本应摘牌退市的公司被大玩家相中后反而成为市场热门。这些公司往往没有实际的资产，没有收入，甚至连员工都没有，但只要是小盘，筹码易于控制，股价就会被炒上天。比如“新奇毛纺”这只股票，市场对这家公司业务无任何好转可能的股票产生兴趣后，股价出现了连续22个无量涨停。另一家在台北经营一间破旧酒店和一座野生动物园的公司“六福发展”的股票在被庄家操纵后一个月的时间上涨近2倍，连续19个涨停，使得这家公司市值达到8.3亿美元，超过当时纽约的广场酒店、香港的文华东方和曼谷东方这三家世界一流酒店的市值总和。更离谱的是，一家台湾本土的银行－中国国际商业银行（英文简称也是ICBC）在泡沫最高峰总市值竟是包括摩根大通、美洲银行、富国银行等5大美国银行市值的总和，而其净利润只有这五大银行的5％。
     与垃圾股炒上天的情况相反，当时台湾少数几家基本面优良，在国际上竞争力都领先的大公司股票却得不到市场的青睐。比如王永庆掌柜的台塑集团在股市最好的一个季度里股价只上涨了12.2%，同期台湾加权指数涨幅为44.4％。在1989年第一个季度，台湾蓝筹股指数上涨幅度为39.5％，远远落后于投机股74.8％的涨幅。绩优股落后，垃圾股暴涨的格局把台湾股市推倒了全球最贵股市的位置，到股市崩盘前的1989年最后一个季度，台股平均市盈率达到100倍，而同期全球包括新兴市场在内的其它市场市盈率都在20倍以下。这种盛况让岛内居民癫狂，却令世人暗笑，局外人都清楚，股市大屠杀马上就要上演。

    社会弊端

    突如其来的财富效应让岛内各阶层人士都感到手足无措，上到政策制定者，下到平民百姓在疯狂牛市中都失去了自我。

    在牛市开始的最初期，当时的“国民党”ZF将其称为“伟大的繁荣”，刚刚合法化的“民进党”也加入鼓吹牛市理论的行列。高层的举动被市场理解为ZF会力挺股市，大街小巷盛传“牛市永不落幕”。但当股市开始失控之后，政策制订者由于缺乏经验，于1988年9月推出了开征股票投资利得税这一并不聪明的做法，激怒了已被惯坏了的“投资者”，股民开始上街抗议，围攻“财政部”和“财政部部长”郭婉容官邸，要求ZF为股市下跌负责。

    收到恐吓的ZF为避免失去选民，保住官位，开始错上加错，又转到了力挺股市的立场，让股市疯狂进一步演化。但这时的政策制定者信心已明显不足，他们知道这样发展下去最后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但也不敢再度激怒股民。那个时候台湾高官也像股民一样，是被吓住的小孩，一举一动都畏手畏脚，生怕惹下麻烦。当时被围攻的目标“财政部部长”郭婉容在股市突破万点之后的一起活动上被记者追问对后市的看法，这位雍容高贵的女部长本能的脱口而出“一万点已经不低了”，但可能很快意识到这句话会被市场视为利空，赶紧补充到“也不高”。这一骑墙表态成为第二天台湾大报小报的头条。

    当时台湾ZF力挺甚至操纵股市的另一大原因是许多政客与股票市场有公开或私下的利益纠葛，全民炒股自然也落不下政客。在1989年“选举”后，台湾至少有20位“立法委员”担任不同证券公司的主席职位，力挺股市派在台“立法院”拥有强大势力，包括“财政部”和证监会等“内阁”机构的政策制定者无力对抗，不利于牛市延续，维护股民“利益”的政策都会在“立法院”开会期间遭到猛烈的，甚至是武力攻击。我们现在习惯看到的台“立法院”开会时话不投机大打出手的场景就是在那是养成的传统。

    上梁不正下梁歪，台湾民间在股市狂热中也出现了许多社会弊端。原本有不同社会职能的人群纷纷被股市吸引，学生旷课炒股，计程车司机为赶去看行情拒载乘客，寺院僧人炒股，公务员炒股。当时的一些ZF部门，比如“劳动保险署”、“公共住房署”等在股市下午收盘后才开始恢复办公，整个社会都陷入炒股狂潮中。

    从股市上容易获得的大笔钱财让5年前还勤俭持家的台湾百姓开始变得物质享乐，服务业和色情行业空前发展，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与此同时，绑架、勒索、敲诈、暗杀等刑事案件也快速上升。证券公司和大庄家成为黑社会盯上的目标，报端经常可见黑社会恐吓施压让证券公司支持某只股票价格，或直接绑架暗杀相关市场人士。在1989年的台北时装周上，防弹背心竟然成了最热门商品（台《中国邮报》，1989年11月18日报道）。

    疯狂的逻辑

    支持当年台股泡沫不断发酵的原因是人们总能找到支持牛市的理由。The Great Taiwan Bubble这本书的作者总结了以下当时盛行的5大牛市逻辑，其中有些是客观存在，有些则是自我陶醉。

    第一，台湾是一个流动性驱动的市场，由于持续多年的高储蓄率、贸易顺差和热钱涌入，使得这个市场资金供给膨胀，而可以投资的渠道有限，只能涌入股市，而且市场相信流动性过剩短时间内都不会消除；
    第二，台湾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上有大量的被低估的资产，比如土地和持有其它上市公司的股票，公司价值有重估需要；
    第三，市场上的大庄家是会一直支持市场的，因为如果崩盘，他们也会受到损失；
    第四，台湾和日本一样，外国投资者已连续多年预言东京股市会崩盘都没有成真，东京股市还在涨，台湾有什么担心的；天下财经研究报告权威论坛
    第五，最后，ZF是不会让股市泡沫破裂的，他们已经害怕投资者的批评和失去选民的支持。

    这些牛市逻辑是不是听上去很熟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