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咱国家的统计年鉴，对比一下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投资超过储蓄的部分从那里来，为什么那么低的投资效率却能一直保持那么高的投资率，能没有问题么。

的确不错

 

纵使现有制度不做巨大的改变，而仅作渐进性改良，也有助于目前的国民福利的提高；

纵使不对经济制度进行改良，就仅仅改变财政税收信贷投资及社会保障的中心和重点的微调，也有助于目前国民福利的提高。

举个例子，对全体未参加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的国民（主要是农民和城市贫民），尽快无偿进行覆盖，就可以部分转移GDP变成国民福利。

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老是提“按劳分配”，把它当成教条；许多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则老是提“按边际贡献分配”，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天经地义的。

其实，他们都错了：收入分配主要依据地是这个社会的分配伦理。分配伦理不同，分配的根据和方式就会不同。

我信奉这样的分配伦理：每个人，都有从这个社会中无条件分享这个社会所能提供的最基本的福利的权利，这是他的基本人权，纵使他不能提供任何任何回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2-24 12:26:49编辑过]

这跟中国体制有关啊

情况很复杂，数字都在提高。。。

[转贴]文章提交者：atlas38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耗资千万的“世界一流”只是发展的幻觉      林金芳 （南昌大学教师 欧洲导报社供原创来稿海外首发）           位于苏北地区的灌云县作为省定经济薄弱县、省财政转移支付县，在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提出“打造世界一流亮化工程”。从2006年3月开始，该县耗资上千万元对全县200多个政府部门、单位，300余幢楼体进行整体亮化，当地部分干部群众对此议论纷纷。（《经济参考报》12月12日）          对于各种比拼“世界第一高楼”、“亚洲第一大校门”之类，民众的挞伐之声不绝于耳。然而，那又怎么样呢？这种浪费财力物力的举措，不但丝毫没有暂停、终止或反省的迹象，反而不断繁殖扩散和变异，甚至渗透到各个村落和小镇。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说，要禁止城市绿化建设中存在“高价建绿”、“高价亮化”等不良倾向。然而，政策有时真的出不了中南海，任凭中央如何“坚决”，某些地方政府依然我行我素，反正不是自己口袋里面的钱，现在不用，难道留着让下一届政府用？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等等。可是，在许多地方，却简单地把“发展”理解成了宽阔的大道、宏大的广场、漂亮的夜景以及不切实际的高楼大厦。政绩的冲动带来了“形象工程的冲动”，这种“幻觉”统领着很大一部分官员的思维。亚当•斯密曾说，发展的基本单位应该是人，只有个人的充分发展，才有整个社会的发展。可是，这个耗资千万的“世界一流”亮化工程却走向了反面。地方政府的这种“繁荣”，归根结蒂，只是一种发展的幻觉罢了。          这种耗资千万的“世界一流”背后，有一种强大的、高度集中的、无可质疑的行政威权。著名学者朱大可在《权力美学的三种标本》中写道，当下的这场城市化运动，省略了公民投票、专家评审、议院批准程序以及民事诉讼、艰难募集资金的过程，以低廉的征地、材料和时间成本，粗暴地制造出城市变脸的奇迹。“官员是诡异的魔法师，而权力则是‘点石成金’的魔杖。”确实，我们创造了奇迹，但在这种奇迹背后，我看见的只是强大的权力。          毫无疑问，这个耗资千万的“世界一流”亮化工程就是一种典型的“权力美学”。它试图让民众接受一种这样的理念：大尺度、大体量和大景观。“权力美学可以炫耀权力和资本的存在，但却与公民的幸福风马牛不相及。”景观灯亮起来了，树木绿起来了，人民走在宽敞的大道上，似乎觉得政府办了不少实事。其实，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财政幻觉”：纳税人只看到公共支出所带来的利益，却没有看到相应的成本。然而，幻觉终有醒来的一天，正如一场暴雨过后，街头“水漫金山”会暴露出市政建设只重其表、不重其里的弊病一样，人民看不起病、读不起书、买不起房、养不起老，也会使这种“财政幻觉”像泡沫般一触即破。          事实上，这样的世界一流，我们还真不少。什么“世界一流区政府”，“世界一流金玉佛”，“世界一流鬼城”，有些地方，甚至还在争建“世界一流的喷泉”之类。这种不求成本、但求最“大”的精神是多么的“豪气”。然而，另外一个“世界一流”，则让我们无比汗颜：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资源的浪费，本来就是一种暴殄天物，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世界一流”，实为“中华之耻”。 □

秦晖：中国经济发展的低人权优势


     前年在哈佛，一个美国学者疑惑地问：今天的中国，究竟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

    我对他说：按照你们的标准，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不得势。因为你们的左派要追问统治者的责任；你们的右派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这两种人在中国都被打压。但是，统治者也扶植他们需要的左、右派：他们需要“左派”为其扩张权力，需要“右派”为其推卸责任。所以也可以说，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很得势。

    可见今天中国，不能用西方语境中的“左右”眼光来先入为主。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如此。

    今天国际学界、尤其是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认识千奇百怪，但荦荦大者不外乎三：其一曰中国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只是浮夸造成的假相，实际则是内部危机与全球化压力日益严重，难免崩溃。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认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迹，但对此则按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形成两种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我认为这三大主流认识都有严重偏差：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中国由于在“专制－非福利”体制下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在中国的铁腕强权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表面“稳定”的同时，“中国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激化：中国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国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劳资矛盾，在福利国家加剧了移民冲突，而在这两类国家都加剧了就业和公共财政困境。

    于是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然而吊诡的是：由于先验偏好和信息不全，各家都力图对“中国的成功”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同时它又以穷国快速发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艳羡。于是本来对现代左派和右派、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严重挑战的中国，却同时受到上述各方的称赞。然而称赞归称赞，由于上述“中国优势”不可复制（没有中国式的铁腕强权，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而“中国挑战”又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严重，各方的对华关系从长远看都不乐观。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也在其内部形成“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 “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

    因此，中国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过去在 1989年后邓小平把统治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他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以至据说一些领导人开始羡慕起经济凋敝而表面上政治却很“稳定”的古巴和北朝鲜来，要学习后者的政治高压。但是这饮鸩止渴的做法最终只能导致更严重的不稳定。胡温政府的另一个趋势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比过去更强调公平和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问题。然而“尺蠖效应”的机制不解决，只怕是权易扩而责难问，现有体制下回复“大政府”只会形成扩权－卸责的又一轮循环。而走出“尺蠖效应”，就需要进行权责对应的宪政改革。

    而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中国经济这么大的量，随着将来作为全球商品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击更大。因此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国因“尺蠖效应”而发生社会爆炸，或因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双重冲突而导致国际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在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关切中国是必然的。如今发达国家压中国把人民币升值，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冲突的体现。但人民币升值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由于现行铁腕体制下中国内部不存在公平博弈，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竞争力”的抑制很容易被强势者向弱势阶层转嫁压力而缓解，因此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未必能像当年在日本那样改善贸易平衡。而压中国升值反而徒令一般中国人反感。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如今不低于印度，但竞争力仍高于印度，显然靠的并非单纯经济性的低工资优势，而是“低人权”的优势。正是这种只要官商勾结就可以任意圈占农地、役使劳工、耗用资源的“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举世罕见的“投资乐园”，连印度的塔塔财团也想躲开工资虽低但工会农会很厉害的本国，而向中国转移资本。何况其他？

    显然，中国的“优势”既不在于其市场更“自由”，也不在于其国家更“福利”，而就在于其更专制。笔者反对专制的态度众所周知，但从来不以“专制妨碍经济增长”为理由。事实上，专制“刺激”经济增长，在非市场条件下有斯大林和纳粹德国的例子，在市场条件下也有近代早期中东欧“二度农奴化”使商品性农业大发展的例子，而美国经济史家福格尔的研究也表明，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不亚于、很可能还“优于”北方自由经济。但是专制仍然应当反对，这不仅由于其不人道，也由于这种“效率”的畸形。别的国家不说，中国今天靠“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吸纳资本、输出商品而形成惊人的高额“双顺差”，不仅让别国头疼，中国一般人民又能得益多少？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帐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的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了。

    所以，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别人希望的，也是我们中国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国升值人民币改变不了它。只有帮助中国改善人权，尤其是维护工农的权益，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之际如果没有人权的全球化，“全球化”确实可能带来弊病乃至灾难。而消除了“低人权优势”后，中国不可能维持如今的原始积累方式，靠官商勾结压制工农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来扩大“双顺差”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的冲击也将减少。

    那么中国经济还能如此高速地增长吗？或许不能了。但是这种畸形的高增长真那么值得维持下去吗？到了不可持续、难以为继时内外危机爆发不更危险吗？印度与民主转轨国家的成就都表明，没有了“低人权优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只是不会被人为压低得那么离谱）。加上体制改善与中国人勤奋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中国经济度过转型期危机而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当然可能没有现在“快速”，但增长效益的内部与外部分配都会比如今合理，内外关系会比现在和谐，而给中国与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增进更会远胜于如今。

秦教授是个社会学者，他从人权的视角看中国GDP的高速增长与国民福利的关系，比较客观，值得一读。

我们一提国民福利及人权与GDP的高速增长不相符并寻找原因，许多假左派人士，就认定我们是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这是非常可笑的：改革开放的成就，来自于人民的创造和劳动，这是我们一直赞誉和鼓励的。但我们看到成就的同时，还要看到许多不和谐的因素以及正在阻碍继续改革开放的因素，只有客观地认识问题，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建造，绝非只为了爆破

                                      许斌

    被称为“双子楼”的两栋大楼，各为19层、63米高，注定是耗费巨资矗立起来的庞然大物，似乎刚刚才封顶，楼面尚没有粉刷、仍挂着“大楼由某某公司承建”的条幅，楼边的工棚还没有拆，应该还没有投入使用过。就是这两栋还没有来得及投入使用的大楼，已于12月28日，在爆破声中，在湖北省武汉市轰然倒塌。爆破原因，据说是为武汉市中央商务区大动脉淮海路扫除“路障”。（《长江商报》）
http://news.163.com/07/1229/05/40RVTH4M0001124J.html

    记者称这次爆破是：岁末“破旧”，王家墩商务区迎新颜；武汉市政集团董事长兴奋地说：“真像是欣赏一场高水平的空中芭蕾舞啊。”

    这样一则报道，让人感觉到特别“堵”。为了修建如此庞大的两栋大楼，不知道已经花费了多少钱，其目的，不应该只是为了“跳7秒钟空中芭蕾舞”。爆炸的极为可能是两栋还没有投入使用的大楼，都还没来得及投入使用，何来“破旧”之说；巨额财富就这样打了水飘、被蒸发了，哭都来不及，怎么还兴奋得起来！

    这是完全应该、更是完全能够避免的损失，既然已经规划在此处建设武汉市中央商务区，便不应该批准在此地新建这两栋大楼，不建这两栋大楼，当然就不存在要在此处爆破两栋尚未来得及投入使用的19层大楼的需要了。比之于两栋大楼的兴建，规划、确定一个城市中央商务区的选址及建设要复杂得多、耗时长久得多，而且首先要考虑到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要尽可能利用原有的硬件设施，特别不能批准在拟定大变化、大调整的地面兴建即刻就必须拆除的建筑物。天知道，这两栋大楼是怎样通过审批得以开始建造的。

    当然可能是在大楼建造的时候，该地块还没有被正式，甚至没有被预先考虑确定为中央商务区。但中央商务区啊，牵涉范围如此之广、整体投资巨大到无可估量的发展蓝图，需要与无数利益主体谈判、博弈，需要因地制宜给予无数利益受损者适当的补偿，所有这一切工作，真的就是在两栋楼房短短的建造时间段内规划完成并付诸实施的吗？如果实际情况如此，大约只能让人感慨于决策的轻率如斯与行政威权蛮横式的无往不利、无坚不摧了。既然决策轻率如斯，行政威权如此蛮横式的无往不利、无坚不摧，甚至在武汉市的中央商务区尚未来得及建成之际，如果国际上又流行一种新的城市规划方式，不见得不会为了赶时髦不惜再次炸了整个中央商务区拨弄新玩意儿。本来，正如许多年前无数或大或小的中国城市一起喊出了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一样，现在或大或小的城市们嚷着要建设中央商务区，甚至如湖北襄樊这样的小城市都拼了命来凑热闹，其中大部分，与其说是严肃的城市规划与发展蓝图，勿宁说是赌博。

    便是部分特大城市，如“九省通衢”武汉，确实具备有建设中央商务区的客观条件，也不意味着，能够在不经过严密论证程序，不经过与各个利益主体平等协商、努力实现多赢的前提下，依靠行政威权蛮横式的无往不利、无坚不摧强行付诸实施，想要拆就拆、想要炸就炸。所拆的、所炸的，可都是属于全社会的财富。

　　财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财富只可能通过最艰苦的劳动创造得到。炸这么两栋楼，既然是为了公益，可能还给予了足额赔偿，是否就万事大吉、皆大欢喜了呢？肯定不是的，相当数量的财富平空不见了，必然要寻求补偿，相关支出会摊入成本，将分解至每一次商务行为中、提高社会整体生活成本，象一张网式的，将我们所有人罩在里面，每个人都必须因此付出代价。如同磨豆腐的人喜欢无缘无故拆了刚刚修好的豆腐坊又建新的、喜欢无缘无故炸了新买的石磨换个更新的、喜欢无缘无故将买来的黄豆扔进水里又重新另外买黄豆，所磨出的豆腐肯定成本高昂。虽然豆腐成本本来是不高的，但无端浪费一定会造成豆腐成本高涨，导致消费者必须买高价豆腐、为无端浪费买单。

    建造，绝非只为了爆破。两栋极为可能尚没有来得及投入使用的19层高楼就这样没有了，巨额社会财富就这样烟消云散、打了水飘，带给媒体与主其事的，不是痛心、不是反思，而是观看“特殊芭蕾”的兴奋，实在令人说不出话来。

中国特征的制度陷阱，如果走不出，结局就是拉美化。

好文！

在朱镕基的时代，每个省份都希望形成小而全的建设，每个省份都建设汽车厂，每个省份都希望建设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忽略了规模经济，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的思想，都是建立在省内分工的基础上。浪费了很多资源。房子折了建，建了折。当然是一边建设财富，一边毁灭财富了。

在JJXJ网站发表的全文    

 “中国陷阱”：GDP高速增长下的低国民福利

李克洲
我在人大经济论坛发了一个帖子： “中国陷阱”：GDP高速增长下的低国民福利。意思是说，尽管中国GDP持续高速增长，但国民福利却一致处于低位。我对该现象形成的原因粗略地解释如下：
1，GDP高速增长可能一直伴随着原有财富的大量破坏。形成两次GDP的经济行为，一次是对财富的破坏，另一次才是对财富的建设。比如说，城市化对原有财富的破坏。举个例子：中国的城市化，名义上是由各级政府主导的，实际上是由各级政府的主要官员主导的，他们时常就是凭借自己的好恶来决定巨额财富的破坏和设立，尤其是那些政绩工程，不知破坏了多少原有的财富。
2，国内财富向国外的转移。除了国内财富被非法转移的之外，还有合法的转移，即国际贸易的巨大盈余的货币化。实际是拿国内财富换了它国的所有权凭证，从而减少了国内财富和国民福利。我之所以将它命名为“中国陷阱”，我觉得它有我国特有的制度性原因，也就是说，它是内生于我们的制度之内的。有个网友反对我说“我想不是制度问题，亚洲制度最好的国家——菲律宾，虽然在上世纪60年代是亚洲强国，但是现在，菲佣遍布，为什么？是领导层，执法层的腐败导致的。一个国家经济要想发展，制度只是次要的，要想国民奔小康，首先要解决腐败问题！！！”我认为，腐败本质就是一个制度问题。许多时候，腐败就是制度性腐败。当然，我所谓的“制度性原因”，并不是说这种制度是不能改变的，只是指在现有的制度构成上，它已经是既予的，即客观存在着的正在影响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构成。我们国家正在进行渐进性制度改革，也许经过逐步制度性改良，我们能够走出这种“中国陷阱”。但是，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可以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少走弯路，如果老是“摸着石头过河”，那要经济学家还有什么社会价值。今年有个经济学家因为制度设计获得了诺奖，这对我们的制度创新研究学术研究也是一种激励和有益的借鉴。
凯恩斯发现，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下，会存在一种制度性陷阱：“能富而不富”。他因此写出了《通论》对此进行了经典地分析，主要是指出了阻碍国民收入总量最大化的决定因素；“中国陷阱”的现状是 “应富而不富”，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认为制度性因素，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既阻碍国民收入总量的增长，更主要的是影响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造成国民福利的持续性的缓慢提高，反过来又阻碍国民收入的总量的提高和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有的网友把我的“中国陷阱”和“拉美陷阱”相提并论，我认为“中国陷阱”和“拉美陷阱”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制度性因素很少，主要是政策导向性的结果；而“中国陷阱”，制度性因素作用很大。比如说，巨额贸易顺差不能增加国民福利的制度障碍，到底在哪里，能否尽快消除。如果哪位网友能就此写出一部专著，那真是为建立“中国的经济学”作出了真正的学术贡献。
（拉美陷阱：是指在传统农业占很大比重的情况下，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特大型企业，中小企业数量少，导致过多剩余劳动力，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少，失业人口较多，贫困和绝对贫困人口较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给政府的社会保障带来沉重压力，最终导致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潜伏危机，甚至发生动荡。）
SUNMAN网友在本帖后细分和充实了我的观点，我不敢掠美，特摘录如下：
“所谓中国陷阱，其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
1、GNP《GDP 国外资本家通过资本、技术，国外公民通过国际贸易与汇率，分配了巨额的《GDP-GNP》
2、持续上升的巨额外汇顺差，以及不断贬值的美元，导致中国民众可分配财富减少L，为〈GNP-L>
3、GDP创造过程中对中国环境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A，中国民众的福利为《GNP-L-A》
4、资本家、政府官员收入分配能力逐年增强，普通民众劳动所得在GDP比重B逐年下降，其福利为
《GNP-L-A》B
4、股市、楼市火热，导致以国家为主体的土地资产、国有上市公司资产升值，改变了中国政府民众间的财富格局。同时各路资金的涌入进一步掠夺了普通民众的财富积累。设起变动系数为x,净福利《GNP-L-A》B/x
5、GDP高速增长导致资产价格上升，同时资源缺口加大，原材料价格上升，引发通货膨胀C，使得净福利按比例缩水，变为《GNP-L-A》B/x/(1+C)
除上述五点之外，还存在着大大小小种种因素。但究其问题本质不外是，官商与洋人共同垄断了中国，普通老百姓政治的经济地位逐步下滑，参与收入分配的能力不断下降。”
此外，偶然看到赵晓发的一篇文章，觉得和我的观点很一致。也转帖如下，供大家参考。
GDP增长越快 离幸福越远
作者：赵晓
中国已经到了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土地制度与政策的时候了。 
　　最近，应沃尔玛等邀请，我有机会到美国许多地方访问讲学。其间，我特别关注美国人的住房情况。然而，考察的结论非常令人沮丧，那就是：尽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但中国人民离美国式的幸福生活却越来越遥远。 
　　美国人三年能买别墅！ 
　　笔者发现：在美国，别墅类的住房均价一般不超过每平方米8000元人民币。以美国人均收入超过4万美元的水平，普通家庭三四年的收入即可轻松购入一套别墅类住房。 
　　笔者还查阅了芝加哥市自1930年以来的生活费用统计，结果发现：近100年来，美国人的家庭收入相对于新房购买的能力来说，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基本上都是三年左右的收入即可轻松购买一套住房。 要知道，按美国的标准，美国的别墅是真正的别墅，即带花园、草坪甚至森林，容积率极低的住宅类型。相比之下，中国所谓的“别墅”，按美国的标准大多只能称作“独栋”，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花园面积。 
　　然而，即便这样的“别墅”，已经让普通中国人根本不敢想像，并且越来越不敢想像。事实上，在中国各主要城市，由于房价飞涨，其增速大大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目前70%～80%的人无力购买新房。而按目前的趋势，必然导致的结局是：中国普通居民以住房为标准，其离幸福生活目标的距离只能是越来越远。 
　　很显然，中国的房价收入比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京沪房价收入比在近年一直保持在10倍以上，远远超出了5～8的合理范围。城镇一般家庭仅靠正常的工资收入购买商品房是很困难的，并且随着房价的上涨将越来越困难。这样的房价收入比必然超出社会一般公众的承受范围，并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 
　　中国人何以雪上加霜？ 
　　何以美国人民居之如此容易，中国人民居之却大不易，并且越来越雪上加霜呢？有几个可能的解释：其一，是过去计划经济不注重消费尤其是住房消费，所以存在着历史的欠账。其二，是当前中国人收入水平太低，因此无法达到美国的住房消费水平。 
　　显然，我们的确存在着历史欠账。然而，第二个解释并没有太大道理，因为我们这里说的是收入相对于住房的购买力，是一个相对指标。而这个相对指标，美国在100年中几乎都没有大的变化，中国也不应该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不应该出现差距越来越大的变化。 
　　住房方面的“生活”与整个社会的“生产”之间出现悖论的关键原因，是土地的供应不足。我们对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的土地价格指数与房地产价格指数呈正相关，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土地供给的松紧政策明显影响着房地产均价。 
　　而我国目前的基本土地制度及政策就是，政府将所有的城市开发土地都捏在自己手里，然后再像挤牙膏一样挤出一小点一小点来。如此一来，土地价格不狂涨进而带动房价狂涨才怪。政府房地产调控了好几年，甚至开始建设住房保障体系，但在这一最根本的制度与政策问题上，却几乎没有任何动作。 
　　如果我们持续这一类似于香港殖民地式的土地制度与政策，那么中国人永远不可能实现美国式的居住梦想。 
　　只有土地私有化！ 
　　所以，中国的发展到了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土地制度与政策的时候了。 
　　怎么改？笔者前几年就谈到过，土地的私有化以及多样化的土地供应方式势在必行。中国只有实现土地私有化，才谈得上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中国的住房发展模式，只有建立在大量、开放的土地私人供应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健康、良性的发展。以中国的人地资源条件，也许最终仍没有办法像美国那样可以普及化地住上漂亮的别墅，但住房条件日益改善却是一定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2-3 20:07:55编辑过]

没有想到，“中国陷阱”，不仅害了中国的老百姓，而且成为现今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两大根源之一。

很有收获，欢迎大家继续，本人没有研究，只能支持一下了

高GDP,低国民福利，这是事实！

而且，我国的GDP发展属于非良性的！

前几年的投资高温，这几年的缓慢前行！

现在也就维持在9%吧！

外汇储备实际上也不是多出来的钱，已经有一次结算给国内企业和个人了

现在这个时期，（包括动用外汇储备)提高全体国民福利水平，不仅会增加国内的GDP,而且有利于世界经济复苏。

政府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陷阱”OR"GDP陷阱"。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想想我们中国古代曾经出现的“国富民穷”！

唯GDP增长的政策导向已远远偏离了GDP在理论中的真实本意，现在我们看到了的GDP更多的已慢慢变成了纯粹的数字游戏！

内有制度亟待完善 外有国际列强威压，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也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

就是的，制度成本太高，太多的资源浪费在消除制度不合理的影响方面了

拆了建，建了拆，政府和房产公司都发财，老百姓遭灾

hao hao hao hao

的确是，应该属于公平与效率问题吧

MARK ，好帖

GDP,确实啊，我们应该更严肃的看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