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海星集团策划部王万牢副部长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海星的顾问班子中就有像钟朋荣、樊光鼎这样的经济学家，也请过张维迎（张是陕西西北大学毕业）。对于经济上的往来，王的说法是，自己并没听说海星对这些经济学家在课题上有资助，一般都是免费咨询。对于海星是否通过这些经济学家向媒体或者政府反映过情况的问题，王说：“我们容总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是陕西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专家委员，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政府反映，没有必要通过他们来反映情况啊！我们主要是向他们咨询企业发展的战略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对浙江传化、重庆力帆、上海紫江、上海新航星等企业的调查表明，它们都与经济学家保持密切的联系。但对于课题经费这样的敏感问题，以上企业的有关人士均没有回答。

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在2001年报披露抽样的130家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津贴每年1万-2万元的有18家，2万-3万元的有26家，3万-4万元的49家，4万-5万元的21家，5万元以上的为16家。

据中国证监会规定，一人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最多不得超过五家，独立董事每年为上市公司的工作时间不应少于15个工作日，并确保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无法知道，那些身兼数职、不断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对各种经济问题发表意见、一场接一场地赶场子出席各种论坛和研讨会的经济学家在百忙之中，是如何来履行这么多兼职的应尽职责呢？----三联商社的前身郑百文的独立董事、经济学家盛洪先生的前任陆家豪先生，在2001年因郑百文的作假而被证监会罚款10万元后，连连喊冤，称自己对公司造假之事毫不知情。

在美国，安然事件发生后，纳斯达克市场对独立董事制度最大的改革措施是，不再允许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领取最高每年6万美金的报酬，更彻底的是对上市公司向独立董事所服务的机构提供捐助也作了最高限制。

股市之争与“利益”

观察经济学家对公众经济事务发表意见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2001年年初，有经济学家“良心”之称的吴敬琏教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股市黑幕、基金操纵和中国股市甚至不如赌场等严厉批评，被舆论称之为“切中时弊”。然而，200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萧灼基会同厉以宁、董辅、吴晓求、韩志国4位经济学家举行“恳谈会”，认为“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言论。

萧灼基说，“股市不是赌场，不是零和游戏，是创造财富的重要途径。如果股市就是赌市，那5800万股民就是赌徒，政府就是赌场老板，1200多家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就是筹码，这怎么也说不过去”，“有的同志说，揭露股市的弊端是要保护广大股民，尤其是要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如果把股市当成赌场，而赌场是非法的，应该关闭，如果关闭股市取缔股市，受到最大损害的是谁，还是广大股民。如果广大股民有意见，谁来赔偿？我要是股民就会提出，股市是政府开的，上市公司是政府推荐的，股票发行价格是政府决定的，监管是由政府负责的，你现在说要关掉，我的损失找谁赔？应该找政府赔。政府赔得起吗？”

作为回应，吴敬琏于2001年3月在《财经界》撰文，指出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中国改革要警惕落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然而问题还没有这么简单。结合后来吴敬琏和中金公司许小年关于股市的一系列言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的杨帆教授认为，吴敬琏作为有摩根斯坦利背景的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许小年作为中金公司的高管，背后是买办资本，他们之所以不断发表对股市不利的言论，目的是打压股市以便让跨国资本低价吃进----不过，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在另外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当不得真。

萧灼基于是继续发布他的利好消息。2001年7月8日，萧灼基应中天证券研究院、广东证券和中山大学邀请在广州作演讲时说，中国证券市场经过10年快速发展后，未来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10到30年，中国证券市场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他特别提到，一些研究所的研究项目纷纷改制为企业，而且很多改制而来的研究所企业都将上市，目标锁定于创业板，发展资本市场可以为科研力量提供资金保障。

　
2002年5月12日上午，萧灼基教授在为广大投资者准备的报告会上称:“去年春节，我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认为，中国证券市场 （以上海股市为例）从1992年5月的1000点，到2000年7月的2000点，涨幅超过1倍用了8年时间。据此推测，从2000点到3000点的涨幅只有50%，时间会相对缩短至4年，扣除去年，未来3年将会达到3000点，到目前为止我依然乐观地坚持这种观点。”

2003年11月16日，萧灼基在“2003北京大学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向记者表示，尽管上周四上证综合指数跌穿1310点，达1307点，创4年来新低，但目前中国股市80%股民套牢，下降空间很小，上升空间很大。

萧灼基教授的言论不能不说是言之有理。但仔细观察和思考着的股民，如果把萧教授一贯的言论和股市的现实情况结合起来，肯定会纳闷：为什么不管股市风起云落，萧教授的预测总是利好呢？当然，有可能这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萧灼基教授信仰的理论模型就是这样的。

然而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却说，萧灼基的家属炒股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他一个女婿就曾供职于某证券公司北京分公司----现在是否还在，杨表示未曾证实。

人们也注意到，萧灼基教授身后有过清华紫光、中集集团、大唐电信等三个上市公司，嘉实、华安两个基金公司，现代资产投资、中国资产管理等两个投资咨询公司。

博览财经公司研究部李主任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对记者做这样的选题表示了担心。他认为，现在什么样的收入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的是个很难弄清的问题。李主任透露，现在一些研究人员或者公众学者的子女、学生，通过关联交易、建立咨询投资企业等相融合，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是很难说的。个别人不顾中国股市的现实，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创业板的好处，在全流通法人股的问题上积极推动，实际上与他们的关联公司及其控制大量法人股有关。

但另一些接受采访的人，则对这样的说法持反对意见。更多的经济学家表示，吴敬琏也好，萧灼基也好，他们的言论，是出于一片公心，目的是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没有他们的理论，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就不可能取得如今的成绩。

“心照不宣”

《瞭望东方周刊》联系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方福前教授希望进行更深入的采访，方教授了解到采访意图后，犹豫了一下让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再联系。当《瞭望东方周刊》第二次与方教授联系上后，方教授最终拒绝了采访。

在短暂的交流中，方教授奉劝记者放弃这个选题。他表示，经济学家或者学者，拿某些企业或者基金的资金，作可能有利于出资者的研究，这在经济学界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

他说，比如林毅夫任主任的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就拿过福特和其他好几个国外基金的资金，天则经济研究所也拿过福特基金和其他私营企业的钱。“但这些问题你能怎么说呢？详细的情况人家不会说，外人又怎能知道呢？”

在谢宁撰写的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林毅夫：走向世界的中国经济学家》中，根据林毅夫自己提供的信息，“（北大经研）中心是一个非赢利性质的研究机构，全部资金由发起人自行筹集，没有求助于政府拨款。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这就使中心的研究人员有可能获得比较高的待遇。”

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程恩富教授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对圈内拿企业课题经费而影响研究公证性的事情进行了批评。而一向主要对宏观经济问题发表意见的林毅夫教授，关于可口可乐这一个企业的“实证”研究就很有意思了：《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网站上，这篇由林毅夫、平新乔、杨大勇在2000年1月合写的文章赫然在目。文章在结论部分说，“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可口可乐系统的直接经济影响约为94亿元人民币”，“为中国创造了总价值为214亿元的中间需求”，“此外，我们对可口可乐系统的注入给资本形成、利润、税收、尤其是就业所造成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高度的就业关联，上述注入对中国就业状况的贡献是巨大的。我们估计，可口可乐罐装生产所单独创造的就业机会约为466078个”，“另外，罐装系统的注入所间接导致的政府税收增加值在1998年约为12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罐装系统向政府直接交纳的税收的3倍”，“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影响只是可口可乐系统所作的全部贡献的一部分，它直接改善了我国的生产过程中的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下游影响，即可口可乐产品及其相关的销售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家庭与政府的支出造成的进一步影响，可以极大地促进中国这样一个过渡型的新兴市场经济的繁荣。”

程恩富教授指出，任何有健全智力的学者在考虑外资饮料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不可能不考虑它对中国民族产业的“挤出”效应。可口可乐的进入，使中国本土民族饮料企业纷纷倒闭，现在只剩下“健力宝”和“娃哈哈”在苦苦支撑，在这之中损失了多少的产值和利税，使多少中国工人下岗，在研究时必须考虑，不能简单得出增加就业和产值的结论。“问题是，促使那么多聪明的学者这么做的原因又是什么？”程教授反问。
然而，偏颇的也许是程教授。学术无禁区，学者怎么立论是自己的事，与收受捐赠与否，难说就有必然联系。程教授是不是在“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