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垄断资源行业是下一布改革的方向

由网易财经直播的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论坛在北京举行，以下是樊纲的演讲。

今天有幸参加这个会议，我想也向大家报告一个我们最近的研究成果。就是我们用2005年前的数据，

使用过去50年，但主要使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进行了一个标准的增长要素的计量分析，试图从中找出解释为什么中国过去30年高速度增长，改革发展在哪些方面、如何起作用，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分析再往前看一看。的一是往前看一看哪些因素还在哪些因素不在了，我们今后20、30年会怎么样，同时提出任务，提出问题，我们需要做怎么样的进一步的改革。所以今天我就从我们最近做工作还没有做完，还在最后的一些技术细节还在落实，还要形成英文论文等等，还得继续做，但基本的一些数据已经出来了。

第一个结论，就是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确实不仅仅是所谓要素投入的结果。像中国人说的我们没有效率改进，中国人就是投入，劳动力便宜，靠着资本积累等等。我们过去平均每年9到10的增长速度当中，确实当然要素投入还是知道的部分，79年到88年占6.7，增长速度当中占6.7，89到98占5.16，99到05占5.36，还是主要的部分占60%左右的增长。但是，生产力的提高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看这张图的最后一行，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说它不是劳动力生产率，是扣除了所有要素增长，而且我们要素里面用的鲁卡斯的模型，教育因素已经含在里面了，扣除这些要素之后，纯粹可以认为效率改进、生产率改进造成的增长，90年代大概有4.4%左右，到了99年以后仍然有3.7%左右。应该说是相当高的一个贡献，相当大的一个贡献。就是说我们有效率改进的部分。我们顺便提一句，我们自己出来都觉得这个数字是不是太高了，确实我们也在继续进行分析当中。但是世界上现在陆陆续续开始有一些新的研究，也是得出的结果跟我们的结果相兼容的。比如说美国布鲁金斯基金会去年有一个研究关于中国和印度生产率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它比较的不是整个GDP的增长，比较的是制造业的增长。它的结论是过去20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概念是一样的，每年的增长速度是6%，我们这个研究基本上也是兼容的，相互是支持的。那我们在做的工作另一个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生产力的改进？因此我们就把全要素生产率在进行各种各样的解释，当然这是一个模型里边的各种解释了，只是把它分成两张图来显示。第一行就是我们刚才的最后一行。这里面，下面有各种因素，当然了我们还考虑了许多其他因素，有些是不显著，有的是不明显，那我们就去掉了，这里面是比较明显和显著的数字，但是仍然可以看出一些问题，计量经济学大家知道有很多数据等方面的问题，有些你觉得最好最应该测度的东西但是没有数据，我们只是找到又可以测度的东西。第一就是市场化改革，这里面主要是产权关系的变化，主要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占整个经济当中的比重的变化。在70、80年代，就有很大的贡献。90年代的贡献最大，将近一个点的贡献，一个点的增长是由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到了99年以后，这个要素有所减弱，但是仍然是起作用的。

然后就是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不等于人力资本，是教育进步之后我们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增长了所产生的效果。研发投入的增长，这在过去仍然很小，在77、78，在80年代的时候还是负的，到90年也很小，99年以后略有上升，总的来讲迄今为止还是不大的。然后是城市化、基础设施，这两个因素这几年占的作用非常大。在一定意义上也解释了我们现在的很多现象。我们和印度相比，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是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的条件，而且确实当你打破了很多瓶颈的。而城市化由于打破了过去分散的这种农村工业化，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之后，它使得效率的改进，使得基础设施利用率的提高，效率的改进，对于我们经济的增长的促进是非常大的。外资也有一个外溢效应，外资外溢效应为什么后面是负的，我们这里面是外资占整个步子里面的比率因素，这个因素这些年是下降的，我们国内的投资事实上是在增长，不等于说外资不起正的作用的，只是说它本身是下降的，下降了之后负的效果说明它还是有效果的。外贸活动，外贸的增长，也是有大量的外溢效应，对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很大的效果。

最后两项，我们加的最后两项，最后两项我们看到第一是政府的行政成本，这件事最近这些年对经济产生的很大的一个负效果。什么意思？这两年，政府收入是提高了，政府行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提高，政府作为一个负担在经济当中在起负作用，这负作用在加强。后面我要讲，这就是为什么要进行政府改革了，把它放在这里。

还有一个因素是经济结构，我们试图测度经济结构，这里不细讲，经济结构主要是消费和比例，80年代效果是负的，90年代2000年初还是正的，现在如果算根据我们的模型，它应该是负的，而且相当严重的负的，后面我们会讲这个问题，我们储蓄的比例占GDP的50%是严重失衡的一种经济的结构。这些因素有改革的因素，制度的因此，包括市场化，包括政府改革等等都属于这一类，但是我要讲，连经济结构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制度的东西。有城市化经济结构变化、基础设施这些的作用，有人问、教育、科技改进的因素。分析这些因素，我想可以使我们一方面对过去的很多问题给予解释，另一方面对我们的未来如何发展，能不能发展，给出一种判断。对过去的解释，我们每年三到四个百分点的生产率的提高，是解释中国过去很多现象，我想是很有利的一个因素。否则的话我们甚至都没法解释为什么我们过去10年高增长、低通货膨胀所有的生产要素这些能源、原材料等等都在涨价，但是我们的价格还是不涨，企业的效率还在提高，企业的利润还在增长，而我们的价格一直这么低。没有中间效率的改进，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没法解释，因此它确实揭示了很多东西，第二解释了我哥和开放确实有实实在在的效果。它的效果就体现在我们效率的提高、生产力的释放。

第三我们放眼未来，我们要想判断未来，大家说未来还能不能10年、20年，这也是世界问的问题，中国经济会不会停下来还是继续有这样的成绩？我们分析这些因素还在不在，哪些弱了哪些强了。所有的因素，包括前面讲的，包括资本因素，今后20年基本还在，有些弱一点但是有些更强一点，有些需要我们加强它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这里着重要讲的两个问题，第一是劳动力这个要素，显然我们将来，现在你看人力资本这个因素已经在增长的过程当中起的作用已经开始下降了。今后光靠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恐怕确实这个因素会逐步逐步，特别是廉价劳动力的增长，这个因素在今后一二十年显然会弱下去，我尽管不同意说中国马上会出现劳动力短缺，中国的劳动力问题已经转移问题都解决了，我不太同意这些说法，但是这个因素显然将来会弱下去。但是你仔细看看其他的很多因素会强起来，比如科研投入的问题，比如企业创新，比如人力投入的问题，过去20、30年我们开始搞教育搞研发，当企业还没有走前沿的时候，整个科研水平还是很落后的时候，很多企业不能有很多的创新，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阶段，当你跨越这个阶段，当你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十几十年的教育、科研投入下去以后，逐步逐步会产生后果。因此，像这样的一些因素，城市化的因素，比如说这个在今后会起更大的作用，它会支撑经济的增长。

现在，这就到了，从模型我们想引发出来想讨论的另一方面大的问题了，就是这些改革还起不起作用。前面说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生产力是靠改革释放出来的，改革开放，这些制度上的建设释放出来的，现在有一种说法改革基本到头了，今后就是发展了，改革也是什么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了，经济改革已经没有什么潜力可挖了的话，那是不是改革这个因素在增长中就不起作用的，再创造提供生产力提高方面就不起作用了。这一点是我们要，今天想着重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我们中国的改革仍然处在初级阶段，今天我相信大家讲的所有的东西，即使在经济的领域里面仍然有很多可以改，仍然可以释放出大量的效率，仍然可以去通过制度的改革去改变各种各样的激励机制，来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来消除各种各样的扭曲，来使我们的经济的增长能够进一步地提高。

这里面的因素，关于体制的因素，两个因素都大有文章可做，第一关于市场化，关于我们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价格体系的进一步改革，还有多少事情可以做，我们还有多少价格是扭曲，多少政府还在那里管制度。从政府改革来讲，我想下一步应该进一步提上日程，政府改革政治改革都是如何提高政府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我们这里面是负的，这些年的贡献是负的，如果把这些负的转成正的我们能释放多少生产力，腐败等等这些问题，我不多说了，诸位都有很多关于改革的问题，我这儿想集中再用5分钟的时间集中讲一个问题，我们看最后的问题，看经济结构的问题。

这个经济结构是当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我们现在大量的不平衡，大量的内外的不平衡，第一个大的不平衡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储蓄占GDP的50%，消费，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6%点几，然后相应的就是我们的外贸顺差等等的扩大，经常项目顺差今年大概会超过10%。外汇储备这么多，投资容易过热，然后流动性过剩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而一系列的问题后面的原因是什么？一说储蓄高，大家就说老百姓不花钱，是老百姓不花钱吗？中国最近这些年的数据分析，居民的储蓄率基本稳定在25、26%的水平上。最近10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一方面当然有限制居民消费的这些东西，社保不健全、收入差距，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多消费信贷等等，信用卡的发展等等还是发展多有利于消费增长的，因此它基本是稳定的，居民消费占GDP比例低，消费占GDP的比重低首要的基本的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政府的储蓄比重相对也比较稳定，收入是高了，但是花在社会上的钱多的，花在储蓄上的钱少了，最重要的原因是企业储蓄比重的增大。看这个图，居民、企业和政府这三者在整个储蓄当中的比例变化，最近几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企业成了主要的储蓄者。企业成了主要的储蓄者刚才说的，有机器的结果，是一个机器的结果，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年生产率特点的，企业利润好了，但是在中国的话有很多制度上面的原因。

第一点不多讲了。

第二点，应该归全民所有的资源上的收入，在我们这个制度下都是企业的收入。资源本来是全民的资产，应该是全民所有的，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一样，都是全民所有的，资源溢价上涨，现在都是属于企业，今年开始是25%的所得税，不和国家分享，变成了企业的。普京石油收入大概拿走70%左右，查维斯委内瑞拉大概拿走60%左右，都是APEC这些参与者都是这样。我们的利润都是国有企业的利润，国有企业的利润又是不分红的，刚刚开始分红，5、10%，于是在这样一个财税制度体制之下，就使得我们储蓄过高的问题大大积累起来，然后我们居民的收入现在就越来越在GDP当中的比重越来越下降。揭示什么？我们不讲别的改革，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改革，即使在这些问题上，这也是进一步产权的界定，这是谁的东西应该归谁所有，我们搞了那么多的国有企业，最后都不分红。所以现在就针对这个经济结构失调问题所需要进行改革，我还不说其他的各方面的改革，就互换我们要亲一轮的财税改革。财税改革有很多内容，包括对资源要收租，对资本要分红，然后要理顺中央地方的财政关系，要约束政府的支出行为。前面讲的行政开支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的问题，一系列的财税改革，今天不惜讲了，最后要落到什么地方呢？通过政府的财税体制的改革和财税效率的提高，该收的钱收了之后要退出去，要降低居民的税收成本，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提高我们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中国人现在不消费不是因为有钱不花首先是因为它没钱，是因为他没有消费基金在消费，因此具体怎么做，这都可以讨论，但是最终只有落到这一点，在收入的问题上改变这个结构，我们最后才能在支出的结构上，在投资消费当中都是支出结构了，才能改变这个经济结构，我们这个经济结构才能趋于合理，我们的经济增长才能够可持续。

所以讲这个问题，只是一个例子，而且这个例子还不是我们模型当中直接关于制度改革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结构的问题，而在经济结构的背后是这些体制需要改革。宏观经济政策它只是一个短期的调整供求关系的一个政策，而根本的问题，要使这些问题不重复地反复地出现，要从制度上加以调整。

所以从这些角度看，中国的问题不是改革已经完成了，不是改革不能再释放出新的增长率了，改革仍然处在，在我看来，仍然是初期阶段，我们还有大量的事情可做，即使在经济改革里面，经济体制里面，仍然有大量的事情可做。因此要想保持今后10年、20年或者再一个30年的高增长我们还要继续改革10年、20年、30年，而这些改革也许会更难，因为刚才说了，有人说财税改革，财税改革后面都是一些大的利益群体，大的利益阻碍，怎么来克服这些利益群体的阻碍，刚才几位都说了，有改革的动力，才能保证我们今后中国再有10年、20年的高增长。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