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崔永元的“抗战”

　　中国抗战这么大块波澜壮阔的史实，你居然丝毫不知，你不可悲吗？

　　唐山的节目播了。有记者问我：“这样的节目有什么呢？不过是把我们对灾难的想象具体化了。”

　

　我说：“钱钢在八十年代已经意识到文学的本质是人，灾难的本质就是灾难。过了二十年，我们又重新回到这个轨迹上。换句话说，钱钢在八十年代所做的那些努力，放到现在也并不奢侈。”

　　还有人在节目留言里问我：“有那么多人民更关心的事，为什么要做陈年的旧事？”

　　是，土地拆迁，医疗事故，教育腐败……哪一项都是“人民”更现实更切身的问题。为什么要去掀动陈旧的历史？

　　很多人也问过崔永元这问题。

　　二〇〇八年，他离开了新闻，去做口述历史的工作，访问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中国老兵。走之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这时代太二，我不跟了。”

　　有一年他去日本NHK电视台，密密麻麻的中国影像资料。操作的小姐问他看什么？他说看东北。问东北什么，他说看张学良，“张学良调出来了，最早的是九·一八事变三天后的九月二十一日，三十分钟，张学良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说了一句，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我当时很受刺激。”

　　他的刺激是，我们也是电视工作者，但没有这样的资料，“而且这三十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

　　他跟我说：“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

　　中国这些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死去，有的正在老去，正在失去记忆。“不能再等了。”他说。

　　他做历史：“《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我们做口述历史这件事，就是直接听孔子说……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

　　他采访的是参加抗日战争的国共老兵，题目叫《我的抗战》，“我们总说国家要体面，如果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的，我不相信这个国家会体面。所以我建议多用‘我的’，少用‘我们的’。”

　　二〇一〇年我主持《我的抗战》发布会时，他已经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有时候一个人采访一个多月，一百多盘带子。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超过了两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两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投资人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

　　他一笑，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弯：“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有一位电视台的同行，站起来请他谈一些对当下电视台纪录片的看法。

　　“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干正事。我有那个时间，就能多采访一个人，多整理一些材料，这样可能更有功德。我现在想，我二〇〇二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要。”

　　他在台上冲我笑，说：“柴静那时候总看到我忧郁的样子，不开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兴。”

　　二〇〇二年时，他不大上“实话实说”了，有一些传闻，说的人都欲言又止。有次大伙在食堂吃饭，他坐下自自然然地说“我的抑郁症”，场面上静得有点异样。

　　有天我坐在电脑前，办公室门一响，小崔进来了。我很意外：“你找谁？”

　　“找你。”他拉过一把蓝布工作椅，坐我对面。

　　我们对坐着聊天，同事路过说：“嗬，真像调查的采访。”

　　这不像普通办公室里的闲谈。他一句寒暄没有，谈的是都直见性命的事。这些话题我不陌生——让人失望的现实，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玦少坚守的人……这些话，很多人在摄像机的红灯面前说，很多人在文章里说，很多人在喝酒后说。他是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坐在一个并不熟络的同事面前谈这些。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石头一样，死沉地压着他，逼着他。

　　我隐隐地有些不安。我只能对他说我们需要他，不是因为他有名，或是幽默，而是他代表着我心里评论部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是那块牌子上“前卫”两个字在我心里的意义。姚大姐过来找我问个事，他立刻起身走了。

　　临走拉开门，又回身说了声“谢谢”。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有点心酸。

　　他说现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里的这些抗战老兵：“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没有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事都特别淡。”

　　看片会上，拍《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康洪雷坐在底下，他说拍该剧之前自己只知道抗战时国民党的将领杜聿明、孙立人，他们确实战功赫赫，很有名，有文字记载。“可下面的士兵就没有人知道了。我和兰晓龙开车沿着昆明一路走，一个一个采访，越了解浑身越颤栗，越颤栗就越想了解。”

　　他拍《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前，听父亲说了快五十年往事，每次回家都要说，采访后，才发现这些国民党老兵和他的父辈完全不一样，“他们从来不说。越不说我越想知道，于是我们利用各种技巧，各种各样的方式，一点点地知道。”

　　采访完，他和兰晓龙回到酒店，相对号啕。“之后我们在想，哭什么呢？是哭这些老兵壮丽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还是哭什么？后来发现，我们哭我们自己的无知，自己的可怜。我们快五十岁了，中国抗战这么大块波澜壮阔的史实，你居然丝毫不知，你不可悲吗？所以，就有了《我的团长我的团》。观众可以说好，可以说不好，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快五十的时候，做了《我的团长我的团》，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

　　会上有观众发言，很动感情。

　　小崔拿过话筒说了一句：“我想补充一点，我听出一点危险。我不希望大家误解这个片子，《我的抗战》就是‘我的抗战’，是自己的叙述。你之前听到的共产党把日本打败，还是国民党把日本打败，这个片子不负担这个任务，不管这个事。如果你想听我知道的宏观叙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感到很诡异。”

　　他说不要以为《我的抗战》是要翻案，没有那个味道，他和他的团队对结论没有什么兴趣。“去采访几万个人，多少多少个小时，去重新对历史下一个结论，可能又会误导一批人，我们不想干这样的事。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它是宏观叙述的还是细节叙述的，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它在最后写一句‘本书部分资料取自崔永元《口述历史》’，就行了，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一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做不到。”

　　（www.earm.cn/田成杰2014-1-25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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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看见》，柴静/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本文摘自该书第十二章《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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