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通”----费正清  凡关心中美关系的人，怕没有谁不晓得美国有个“中国通”叫费正清的，他的弟子遍及美国外交界。费正清抗战时期来过昆明，时间是1942年9月。
   费正清1932年就来到中国，执教清华，任讲师，讲授经济史。他在北京认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并与他们成为最亲密的朋友。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他的英文原名JohnKingFairbank一般译为约翰·金·费尔班克，梁思成告诉他叫“费正清”好，意思是费氏正直清廉，而且“正”、“清”两字又跟英文原名JohnKing谐音。“使用这样一个汉名，你真可算是一个中国人了”，如果模仿美国电影名星范朋友(道格拉斯·费尔班克)，也叫范朋克，听起来像中国话“番邦客”了。



费正清后来取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美国任教哈佛。1942年，美国政府派费正清来华，身份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在此之前，这位三十五岁的外交官已经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了。



费正清此次来华的第一站就是昆明，任务是了解西南联大(主要是清华)的情况，也见见一些老朋友，特别是金岳霖、陈岱孙、张奚若、钱端升这些曾经留学美国的教授。还有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他是夏威夷出生的美籍华人。



费正清首先拜会清华校长梅贻琦(他是联大的三位常委之一，实际主持联大工作)，并走访了一些清华教授。当时美国驻昆领事馆在北门街唐继尧公馆，费正清访问了临时住在领事馆隔壁唐家旧戏台上的金岳霖(哲学家)，陈岱孙(经济学家)和陈福田等，住在“秦家祠堂”(应系金汉鼎家祠堂，在今师专校园内)里的张奚若(政治学家)，然后又由张奚若作导游，乘军用吉普车去北郊龙头村，看望住在那里的钱端升(政治学家)。本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是住在龙头村的，他们已于两年前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南溪，费正清只见到女建筑师为自家设计的住宅。钱端升的住宅在棕皮营，与梁家住宅离得很近，也是林徽因设计的。金岳霖是单身，除北门街留有一个床位，他在龙头村梁宅旁也盖了一间耳房。“参观”之后，金岳霖、钱端升也随费正清一行回到市区，参加梅贻琦在家为费氏举行的晚宴。费氏的美国助手告诉他，梅博士的月薪不足六百元，而这次宴会的费用不下一千元。这加深了费氏对教授们生活艰难的认识。“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他才一英寸高的一瓶专制疟疾的阿的平药片，它应当能换回这一千元”。



当时(1942年)昆明物价上涨，教授生活困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文系浦江清教授在日记中喜欢记账，今天来读，史料宝贵。当时清华文科研究所设司家营(龙头村偏南一里)，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等都住在一起。浦氏1942年11月23日日记：“研究所由一本地人服役并做饭。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加一汤而已”，“每月包饭费四百元”。这就是说，一个教授的月工资只够交一人的伙食费。当时许多清华教授疏散到郊区，但北门街71号尚保留有各人的单间或床位，进城集中上两三天课，然后再回乡下。从浦氏日记看，北门街的伙食要好一点，“饭菜两荤两素，六七人吃尚够。每顿有一大碗红烧牛肉或猪肉，惟米饭不佳”，但“每月包饭五百元”(12月2至5日)，一般教授工资全搭进去还不够。据1942年1月14日第204次常委会议通过的《西南联大教师薪俸等级》，“副教授薪俸由240元起至400元止”，“教授薪俸由300元起至600元止”。



费正清到昆明五天后就打了报告，内中说：“作为西南联大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大学的教授讲师，正在缓慢地陷于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饥饿状态之中”。这的确有根据，他是位学者。



但费正清是外交官，是美国“情报协调局驻华首席代表”，他对问题的观察不能不首先着眼于政治。他在报告中写道：



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博士，在谋求严密统制中国文化知识界生活的进程中，长期以来想方设法推行控制清华及其他大学的办学方针，然而在清华大学各院系里，他遇到了留美归国而资历较深的教授的极其明确而坚决的抵制，结果是双方持续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是教育部和国民党当局的权力，并以他们的财政金融为后盾，另一方是决心力图维护美国式学术自由的教授们，两方进行着较量。这是一场双方实力不相等的斗争，因为教授们的财物资源(所积存的书籍衣物，他们为了养家糊口而把这些东西出售)，很快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