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由红利拉动的动力将枯竭,必须寻找新的推动力
中国改革正进入新纪元。十八大三中全会已经绘出了新的改革蓝图。但并非万事大吉了,可高寝无忧了。实际上,改革遇到的阻力前所未有,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一、为什么说改革由红利形成的拉力将枯竭?
中国改革已经走过30多年了。总的来说,这30多年来改革由红利驱动。即改革总是围绕着市场化、私有化、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等等展开。特别是90年代后的改革由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来指导,可以说完全只着眼于经济红利。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这30多年来改革的绩效,就不难发现:成就很可观,世界称之为中国经济奇迹。但负出的代价也十分昂贵啊!且不说中华大好河山被严重污染了;不说贫富分化已经突破了世界公认的警戒线;不说民怨深重,整个中国成了一个大火药库。这些已经成了国人的共识了。然而忽视了一个更可怕的现实:由于中国广大的中低层国民被无辜掠夺,社会极左思潮重新获得支持力量,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这才是中华最大的危机所在!可见这种改革药方内含极毒的副作用,不宜长久服用。况且从目前看来,改革红利也剰油水不多了。更形象的说法是: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了,好吃易吃的肉已经吃完了,只剰难啃的硬骨头。因此,中国今后的改革光靠红利拉动已经行不通了!如果继续坚持这种改革的老路子,必然自陷于绝路,越走越黑,没有成功之日。所以必须寻找新的改革动力,才能推动中华巨轮不断前进,实现中华复兴。
二、为什么说从公义着手,可重构新的改革推动力
为什么说公义能成为新的改革推动力呢?实际上,此中的道理并不深奥,相反简单明了。众所周知,梁惠王问政孟子时,孟子明确指出:“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甚至儒家呼吁:舍生取义。而在管仲著名的治国思想“四维”论中,义就是一维。所谓四维,即礼、义、廉、耻。可见中华先贤对义的重视,并提升为治国方略中的核心要素。也许读者还不大明白,那《六韬》说得再清楚无过了:“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就是说,义行、义举、义政,可以汇聚民心,获得国民衷心支持拥护,形成巨大势能、浩浩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义之所在,天下归心。
当然公义的确切含义和在政治上的功用,可用现在的知识进行阐释。众所周知,人生价值是二维的,即包括物质性人生价值和非物质性人生价值。人之所以区别于野兽,正因为有非物质性人生价值。实际上这两种人生价值可简化地称之为利和义。利属于人的自然性,而义属于人的社会性。可以说利和义的某种动态均衡就构成了人性的本质。当然笔者并不认同儒家的纯义观,而否认利的意义。其实利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源。但义独自拥有调节人类社会的功用,是人类群生性和社会和谐的基石。人类社会的基本守则:公平正义也由此演生。总之,追求公义是人生的价值所在,甚至是最高的人生价值所在。所以说,从公义着手,可汇聚巨大的支持力量,从而重构改革新的推动力。
实际上,人类历史也充分证明此论。历史上曾有不少“以少胜多”和“以弱胜强”的先例。而少者弱者之所以能取胜,完全因为他们是正义的一方。这不过是“正义必战胜邪恶”在起作用而已!看过《三国演义》的读者都知道,曹操可算白手起家,面对的敌人都比自己强大得多,如袁绍、袁术等等,但最终都被他消灭了。实际曹操成功秘诀在于:用了“挟天子,令诸候”之大谋。此策使他出师有名,并且当时的大才也倾心为其所用。其实公义的政治妙用还多着呢!
当然我们还有必要对公义作出更清楚的定义。读者是否想过这样的问题:中华道德观念源生于何方?实际上,来源于天道。何谓天道?从《周易》中可归纳出其确切的含义。概而言之,就是则天则地。此中有三层含义:一、天覆地载,养育众生;而成功不居,周而复始。二、天道好均,雨露均沾,阳光普照。三、天生天杀,大恩无恩。
而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对正义(公义)也有明确的定义。则正义由两大原则体现:
第一个正义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平等自由原则)。
第二个正义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8)。
我们的公义观由天道和中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溶汇而成。
行文至此,我们应该说明白了:从公义着手,可重构新的改革推动力。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公义而不是从红利着手来驱动改革,就能轻易地突破目前的改革阻力。因为在公义面前,既得利益者不堪一击。即相对于民心民意的巨大力量,既得利益者微不足道。
三、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
如果上述的论证成立,我们可得出如下的一些政策建议:
首先,必须做好改革顺序安排,分出轻重缓急。第一步必须着力于消解民怨并立威。人无信不立,何况治国。可见改革的第一步应该是:着力于消除、清理目前的恶政恶法,如强拆迁,强维稳等等。
其次,继续坚持并加大反腐力度,决断地壮士断腕止毒。这样才能最有效地消解民怨,最大限度地汇聚支持改革的力量,并能遏制极左思潮兴起成祸。
再次,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在化,切实落实民主和法治。从制度上实实在在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即在政治上实现平等。这样才会长治久安。
其四,改变过去对资本过度宠爱的经济政策。加大国家再分配力度,有效地改善目前贫富极度分化的状况,至少能在近期遏制贫富分化进一步恶化。
其五、尽快推行教育、科技体制改革。这些改革阻力不大。从而有效地构筑起激励创新创造的社会机制。这可是关涉中华复兴的关键之举。
其六,经济领域的改革不能过份冒进了,单刀突击没有取胜的可能。而应该在构筑市场基础上着力。目前紧迫需要破解股市和房市的困局。不然政府无法取信于民,无法立威,不利于改革顺利推行。
最后,必须稳增长,为改革提供有利环境。民生无小事。国民衣食足了,社会就安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