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之痛：广东该往何处去

2008年04月20日 07:52 南方都市报

黄亚生教授

　　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毕业，1987-1989年任世界银行顾问，1991年获哈佛博士学位之后任密执安大学助理教授，1997-2003年任教哈佛商学院，2003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已经出版的作品包括：《中国通货膨胀和投资控制》(199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1998年新加坡东南亚研究学院)。

　　人民币首度“破七”，令正在举办的广交会备受各方关注，纺织、鞋业、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订单下滑早在人们意料之中。事实上，珠三角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移之痛：成千上万的工厂面临关闭潮，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小企业正在计划迁离这里。昔日热闹、辉煌的“世界工厂”会不会成为历史？在时下高压、躁动、犹疑、对峙交织的阵痛中，广东正站在裂变的十字路口。

　　在广东这块土地上，可能有几百万个潜在的“马云”，关键是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机制，让他们能够成长起来。

　　南都：作为一个商学院教授，你曾经对中国的吸引外资政策和本土企业状况进行了十多年的考察和研究。那么，你现在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发起了“中国实验室”项目，来帮助中国的小型创业企业，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来设立这个实验室的？实验室的具体运作又是怎么样？

　　黄亚生：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在数量上非常巨大，但质量却普遍低下。根据全国工商联2006年的调查数据，有几个指标很能说明问题：员工培训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例平均仅有1%左右，更有25%的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投入是零。2000年后，中国的宏观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企业科技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并没有随之增加。举个例子，现在广东面临劳动成本提高、原材料成本提高等挑战，如果企业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和管理，再有自主创新能力的话，它就能消化这个挑战。让我们看看上世纪80-90年代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当时他们都碰到类似问题，什么货币升值、劳动力成本提高等等，但他们比较好的企业并没有因此丧失竞争能力，反而抓住机遇，成长为大型跨国公司。丰田汽车在上世纪80年代时还在生产低档汽车，并不比今天的奇瑞强，但在日元升值以后，丰田马上在产品上进行革新，推出了雷克萨斯等高档产品，从而实现自己的升级转型。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企业显然没有日韩企业当年的那种应变能力。我在MIT一直是做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我常问自己，能否做点什么，来帮助中国的中小企业提高它们的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创新，主要是靠中小企业。这就是发起中国实验室的最初想法。

我在MIT商学院的学生其实是个巨大的资源，他们大多不是本科毕业就来读书的学生，是已经有了几年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年龄二十七八岁，而且他们不少原先工作的地方是像麦肯锡、高盛这样世界一流的咨询公司或投资银行。他们在我这边上学，我有两年的时间免费使用这些资源，中国实验室正是基于这种考量，可以给中国的中小企业免费提供培训。这个项目我们已经做了7年，至于挑选企业的标准，有的是通过比如与我们合作的复旦大学商学院的校友推荐的，有的是我熟悉的某些风险、私募基金投资的企业，但都是近来成立的创业型公司，今年有20家申请，我们只选择了其中12家，广州也有3家。我们对通常认为的高科技企业并不最感兴趣，我们更看重跟老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企业，比如这次有杭州的一家做社区医疗的公司，有广州一家做经济型连锁酒店的公司，还有在昆明做家具和支线航空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中小企业认识到商业管理对他们的价值。

南都：作为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中小企业的数量、产值一直居全国之首。但是，目前广东的中小企业发展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前段时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去江浙考察时还亲自去杭州拜会马云，力邀马云来广东合作，开辟广东市场。你怎么看待马云现象？在扶持中小企业创新方面，政府能做些什么？广东又有那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黄亚生：为什么中国好的私营企业都出在浙江？马云刚开始创业是在上海，他觉得上海经营环境不好，才跑到浙江。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政府最好不要去做干扰企业运作的任何事情，只要把当地的经营环境做好就可以了：比如取消复杂的审批手续，不要去打压个体户，在金融上对中小企业提供一些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一些贷款担保，等等。至于邀请马云来合作，可能更多地是一种姿态。马云不是拉过来的，而是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让他自己成长起来的。

　　我们应该这么去看待马云现象，上海没有留住马云，也许是个个案，但没有留住马云，为什么也没有产生刘云、李云、赵云呢？这就是体制和环境的问题了。广东应该这么去看待马云现象：在广东这块土地上，可能有几百万个潜在的“马云”，关键是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机制，让他们能够成长起来。否则，即便是马云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你让一个官员去判断，此人10年后能否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他肯定是判断不出来的。我也判断不出来。马云是不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最终要靠市场来决定。如果是市场运行的话，自然有马云脱颖而出。我觉得，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吸取浙江模式的经验，给予企业更多的经济自由。

　　南都：资金匮乏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那么，英法美日这些走在前面的国家，他们对推动中小企业的创新与发展有些什么扶持政策？他们的中小企业融资手段主要有哪些？

　　黄亚生：这些国家对中小企业的重视，其实就体现在我刚才讲到的就业，西方民主国家非常重视就业，而就业主要就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大企业的银行贷款通常是不提供担保的，但会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些风险担保。而在中国恰恰相反，政府只给大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提供贷款担保，小的企业不要说担保，反而还会限制银行对他们的贷款。

　　现在学术界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保护中小企业，不仅能促进就业，还能促进技术进步。学者的研究表明，美国绝大多数的创新来自于中小企业。硅谷，我们在中国经常提这个词，但从来没有人研究“硅谷”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从硅谷里面成长出来的巨人，刚开始都是个体户。现在的微软是一个IT巨人，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但是，微软在1975年是个什么公司？就是一个个体户，两个没毕业的大学生去创业。等到微软变成世界500强之后，它很多创新技术都是通过收购小公司获得的。中小企业对社会的贡献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带来就业，二是带来竞争，三是大企业的知识创新动力普遍很弱，需要通过收购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来获得创新能力。

反观上海的做法，是把小企业全部赶走。有一次我和上海的官员聊天，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的回答冠冕堂皇，产品需要更新换代。我就继续问，什么叫产品更新换代？举个例子，一个是生产纺织品的工厂，一个是生产计算机键盘的工厂。你如果让一个官员作判断，哪个是高科技产业？他肯定会回答，当然是生产计算机键盘的工厂。事实恰恰相反，现在纺织品生产的科技含量到什么程度？法国一家生产运动衫的企业，雇佣MIT的生物学家做产品设计，研究当人体出汗时，这个产品对人的身体有什么反应，技术含量非常之高。而生产计算机键盘的工厂，技术含量反而非常低。如果让市场上的那些纺织企业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它们自然会向高科技这方面发展的。但现在政府一下把他们全部关停赶走，官员取代了市场，它们就丧失了转型发展的机会。

在政策条款方面，印度对外资的开放是领先于中国的，但实际的情况是外资不愿意进去。外资为什么不愿意进去？这是因为印度的政策是既鼓励外资，又鼓励内资，外资进不进入，主要取决于它对在这个市场的竞争能力的判断。

　　这种行业的转移和升级应该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发生了，本来早就应该去贵州、广西、湖南建厂了。问题是，当时调整的是劳工自己，贵州、广西、湖南的劳工跑到广东来了。所以这个问题就积累到现在，本来是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现在需要一下子调整，当然会对广东的经济打击很大。

　　南都：我看到《福布斯》杂志曾对世界上最好的200家小公司进行排名，印度有13家企业上榜，而中国仅有4家。我也看到，你和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韩泰云在2003年合作发表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印度能否赶超中国》曾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关于两个国家竞争力和发展模式的讨论。那么，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在中小企业创新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黄亚生：印度有很多劣势，比如基础教育做的不好，比如劳动力市场非常死板———这个劣势正是中国目前要实行的。但我的一个观点是，硬件的障碍是一个企业家能够克服的，而软件环境的障碍恰恰是企业家自己没法克服的。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硬件条件也不是很好，但它有良好的企业制度，所以它就能克服这些硬件障碍。而且，印度在意识形态上是支持自由企业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没有障碍。印度现在有几个城市正在把它的机场部分私有化，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很多评论家认为印度在开放外资方面落后于中国。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在政策条款方面，印度对外资的开放是领先于中国的，但实际的情况是外资不愿意进去。外资为什么不愿意进去？这是因为印度的政策是既鼓励外资，又鼓励内资，外资进不进入，主要取决于它对在这个市场的竞争能力的判断。比如美国完全是对外资开放，你很难想象外资会去美国开一家CPU公司来和Intel竞争。内资的竞争力太强，外资就不愿意进来。另外，印度的金融体制比中国完善很多，原因就是对私营企业开放。印度早在1991年开始实行银行业的私有化改革和市场开放。所以，印度的银行对私营企业的支持远远大于中国，印度也因此成功地成长了一批能够与欧美最佳企业在国际上竞争的企业，譬如软件巨人Infosys和Wipro，医药及生物技术大王Ranbaxy及Reddy博士实验室等等。而我们中国经济发展30年了，却没有产生这种跨国公司(除了少数国有垄断企业去国外购买能源资产)。现在印度的企业大规模去国外并购，印度流出的资本相当于流入的三倍，而且这些完全都是私营企业。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比较好的就是联想，实际上，联想是一个在香港注册的企业，如果它在中国内地注册的话，远远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南都：刚才你说到印度依靠内资发展的经验，而我们走的却是依靠外资的道路。有这样一个数据，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经吸收的FDI(外商直接投资)达到600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日本战后50年间吸收FDI的10倍。现在，中国各级政府没有不提招商引资的，尤其是要引外资。即便是以民间资本充裕著称的温州，市政府也推出了“一号工程”，以远远高于民企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我看到这样一种说法，温州希望借助那些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的进入，来实现所谓的经济转型与升级。请问你怎么看待政府这种“重视外资，压制内资”的做法？引入外资，能否促进经济的转型与升级？

黄亚生：应该说，在“亲外资”这方面，温州是“落后”了。现在国外的经济学家有非常多的研究表明，外资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贡献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过去有一个口号，“外资能带来先进的管理技术和高精尖技术”。这个口号是很没有道理的。首先，真要引进管理技术，雇一个职业经理人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简单和容易的；其次，如果企业自己都不重视管理技术，不向自己的员工投资，建立人力资本，为何要在口号上提“引进外资提高管理技术”呢？最后，到现在为止，世界上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恰恰是使用外资最少的，比如韩国和日本。

　　我一点都不反对全球化，我反对的是：全球化就是引进外资。其实，全球化有很多方式，比如贸易往来。上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在韩国的一项调查表明，技术转移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和外国企业做贸易：如果我是你的上游供应商，我把产品供应给你，为了确保产品的质量和供应，你肯定是愿意把技术传授给我的，虽然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股权关系。比如韩国三星集团，当年也是通过给美国的跨国公司做供货商，从中学到技术和管理。为什么中国不能通过做供应商而学到技术，非要通过外资呢？北大有学者曾经利用中国统计局一个非常详尽的数据库来研究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有没有技术转移的效应，结果他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外资企业能给内资企业带来技术转移效应。反而是如果一个地方外资多的话，内资企业的发展水平就会更低。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各级政府甚至学界都认为外资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呢？那是他们没有明白一个道理：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他们经常看到经济增长了，外资也增长了，于是自然而然地认为，因为外资进来了，经济才增长了。更合理的解释是，恰恰是经济增长以后，外资才跟着进来。我们来看30年来的改革开放历史，上世纪80年代时中国有什么外资？除了深圳等有限的几个特区外，基本没什么外资，但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丝毫不逊色于90年代及以后的经济增长，甚至在质量上还要超过90年代———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农民的收入在增加，对环境的破坏不是那么严重，能源使用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我们再看看温州的发展史，温州之所以富裕，根本不是靠外资，而是依靠内生的力量。温州模式的经验就是，实行更多的经济自由化，比如默许地下金融的存在，默许各种私有产权的存在。广东的案例也很有意思。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去过深圳，当时有一个感觉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时我碰到很多从吉林、辽宁来深圳创业的企业家，他们在“社会主义”的东北做不了企业，只好跑到资本主义的深圳来创业。深圳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创业模式，就是既吸引外资，也吸引内资。

　　而后来的上海模式恰恰相反，是通过牺牲内资来扶持外资。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统计表明，上海的内资企业在全国30多个省市区的排名非常靠后。大家其实也都知道，上海没有自己的品牌。这并不是上海人不聪明，或者上海人不会创业，上海人在上世纪30年代是一个非常具有创业能力的城市，荣毅仁不就是当时的上海人嘛！原因何在？就是由于政府的“重外资，轻内资”政策，造成内资企业没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现在老说中国企业没有创新的能力，内资企业的制度环境这么恶劣，它如何能有创新能力？

南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一个行业，只要有一个大型国企进入，民企通常就没办法跟它竞争，因为这个大型国企最主要的股东政府是唯一可以随便使用暴力，解释法律的，而民企就因此成了第三第四等企业公民。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国内石油巨头利用对油源的控制，不仅不开放行业，反而采取诸如停止供油等手段来打击民营加油站，导致以前进入的民营中小加油站纷纷倒闭。同时，垄断石油巨头还经常人为制造油荒来造成涨价压力，危害了老百姓的民生和国家经济的安全。

黄亚生：你说的这种情况，上世纪70-80年代在拉丁美洲都发生过，可悲的是，中国作为一个东亚国家，却走了拉美的路子。现在有人说，韩国也曾搞过支持重化工业的产业政策。实际上，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的确搞过几年重工发展。我问个问题，到了1985年，韩国已经成为比较发达的国家了，你知道韩国出口占最大比例的产品是什么吗？假发。我们对韩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多错误的看法，什么政府干预、扶持大型企业。实际上在上世纪70-80年代，现在这些所谓的韩国大企业，在全世界都是很小的企业，都是创业型企业。而且，韩国政府支持大企业，并没有因此歧视那些劳力密集型企业，比如生产假发的企业。另外，韩国全部是私营企业，银行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私有化了。这些该学韩国的，我们都没有学到。

　　我觉得中国改革是1994-1995年之后就走了歪路。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不是这样子的，90年代初期也不是这样的。所有那些组建国资委、发改委等等做法，都是9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最近5年来，中央对追求的目标有所修正，强调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比起此前那种唯GDP增长，是很大的进步。但我不赞成的一个观点是，把关注民生当作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现在内需这么弱，就是因为过去不关注民生造成的。农民这么穷，你还去收他的税，收他的学费，收他的医疗费，他怎么可能来拉动内需呢？这完全是个经济问题。

　　南都：解决民生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民权来解决。

　　黄亚生：经济学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国家的发展是要牺牲社会效益的。我们现在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问题的确应该重视，但采取的手段又是政府单方面出来给农民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农民强烈呼吁的问题，比如土地产权问题、房屋抵押问题、农村金融问题等。在我看来，解决农村问题，就是要恢复上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的那种经济自由的做法。

　　南都：中国经济的转型多年来一直是讨论的热点话题，我记得几年前吴敬琏和厉以宁就有过一场关于中国是否要走“重化工业道路”的著名争论。不过争论归争论，滚滚向前的经济车轮，似乎正在逐步倾向重化工业化道路。比如在广东，汽车、石化、造船、钢铁、IT等重化型工业巨头迅速成为经济支柱，光广州就有丰田、本田、日产等三大汽车厂。全国其他地方也大体如此。这种重化工业的道路是不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呢？

　　黄亚生：这种政府导向的转型政策取向的弊端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第一个弊端，就是对就业的影响很大，重化工业不仅不能提供就业，反而会减少就业。现在中国走出口导向型经济，内需不足靠出口。我手头有这样一个数据，中印之间的经济产能之比是2：1，但内需之比是1：1，所以现在碰到美国经济衰退，出口变得困难，这种经济模式的弊病就会表现出来。第二个弊端，新兴的民营企业普遍没有操作重化工行业的经验，这种产业政策的偏向，导致即便没有政策上的歧视，民营企业也会被拒之门外。从长远来看，会对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有很大的危害性。

如果是让市场自由竞争的话，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不应该走这条路的。中国的特点是资本比较昂贵，劳动力比较便宜，如果让民营经济自由发展的话，肯定要走劳力密集型企业的道路。劳力密集型企业刚开始是生产简单的产品，随着竞争的激烈，它就会逐步转向高科技产品，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法国的高科技运动衫。现在走重化工业的道路，这不是市场导向的结果，而是政府导向造成的。这个后果是无穷无尽的。这种政府导向的重化工业，收益非常有限，而且还主要是落在国有垄断企业和外资巨头手中，老百姓无法分享。但造成的恶果将来却要整个社会承担。现在广东提解放思想，真应该把这些问题说透彻。

南都：珠三角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移之痛。有人说，昔日热闹、辉煌的“世界工厂”场景或将成为历史。实际上，这种危机早在前几年广东遭遇“民工荒”就已经端倪初显。站在裂变的十字路口，广东该如何应对危机？

　　黄亚生：珠三角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能源材料成本上升，再加上美元贬值，由此导致企业纷纷外迁和倒闭，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发展模式造成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政府“亲内资重外资”带来的恶果。

现在很多人认为，珠三角的企业转移到广西、贵州或越南等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去了，这对广东经济会有打击。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的例子。美国在1992年和加拿大、墨西哥签订了一个三边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和美国成了一个自由贸易区。在某种意义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放墨西哥的劳工市场，也在美国造成了目前珠三角面临的情况。但是，美国经济并没有因为这个开放而遭受损失，反而得到了发展。香港也是这样，中国内地开放以后，那么庞大的市场，劳动力成本非常低，可为什么香港经济没有受到损失？为什么现在广东很可能要遭受损失呢？这是因为“重外资轻内资”的恶果。

　　美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尽管美国工人可能会因为对墨西哥的开放丢了工作，但美国的资本家赚钱了，美国的企业经营好了，无数买股票的美国股民也跟着赚钱了。失去了就业的收益，但获得了资本的收益，这对整个经济是有促进的。而现在广东的企业家大多是外商，资本的收益是没有的，现在外商转移到越南、贵州、广西去投资，广东连就业的收益也失去了。在美国经济运行良好时，中国的这个问题可能还看不到，一旦美国经济出现衰退，或者一旦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增加了竞争力，这个问题马上就会体现出来。这就是歧视本地资本家、本地企业造成的巨大恶果。

　　本来这个调整应该是逐步进行的。我看过很多统计数据，珠三角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是鞋袜等纺织制造业，现在做了20多年，虽然产业也有了一点发展，也开始生产计算机了，但同时还是在做鞋做袜，产业有调整但并没有升级。为什么呢？还是拿美国的例子来讲，比如我住的麻州(马萨诸塞州)，麻州在19世纪时也是以鞋袜等纺织制造业为主，但是，一旦劳力成本上升，做这些企业就不经济了，它们就转移到美国南部去了。这时候，麻州就转型做机械行业了。这是真正的行业转移，它并不是同时既做机械，也做鞋袜。麻州从鞋袜过渡到机械，再从机械过渡到电子，再到现在是生物工程，一次又一次地实现了产业升级。

　　但是，为什么广东没有出现这样的产业升级呢？其实就是农村出问题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创业变得更艰难了，农村税收变得更高，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变少了，教育机会变少了，结果造成大量农村人口被迫离开故土，奔赴珠三角、长三角去谋生，出现所谓的打工潮。而在美国恰恰相反，是麻州的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搬到美国南部去，而不是美国南部的劳工涌到麻州。因为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最容易移动的永远是资本和机器，而不是人。

　　今年1月份，我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正好碰到雪灾，当时我一个人从火车站往外走，上万的人往里挤，他们是要回去过年。这个个人成本多高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农村中的创业机会没有了，他必须到城市来寻找打工的机会。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广东20多年来产业有调整而无升级的原因。这种行业的转移和升级应该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发生了，本来早就应该去贵州、广西、湖南建厂了。问题是，当时调整的是劳工自己，贵州、广西、湖南的劳工跑到广东来了。所以这个问题就积累到现在，本来是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现在需要一下子调整，当然会对广东的经济打击很大。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虽然城市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但农村已经非常市场化了，农村金融蓬勃发展，农民企业家、农民创业也层出不穷，可到了90年代，这些全部没有了。珠三角现在要谋求转型升级，必须补上这些课。

　　本报评论记者 何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