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布什有一个动人心魄的演讲：“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着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把统治者关进笼子”，是因为统治者很容易变成比狮虎更凶残的猛兽。与统治者相比，被统治者只是各顾各的绵羊，随时会成为狮虎的牺牲品。不把统治者关起来，老百姓就没有安全可言。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把统治者关进笼子，才能使他只能为社会造福无法为害社会。
纵观人类历史，统治者几乎都是靠暴力镇压和奴才文化把老百姓关进笼子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贯穿人类社会史的主要矛盾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斗争，可叹的是被统治者夺权后大都重蹈统治者覆辙。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明君贤臣，但只是昙花一现。除了使百姓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社会进步。极权引发的祸患如同洪水，一旦渲泻出来就难以回收。几千年来由于绝大多数人被囚禁在笼子里，人类社会进步异常缓慢。
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权力者的驯化。无数实践证明：人民若想幸福，最重要的就是驯服统治者，把他们关进笼子里。把统治者关进笼子，就是让人民掌握监督权。统治者只能享受有限的隐私，没有暗箱操作的机会，从而大大减少腐败的可能。一二一五年英国大主教策划的贵族起义，第一次把法律的项圈成功地套到了国王的颈上。经过反复较量，到一六八九年，王权成了摆设。
一七八九年华盛顿当选为制宪会议主席，他和同事们制定的美国第一部宪法详细规定了人民应当享受的权利，严格限制了统治者可以行使的权力。所有统治者在有限的任期必须接受公众、舆论、司法的严密监督，重要决策必须得到议会批准，所有行为都要接受议会调查，所有财政预算必须经过议会严格审核批准才能生效……人类终于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
把统治者关进笼子，就是让人民掌握监督权。统治者只能享受有限的隐私，没有暗箱操作的机会，从而大大减少腐败发生的可能。其有悖职业道德的行为将会成为众矢之的，严重者还会遭到弹劾，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成为公众的孺子牛。官员的天性是对授权者负责。把官员关进笼子，官员只能由人民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司授予，官员若想保住职位就必须对人民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关进笼子的统治者才可能成为公仆。
把统治者关进笼子还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它可以使好的统治者变得更好，内心邪恶的人即使善于伪装爬上权力宝座，也难有得逞的机会。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法律制度保障，美国社会得以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不断发展，保持了极强的创造力和凝聚力，创造了数不清的人间奇迹。今天人类社会享受的现代物质精神文明大都出自美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人成功地“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
建国以来我们国家走了太多的弯路，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没有“把统治者关进笼子”。毛主席在建国前向黄炎培等民 主人士承诺的民 主成了泡影，取而代之的是近乎疯狂的人治。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到处可见这样的场景：亿万国人每天毕恭毕敬地早请示、晚汇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红卫兵在领袖的煽动下，毁坏文物，对公民任意抄家毒打关押，许多无辜的人们被打死打伤打残。一次次践踏宪法法律的政治斗争，造成包括国家主席在内全国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上亿人受到不公正对待！国民经济濒于崩溃！
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速度世人瞩目，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领导干部监管制度形同虚设，导致官员腐败发案率高居世界之首，以权谋私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官员腐败、贫富悬殊、环境污染、道德败坏……与权力不受制约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尝试了太多伟大思想、先进理论，但无数实践证明：国家若想强大，人民若想幸福，最重要的事就是驯服统治者。若想驯服统治者，除了把他们关进笼子，什么办法都不灵——这是万古不易之理！
傅国涌：中国不和谐的最根本原因在哪里？
在一切向钱看的时代，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成为既得利益阶层，几乎是顺理成章的。脑满肠肥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除了为官方经济政策做注解，除了为强势集团背书，确实已无所作为。指望这些经济学家为弱势群体说话，站在民众的一边，凭良心和理性发言，越来越变得奢侈。林毅夫有一个说法："当前，中国不和谐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穷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仍然较穷，或者说收入增加较慢"。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穷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都不可能消失，可怕的不是贫穷，这种贫穷如果不是制度性的，是有可能通过努力或其他正当途径改变的，那么贫穷就会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根本原因。造成当前中国不和谐的最根本原因不在于穷人问题，而在于严重的社会不公，这种不公并不是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是体制性的，现有的体制框架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保障基本的社会公正，因为这种体制本身就是依靠不公而赖以运转的，这是一个建立在社会不公基础之上的秩序，一小部分人被赋予了无限的特权，对绝大部分人的权利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夺，对社会资源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瓜分和掳掠。
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那么多城市拆迁过程中，体制是如何站在房地产商一边，不惜成本地维护房地产商的根本利益，以暴力为后盾，侵害弱小无助的普通居民的正当权益；在农村大规模征用土地、滩涂的过程中，体制同样毫无疑问地站在强势一方，根本无视农民的权益。哪怕出了问题，引发农民、市民的反抗，现存体制也总是露出残酷无情的一面，以行政的、司法的甚至是黑社会的手段扼杀一切不满的声音。重庆钉子户事件是个意外的特例，是个孤立的、很难效仿的新闻事件，是由很多特殊因素构成的。强势集团越来越强硬，越来越跋扈，官商抱团，他们的专横不受任何制约，绝大多数利益受到侵害的城市拆迁户、失地农民处于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状态。换言之，在这里，合法抗争、公开搏对弈的空间是极为窄小甚至不存在的。说到底，那些写在纸上的宪法、威武高大的衙门、不独立的司法体系都不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利而存在的，留给中国人的几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逆来顺受，一直等到陈胜、吴广、李自成他们横空出世。
一个体制一旦保障不了正常的社会公正，天怒人怨，民气消沉，无论口号有多么动人，理论怎样的天花乱坠，控制如何的密不透风，也就差不多山穷水尽了。诚然，山穷水尽并不意味着立马完蛋，有一位对政治学有深入研究的朋友说，虽然已经是日薄西山的下坡，但很可能这是一条长长的下坡路。在这条注定不和谐的下坡路中，尽管也蕴涵着各种各样不可预测的危机，什么样的意外都有可能发生，可以肯定的是，强势集团和依附于强势集团的所谓知识精英不仅支配着最大份额的社会资源，也掌握着最大的话语权，他们的看法、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走向。如果他们没有任何推动变革的诚意，没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那么，等待着这块土地的命运只能是山呼海啸、天崩地裂。这不是危言耸听，历史上有很多的先例可以参照，只是时间的早晚罢了。是的，中国老百姓最善于忍耐，最缺乏抗争意识。甚至还有人告诉我，在毛泽东统治时代，本民族那些具有血性的人在肉体上消亡了，民族的基因里少了反抗性，只剩下了顺从、屈服和沉默。这种说法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一个嗜血的残暴的统治者对一个民族的伤害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如果有统治者认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子子孙孙万年永固，长葆富贵，那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觉。历史永远都有出人意料，历史从来不是按强者的意愿发生的。
聪明的经济学家以为，只要穷人的经济增长变得稍微快一些，穷人有机会打工赚钱，社会就变得和谐了。很明显，他将和谐问题简化成了贫困问题，也就是吃饭问题。和谐，从字面上看也包括两个方面，"和"是有饭吃，"谐"是有话说，不允许人说话的和谐绝对算不得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首先是个体制问题，有了 一个能保障全体人说话权利的体制，一个可以救济社会缺陷的体制，社会才有可能和谐。只有建立在权利的基石上的和谐才是可靠的、真实的。将人的权利架空之 后，就不会有真正的和谐。即使有，也只是依靠无情暴力的和谐。如果这样的和谐也叫和谐，充其量也不过是火山上的和谐。这样的和谐只会离真正的和谐越行越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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