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世界杯，虽然没中国队什么事，中国人在巴西的影响可能仅次于东道主。

    比赛用球“桑巴荣耀”是中国人生产的，这款足球在全世界的销量将突破1000万个。吉祥物“福莱戈”的制造和营销权由中国商家获得。由于制做精美，它的销量可能超过巴西队服——专卖店外的中低端巴西队服，其实也已经被中国货占领。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毛绒玩具、玩偶、钥匙扣……超过2.2亿只中国制造的安全套将服务世界杯期间狂欢的男女。

    “中国制造”进军世界杯始于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那时还是以制做小国旗为主。真正大放异彩，引起广泛关注则是从2010年开始。在南非世界杯赛场上，轰鸣彻耳的“呜呜祖拉”超过90%来自中国汕头。南非全国50多块街头大屏幕来自江苏常熟。工厂花了一个半月将它们赶制出来，每块大屏幕租金达百万。比赛用球“普天同庆”来自九江，诸如国旗、假发、帽子、墨镜、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几乎全部来自中国。

    对此不以为然的大有人在。很多人认为，中国制造赚的是辛苦钱，大头都被品牌和零售商拿走了。中国工厂从“呜呜祖拉”获得的利润只有售价的5%，着实是“赔本赚吆喝”。中国工厂是以压低人力成本的“低人权”，获取产业链最低端的微末利润，着实可怜。

    到这届世界杯，质疑声音不再那么有力了。

    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正在普遍提高。除了足球、玩具这些传统产品，显示屏和安检机成为“拳头产品”，它们通常以租赁形式服务世界杯。中国的新能源公司为赛场提供太阳能供电；包括轨道和公交在内的整车和技术，都由中国公司提供。巴西新建设的消防和安全系统，全部由中国厂商一手包办。

    至于基础设施和场馆建设，中国工程企业早已入场。中国产品既有“物美价廉”之美名，同时在科技创新方面已有很大的竞争力。就连安全套，中国企业也以高品质赢得巴西官方信任，成为世界杯的供应商。

    中国制造越来越强，竞争力真是来自“低廉的人力成本”吗？考察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2000年以前劳动力成本远比现在低，中国在国际分工舞台却远没现在风光。媒体报道，从1998年到2004年，中国工人工资年增长率在8%～12%，高于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水平。加上社会保险、职工福利等支出，用工成本更高。这期间中国制造的优势仍在扩大。一个原因是，产业集群的效益日益显现。那些崛起于乡镇的“纺织镇”“印染村”“拉链厂”，通过长期分工协作，形成高度发达的市场。中国超大的市场体量，为分工细作、降低成本提供了条件。

    《纽约时报》记者曾考察广东、浙江等地的“领带镇”“内衣城”感慨说：“这种每个城市负责你衣橱中一格抽屉的奇妙分工反映出了中国经济的规模性和较高的专门化程度。”中国制造走强，事实上是民间经济活力持续发酵的体现，值得赞赏。

    这种民间经济活力，它需要相对自由的环境才能孕育。世界杯前夕企业一旦获得订单，工人就要加班加点。浙江永康一小旗帜厂十几名女工，世界杯开幕前的两个月内生产近四十万面旗子出来。

    按当下法律，企业延长工时将面临法律上的麻烦——恰好中国劳动法执行较宽松。很多外国法律规定，超过8小时工作和计件工资制属于“摧残工人身心健康”，ZF监管严格，工会活跃。这些麻烦在中国的小企业那里并不常见。

       2010年一份调查显示，珠三角（中国劳工状况最好的地区）工人平均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每周超过66小时。在最低工资、社保、法定福利方面，小企业普遍“违法”。这种很多人眼中的“低人权”恰恰是经济自由度的体现。企业家能够灵活协商，工人有机会获得更多收入。中国制造业拥有无敌竞争力的同时，则是屡屡发生的“民工荒”。这是工人从经济增长中获利的表现。

    当然，值得歌颂的还有辛勤的中国企业家和工人。正是成千上万优秀的企业家和工人，他们雄心勃勃，吃苦耐劳，才缔造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阅读新闻时，有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世界杯开幕后，一个生产旗帜的老板娘也会每天看球，一旦球队进入八强，她们就要抓紧赶制国旗，直接空运到巴西。在这样的企业家和工人驱动下，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    文/李子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