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之前，必须声明，自己只是一个大二学生，在经济学的知识和能力方面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对于许多东西的了解都只是一星半点。有的东西自己以前只是简单浏览过，可能理解得不够深入甚或是有偏误。写这篇文章只是希望能够发出一点声音，表达自己关于实验经济学的一点简单的想法。在文中出现的相应的观点和文献，将尽力标注作者和出处。但因为只是在论坛发帖，文章只是草草敲出，也就不按照学术规范标注参考文献了，希望大家谅解。

    今天看到人大经济论坛每日论点中有一文章，标题为《为实验经济学正名》（以下简称《正名》），内容大概是关于实验经济学的作用、地位和意义的争论。一方以某教授在课堂上的一个实验为批判对象，认为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中没有考虑来自社会现实的约束，片面地考察问题，从而可能给出一些不合理的结论；另一方似乎是系统学习过实验经济学的相关人士，他结合实验经济学目前的研究现状和规范方法，批驳了前者的观点，指出实验经济学有规范的研究方法，对数据的处理是科学。他进一步指出，实验经济学在目前的经济学界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在国内，实验经济学的重要性被低估了，对其认识也不足。必须指出，对两者的观点的概括都只是局部的，因为我只阅读了《正名》全文和文中给出链接指向的内容，并没有阅读双方的其它文章。

    窃以为，实验经济学确实是重要的，但这一观点需要展开和叙述。一个最现实的因素是关于实验经济学的论文的发表数量和发表的位置。而从事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是一个应予考虑的重要的指标。关于这一项，手头没有现成的数据，但大家可以参考Alvin Roth的《经济学中的实验室实验：六种观点》（后面还会多处引用此书），大致地扫一下每一章的参考文献，就可以发现实验经济学中出现的诸多重量级的文章。在经济学界中地位最重要的“五大”中，实验经济学的论文，仅仅被Roth征引过的就有几十篇。而除了Roth以外，另外一位重要的实验经济学家Kagel则可以作为个例来展现，他的发表记录绝对不逊于任何一位经济学界的大腕。而关于实验经济学中比较著名的学者，Vernon Smith应该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以实验经济学家的身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Selten同样也在实验经济学领域有所贡献，他考察了三人博弈中实验获得的数据集，并给出了预测理论的可靠性的方法。Selten作为实验经济学家的另一面在他的博弈理论中也有所展现。Selten在《策略理性模型》一书中不仅考虑了上述三人博弈模型中的公平问题，还用类似的方法研究了一个简单的不完全竞争模型并给出了一类约束下的古诺竞争中均衡的个数（所谓4个则少，6个则多）。他提出的著名的“杂货店悖论”也存在着实验经济学家的思想。不过，在这一角度列举再多的内容，也很难真正地阐明实验经济学的重要性，它们更多地是实验经济学重要性的表现，所采用的论据也不可避免地是选择性的。但在发表记录越来越重要的今天，这一部分内容反而可能是最为过硬，也最有说服力的。

    实验经济学真正重要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学者们难以抑制的笛卡尔式的理想。在《谈谈方法》一书中，笛卡尔认为（此处的归纳和叙述是相当粗略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总可以被分成一些子问题，这些子问题将是可以被解决的。如果仍然不能直接解决，那么，则继续这一分解过程，直至所有的子问题都可解为止。然后，这些子问题的解的拼合就将是原问题的一个解。这一思想是理想化的，但在许多学科中仍然得到使用。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经济学中的效用的问题。尽管我们的教科书中常常简单地这样描述：新古典主义革命后，经济学家已经不再将注意力放在人的效用上了。但主流的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围从来没有离开过效用问题。就拿最近的刊物来举例，5月号的Econometrica上Manzini和Mariotti的文章就是对随机效用函数中一类Luce模型的推广；而6月号的AER中Syngjoo和Kariv的文章Who is More Rational，则利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验证了效用函数的一致性（此处的一致性有其专门的数学定义）和财富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为了真正解决所谓效用函数的形式（如果真的存在）和特征问题，经济学家采取了两类方法。由于效用产生自人类的大脑，因此，这一研究不可避免地指向神经科学领域的一系列问题。一条道路是解析的方法，大概地来说，就是考虑神经元的结构和耦合方式，希望能够从神经元中反推出人类的效用的结构。但这一途径需要面对太多技术的、实践的甚至是科学伦理的困难，就连作为个体的神经元的结构，迄今为止也并未完全清楚。尽管英美ZF在前一年提出要增加拨给神经科学领域的款项，加速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但这一条途径距离能够解决效用这一问题，从目前来看，仍然是太远了。而对神经元本身的作用机制在数学上的简单处理构造的模型（即所谓的M-P模型），尽管在优化算法方面卓有成效，但在给出效用问题的解答这一任务中表现并不好。这一类神经元很难逼真地模拟出与动机和情绪相关的问题。Gintis关于基因的表现型和外在环境的一类仿真研究也许是解析这种方法的一个让步，可能能够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他直接跳过了神经这一层级。总的来看，如果希望能够利用解析的方法，比较彻底地解决关于效用的问题，那我们还需要经历许多怀疑和争论。而另一类比较现实的方法则是实验的方法。利用实验的方法，我们一面提出问题，一面归纳结论，为进一步的数学处理提供材料。经济学家们将效用分成许多个方面，通过大量的实验和归纳、总结，希望能够将这些子结论组合起来，勾勒出人类效用的面貌。Kahneman和Tversky实验中产生的一系列悖论，引起了效用函数形式的一场争论和变革。Kagel，Battalio和Caraco关于这一问题的大量实验也为效用函数的可能的形式和特点提出了一些框架（尽管他们的受试是老鼠和鸽子，但他们为自己的实验给出了有力的生物学论证）。各派经济学家的讨论结果是理论和实践的某种折衷——既要符合实验的结果，又要在模型中能够处理。双曲效用函数得到广泛的认可，既是因为这一函数能够解释许多来自实验的“悖论”，又能在数学上加以处理（一个例子是2002年得到了特定情况下TVC）。但双曲效用函数又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最有趣的批评可能来自Rubinfield于2006年在Econometrica发表的论文“经济学中的四个悖论”。其中提到的“旅行者悖论”，采用现有的效用函数基本都很难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这又导致在理论经济学中要求新的变革。当我们无法解决原问题时，我们可以选择将其划分为一些子问题，然后分门别类地加以解决，这体现为针对效用函数的形式和参数的一系列实验。通过争论和讨论，一系列子问题的解被合成为一个针对原问题的近似解。关于笛卡尔的思想的适用性和正确性的问题，详细的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实验经济学的范围。但如果我们仍然采用这一思路解决问题，而原问题又足够复杂，那么，类似于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就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方法也在逐渐融合，通过精确设计的实验，配合神经科学领域的一些监测技术，我们也可以由此探测效用的生物学基础。这一类实验以Fehr和Fischbacher的的一系列研究为代表，他们在实施实验的同时，测量受试者的脑部活动，从而考察人类大脑的结构和分区问题。而更加细致的论题，比如关于各类神经递质与动机、情绪和递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实验来获得。这一部分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汪丁丁先生在他的三本《讲义》中涉及了大部分与此相关的研究。而Fehr刚刚出版的Nueroeconomics第二版对此有更加充分的展现。而最近的重要成果中，2008年的QJE上Caplin和Dean关于奖励、惩罚和多巴胺的关系的研究可以作为一个代表。不过，在这一层面上的研究已经部分脱离了实验经济学，进入了神经经济学的领域。但受到精密控制，结合了数理计量手段的实验，作为一种类似探针的手段，是不能从这一类研究中分离的。此外，实验经济学的赞美者常常利用物理学作为支持实验方法的论据。但考虑到神经元这一结构的非线性性质，在物理学中所向披靡的数学方法可能会受到限制（普朗克研究所所长Cramer的著作《混沌与秩序》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很精到）。在目前的数学发展阶段上，我们需要更多地倚重实验方法。

    另外一点，也是常常被提及的结论，是实验本身作为检验标准的意义。对这一点的追根究底从根源上来说是一个哲学问题。此处的详细展开同样是十分丰富的，我们可以取两位学者的观点权作一代表。其一是马克思，这是比较明显的。其二是Fogelin，他在担任Phi Beta Kappa教授时发表的一系列演讲指出：来自实践的经验可能是解决一系列怀疑论（三类，分别是皮浪的、笛卡尔的和康德的，几乎代表了所有怀疑论者的观点）问题的最好的手段，这也是目前哲学发展水平上最有解释力的结论了。实验本身的这一意义，在深入的层次上同样是无法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