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市场和自由经济市场一样有效——唐纳德·魏特曼（Donald Wittman）

唐纳德·魏特曼在他1995年出版的《民主失败的神话》中朝着自由主义经济学阵营抛出了这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令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们不安的不仅仅是魏特曼的理论挑战了“有限ZF”“反对干预”甚至“无ZF主义”的理论核心，并且魏特曼还自称其应用了大量的芝加哥学派和公共选择的理论。如果魏特曼是对的，那么对于这些理论创始者（自由主义者）来说，无异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其实“民主有效说”并不是魏特曼的完全创新。在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学派中，史蒂格勒（George Stigler）就提到：“政治就是另外一个市场，充斥着法律和政策的‘需求者’和‘供给者’……每一个社会组织或者实践都是有效的，不然它们就不会长时间存在”。并且，他还做了逻辑延伸：“对于经济政策也是如此，一条经济政策一定是有效的，因为它通过了时间的考验。”（1992年，Law or Economics?）

魏特曼将以上逻辑更是发挥到了极致，他说：“民主政治的参与者与市场参与者一样，当他们看到低效的政策时，自然会去改善它，因为如果他们不这么做，民主的竞争会让他们丢掉工作。”

他还做了一个比喻：“可被改善的效率收益就像是在走道上的五十美元钞票，官员们只要走过去捡起它就可以了。并且根据‘科斯理论’，如果这钞票没有被捡起，说明捡起这张钞票所要付出的代价（成本）要高于五十美元。”也就是说，魏特曼认为，低效的政策之所以长时间存在，是因为改变这条政策的代价要高于其带来的收益。

笔者作为一位自由主义患者，当然不同意从史蒂格勒到魏特曼的“民主有效说”。那么，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无知的选民

许多经济学家在反击魏特曼的时候都提到了一点——即选民的理性无知（Rational ignorant）。下面这个三角形基本上反映了选民的构成。

所谓的“理性无知”需要从选民和选票说起。

由于现在西方民主基本上是一人一票制，对于一般的选民来说，他们的选票能左右选举结果的可能性非常渺小。而对于选民来说，对政治有个比较深入了解的机会成本又相对较高。所以许多选民宁愿去钓鱼，看书甚至对着墙发呆也不愿意看报纸或听政治家演说。于是选民们理性地选择对政治“无知”。

魏特曼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击是：

1、民主的有效性并不要求选民对政治有多少了解，这就像在自由市场中，买车的人并不需要对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有深入了解，他们要做的只是询问信得过的销售员就可以了。同理，选民也可以咨询他们信得过的朋友的意见，然后再进行投票。

2、那些选民既然无知，那么可以把他们投票的行为视作是在“掷硬币”。理论上那些无知选民的投票就相互抵消了。

魏特曼的这两条回应看似有道理，其实在逻辑上是前后不一的。

对于第二条，如果要说无知选民的投票是在“掷硬币”，那么在统计学上就要求每个选民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选民们互相不能够交流。而在第一条中，魏特曼说选民会互相咨询或参考彼此的选择，选民们显然不是“独立的”，而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魏特曼的这两条反驳自身是矛盾的。

即便抛开“理性无知”不谈，乔治梅森大学的卡普兰（Ryan Caplan）教授认为选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存在经济观上的偏见，而这些偏见似乎是会长时间存在，所以他认为选民和经济学家在经济观点上存在系统性的差距。

选民通常会选择短期的“好处”，而分散了或者忽视了长期的“看不见的”代价，这恐怕也解释了为什么“社会福利”“价格管制”和“最低工资法”这类政策会持续地被人们拥护。

在自由市场中，生产者根据价格反映出的信息来改进自己的商品或者服务。消费者通过生产者的广告，价格和商品的用户体验交流来选择是否消费。消费者如果购买了难吃的晚餐，下一餐换一家餐馆就是了。

而选民如果发现自己选择一个糟糕的政策或者官员，他们需要等到若干年之后的大选才能够再一次做出选择。所以很多糟糕的经济政策或者官员存在的时间很长，这恐怕不是因为他们“通过了时间的考验”，而是民主选举制度本身酿造了这个悲剧。                    文/眼镜起雾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