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开尊立派二三事 2014-07-14 13:41 阅读(290)评论(0)编辑删除
我的新作，试图勾勒杨小凯先生开尊立派的生前生后事，以此纪念仙逝十周年的杨小凯教授。2008年的夏天，我在北京读到了他的文章《宪政发展与经济转轨》，他的伟大在于你一旦读了，就不可能用以往的方式思考中国一百五十年来的变迁。  


文/董金鹏（外脑智库研究员）
1928年，阿林?杨格（Allyn Young）出任英国科学促进会经济学与统计学分会主席，并发表了题为《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的就职演说。几个月后，这篇文章刊登在英国经济学皇家学会会刊《经济杂志》（Economic Journal）上。不过，据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所言，这篇文章在接下来的五十多年里并未受到学术界应有的关注。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杨小凯注意到杨格思想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里，杨格重新阐述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增长取决于分工演进和市场深化。杨小凯发现，杨格的分工思想已经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所以他提出用角点解重新阐释劳动分工，然后引入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进而研究经济增长问题。


然而，当时学术界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主要沿着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和保罗﹒罗默(Paul Romer)等经济学家开拓的AK 模型和R&D模型展开，杨小凯提出的基于分工演进的经济增长研究路径一直徘徊在主流之外。为此，他坚持不懈，不放过任何一个与主流经济学家对话和研讨的机会，最终获得了肯尼斯?阿罗、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舍温﹒罗森 (Sherwin Rosen) 等人的认可。


尤其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舍温﹒罗森的推荐，最终促使杨小凯与墨尔本大学教授波兰德(Jeff Borland)合作的论文《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机制》（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于2001年发表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办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这篇文章认为，经济增长并不单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而是经济组织演进的问题，市场发育、技术进步只是组织演进的结果。


《政治经济学杂志》是顶级经济学学术刊物，15年前保罗﹒罗默的经典论文《递增报酬和长期增长》（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就发表于此。自此以后，杨小凯逐步建立了他在主流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自80年代末以来，美国经济学年会连续四次组织重新思考贸易和增长理论的专题研讨，专题研讨的召集者分别是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桑福特?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卢卡斯（Robert Lucas）和杨小凯，1992年的这次专题研讨的主题就是杨小凯及其合作者的工作。


此后，杨小凯又陆续在各大顶级期刊发表了数篇重量级的论文，对微观、宏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产权和企业理论都用分工理论加以补充，甚至作了彻底的改造，其中包括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分工和产品多样化》，1993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性》，以及1995年发表于《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的《企业理论与剩余权结构》等。这些文章的发表，奠定了他创立新学派的文献基础。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杨小凯的学术研究进入黄金时期。其时，他除了在莫纳什大学教授，还抽出大量的时间去美国、香港和中国大陆访学。1995年3月，他到刚刚成立的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访问讲学，中心主任邹恒甫为他安排了两周时间（共30个小时），希望他向中国学生讲授由他开创的超边际分析与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在这次访学期间，杨小凯结识了后来学术上的合作伙伴张定胜。


三年后，两人在哈佛再次相遇。其时，杨小凯受哈佛大学邀请去访问研究。今天，新兴古典经济学为人所知的两本经典教材：《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Economics：New Clas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和《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vision of Labor），均是杨小凯在哈佛期间完成的。也正是在哈佛期间，张定胜和杨小凯才有更深层的交流和沟通，并尝试着合作撰写论文。


不过，张定胜只是新兴古典经济学派众多骨干中的一员。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超边际分析，杨小凯先后于1999年和2003年，到北京、武汉、上海、湖南、深圳、南京和台湾等地访问讲学。随着这个学派的研究越来越多为人关注，国内一些年轻学者纷纷加入其中。“超边际学派是第一个由中国人开创的学派，但它并不是中国人的学术组织。”张定胜教授说，“当年为了保持学派内部的多元化，小凯也吸收了很多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学者一起参与研究。”


随着这个学派的拓展和深入，新古典的主流阵地已经难以满足年轻人发挥了。张定胜教授说，用超边际方法会涉及到大量的计算，经济学研究又是隔行如隔山，所以这些文章很难大量发表在主流杂志上。进入2000年后，杨小凯等就在筹划一本超边际学派自己的杂志。最终，杨小凯领导下的超边际分析学派联合世界科技出版公司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出版了一份超边际经济学会的官方学术杂志——《劳动分工与交易成本》（Division of Labor & Transaction Costs）。《劳动分工与交易成本》杂志创办不久，就被文献检索数据库（ECONLIT）收录。同时，杨小凯又联合多位学者在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成立了报酬递增与经济组织研究中心。


然而，2004年7月杨小凯教授的辞世，给这个学派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随着90年代兴起的那代学者渐入中年，超边际分析学派又没有新的力量加入，涉及巨大计算量的基础研究逐步处于蛮荒境地。《劳动分工与交易成本》杂志最早由杨小凯任主编，但在他去世后，杂志几次更换主编，并与2011年6月出完最后一期后便停止了。当年的超边际学派官方网站，现在也停止更新了。


现在，90年代兴起的学者中，仍有一些人用超边际方法做一些研究。据张定胜教授介绍，杨小凯的合作者张永生用超边际分析研究了气候变化，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赵红军还在继续研究杨小凯提出来的交易效率。而他自己，则在2007年针对萨缪尔森的文章，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写过一篇回应文章。


2004年，时年89岁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经济学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了题为《在李嘉图、穆勒理论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的文章，认为全球化的进程中，除了那些双赢的局面，还有一些赢-输局面。他以中美贸易为例，说当中国等国家可以在原先美国具有明显优势的领域进行生产时，美国就不能再指望依靠比较优势去创造大于净损失的净收益了。


萨缪尔森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2005年9月，他接受了德国媒体《明镜周刊》的采访，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在全球化中不总是只有获益者，全球化推动的一切对每个人都有益处，这不是真的”。自由贸易理论的当代旗手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在随后一期的JEP上发表了回应文章，但鲜明的观点似乎未能撼动眼前的事实。


张定胜看到这篇文章后，就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撰写了一篇回应文章，文章最终以《中国生产力的提高会危害美国吗？——对萨缪尔森例子的一个扩展》（Can Productivity Progress in China Hurt the US? Samuelson’s Example Extended ）为题发表在2007年的《太平洋经济评论》（Pacific Economic Review）上。张定胜认为，一国生产力的提高可能会伤害贸易伙伴，但是这种伤害并不像萨缪尔森说的，会产生持久的损失。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生产力的持续提升，对所有参与贸易的国家都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