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在的中国科学精英，有学者认为，他们总体上代表着中国科学界的最高水平，是中国科学家中的佼佼者；也有人认为，他们不如国际同行、不如海外华人中的杰出科学家、不如其前辈，却并非贬辞。这表明当今中国科学精英的学术原创能力有所不足，其原因可以结合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是教育模式问题。在“钱学森之问”的推动下，中国高等教育模式的内在缺陷对科学尖端人才成长的制约逐渐引起关注。今日之中国，经济已龙腾虎跃，但科技方面为什么还是人才匮乏？这恐怕与中国高等教育仅仅注重对科学新手进行知识灌输，而忽略知识结构的优化，忽略对学生理性思辨和沟通能力的培养，忽略知识向实践智慧的转化有关。要解决这个问题，科技部前部长徐冠华以“蘑菇论”提供了一些启示，他指出，根本是要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形成一个宽松的气氛。在森林里，能见到一片一片的蘑菇，这些蘑菇不是人为刻意种植的，而是因为那里有适合它们生存的条件，有了良好的空气和湿润的环境，蘑菇自然就会茁壮成长。有鉴于此，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引导学生自觉创新，应是提高中国学术原创能力的重要方面。

　　其次是学术自主性、自律性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科学场域的门槛较低，甚至获得科学精英俱乐部的成员资格也比较容易，从而导致科学精英群体的研究水准也较为低下。例如，与国外的“洋博士”相比，国内的博士生相对容易毕业，他们只需对已有的科学理论或科学实验进行“小修小补”，而无须作出原创性的学术贡献即可达到要求。这样，科学精英的学术水准在起点上就输于国外同行。另外，由于中国科学场域的自律性程度较低，钱学交易、权学交易等现象时有发生，这就影响了纯科学资源在科学场域中的有效运行。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部分科学精英不免变得浮躁和浅薄，耐不住实验室和图书馆的寂寞，企图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来面对严谨的科研事业。比如，在科研经费、项目和评奖方面，不是通过公平的竞争，而是依靠社会关系网络的运作、金钱的渗透和权力的干预来达到目的。长此以往，不利于健康的学术生态的建构，也会影响科学群体创造力的发挥。因而，有学者建议从制度层面完善科学有序的竞争机制，完善同行评议机制，实现科学的权威自治，减少目前科学中“外行领导内行、学妖干扰科学”的状况。

　　再次是学术资源分配问题。在大科学时代，科学是一项需要资金投入的社会事业，尤其是尖端的科学技术研究往往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因此，在科学保持自身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它在资源满足方面也需要社会的支持。具体而言，随着科学与技术一体化程度的逐步提高，科技研究不再是少数精英科学家个人的兴趣爱好，它已经发展成需要成千上万科技工作者广泛参与、充分调度各种资源的社会事业。就目前而言，中国科学资源的利用效率还有待提高，尤其是在科学资源依然稀缺的情形下，需要注意“小钱大评，大钱不评”的状况，从而尽量避免脱离科研一线的“学阀”霸占过多的学术资源，而“明日之星”的科研经费却“捉襟见肘”等状况的出现。当然，今天的科技精英，也必须向“两弹一星”科学元勋学习，在物质条件艰苦、科研经费紧张的环境下依然迎难而上，取得卓越的科技成就。

　　中国的科学事业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绩，很多科学领域通过科技领军人物的努力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甚至在一些领域可以直接与世界科技水平比肩。今后的任务是不断解除制约中国学术原创能力发挥的不利因素，相信通过一段时间的成熟和酝酿，中国尖端科技一定能够达到世界一流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