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系都很难收哈耶克，因为他搞的是思想，不是经验的科学

我理论没学好，更没有实践，经济学这条路肿么继续走……

只能说杨光斌不能理解张维迎。

满脑子“计划”、“阶级意识形态”、出口便是“国情论”的党校教授，这种低级思维的“哇哇乱叫”还真是“张口就来”。

即使张有错，也不是在这么个低级水平上。

林就一御用经济学家，这杨也整个一民粹思维，整天抱着民族特色，以历史为借口，历史决定论的信徒

face the reality.

有道理！

高见！十分认同！

杨叫兽，其实中国需要犬儒，你懂得！

呵呵，争论得一塌糊涂啊

我就看看，不说话，水平还不够！

谁说政治学者不能讨论经济学问题，整天把自己贴上某某学者的标签，极端不利于学术发展，就像分门派的武功，不能汲取各家之所长。经济学永远离不开真正的政治学讨论，因为，经济学的基础是个人的产权，这永远离不开第三方的存在。话说回来，从张维迎的学术著作等看来，他有些不接地气，做的是纯粹的想象的分析，即使他的那本《博弈与社会》；而林毅夫的文章有些去迎合地气的味道，这个和他的话语权可能有关。

所以才需要杨小凯主张的宪政体制嘛，否则，“不同观点、主张的碰撞、交融，理不辨不明，将不同观点利弊都陈之天下”就无从实现——当然，杨先生主张的顺序和时点值得商榷。

中国经济学界，林老师游泳第一；中国游泳界，林老师经济学第一。

如果是做学术，需要的是心平气和地平等进行学术讨论，而不是这种扣帽子似的批判。不可否认，回顾经济史，往往一个强有力的ZF在经济发展中是有时会起积极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代议制民主的好处，在本质上这是对ZF权力的一种约束，因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代议制本身就是对ZF的权力的一个束缚。虽然这也许是次优解，但是为了保证经济能够长期稳定发展，政治上的改革本身就是必要的。马克思不也说过生产关系也得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嘛，政治制度本身也是构成生产关系的一个环节。。。大家应该看到，中国三十年来的迅速发展，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应该ZF放开了控制，进行了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如果否认这一点，那看看今天的朝鲜啥样就知道了。

我贴一下杨小凯的百年经济史少部分内容，很有见地，中国缺的是宪政体系，分工演进受到限制。
　所有这些经验表明，存在一个制度核心，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因此，转轨是後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向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於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 (Sachs and Woo, 1999)　

　　中国的双轨制是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向改革的代表。中国的宪法 (http://www.quis.net/chinalaw) 在给共产党以政治垄断权，拒绝分权和权力制衡的提法等方面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宪法相似，中国的宪法与苏联的宪法的区别之一是在它的序言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被当作中国权力结构合法性的来源。尽管西方法律学者认为序言没有法律效力，它关於权力来源的看法与权力起源是来自上天，而不是来自契约和被治者的同意的老看法相似。西方消极宪政主义者，如皮伦 (Pilon,1998) 特别注意中国宪法的三个特徵：第一，它是实用主义的。它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定了一套特定目标。因此，它更像一个「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第二，在中国的宪法里，没有关於公众如何批准宪法的条款。它没有给出公民怎么参与并同意这样影响深远的一个目标的指示。这就产生了关於中国宪法的合法性问题。最後，所有公民权利是由国家和党组织给的，但国家和党组织对权力的垄断来自「上天」--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而不需要正当的理由。因此，皮伦 (Pilon, 1998, p.355) 称中国的宪法为「追求无限ZF的一个纲领」。　

　　到目前，在中国没有反对宪法的有影响运动，中国人民的危机感还不够强烈，这，再加上中国的巨大规模，表明宪政规则转轨的压力太小，因此，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只能在共产党游戏规则的鸟笼里实现。从而改革被党组织的既得利益所挟持就不足为怪了。　

　　规则制定者、仲裁者、执行者和参与者都是从相同的党组织所安排以及制度化了的国家机会主义，其追求党的利益，不惜牺牲社会的福利。国家机会主义可由ZF对私人企业进入重要行业的控制和国家掠夺私人企业为例说明。中国有一个不允许私人企业从事的行业表。这些行业包括银行业、邮政和电信业、铁路、航空、保险、航太工业、石化、钢铁、出版、批发业、新闻及其它行业。在这三十个行业之外，私人企业被限制从事二十个行业，包括汽车制造，电子设备、旅游代理等 (Huang, 1993, P88)， 另外，国际贸易、批发和零售流通网路，出版及许多其他行业的僵化的许可证制度消除了私人企业的许多有利可图机会，并产生了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冲突。特别地，有权发放许可证的ZF机构在许可证申请者运作的行业有既得利益。例如，国际贸易的许可证由外经贸部颁发，它是中国的很多大贸易公司的所有者。批发和零售流通网路的许可证是由拥有地方国有流通网路的地方ZF委员会所颁发，当然，发放许可证的原则是追求ZF机构的垄断利益。　

　　缪勒 (Mueller,1998) 记载了电信部门的国家垄断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这种垄断表明这个行业的规则制定者、主要参与者、执行规则的仲裁者都是同一国有组织。因而国家机会主义被制度化而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中国还有一个非常僵化的成立企业的ZF批准制度，除了海南省以外，既没有公司的自由合夥，也没有公司的自动登记， (茅，1999，Pei, 1998) 还有武断的且经常极高的成立企业的注册资本要求。这连同户籍制度、住房和银行业的国家垄断，提供了许多能用於追求国家机会主义的有效控制方法。皮伦 (Pilon, 1998) 指出，所有的假公济私当然被中国宪法里的基本游戏规则所支援。

另外，双轨制产生了与无效率相结合的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由户籍制制度化的对农村居民的歧视造成了城乡之间反效率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给予部分沿海地区贸易特权制度化了对内陆地区的歧视，它造成了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反效率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由简，萨克斯和沃纳 (Jian, Sachs and Warner, 1996) 所记载的沿海和内陆省区增大的收入差距以及一个日益增加的基尼系数不仅限制了市场的范围，阻碍了劳动分工的演进，而且产生了对政权普遍的强烈不满，这已经造成许多抗议并可能导致大规模反抗。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上升到1994年的0.433 (何,1997,P25) ，她认为官方1994年的基尼系数因为富人隐瞒的不法收入而低估了不平等。她援引一个基尼系数非官方的估计，1995年为0.59。中国的双轨制并没有提供世界其他地方制度试验不曾提供的多少新资讯。　

　　它恰好再次验证了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持个人权利并提供对ZF权力的有效制衡。适当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打破执政党的政治垄断是宪政秩序形成的根本。2000年，中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基本制度的改革是解决制度化贪污的关键。WTO的入会谈判也使中国的制度设计不再完全由执政党垄断，而是由中国ZF与各国ZF平等讨价还价过程决定。中国的经济立法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长足进展，民法，刑法，公司法，专利制度等方面都逐渐恢复到民国三十年代的水平。特别是最近正在制定的物权法，对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杨小凯，王建国，威尔士(1992)定量分析了这些法律政策变化对交易效率和人均收入的正面影响。中国参加WTO的谈判过程使中国ZF认真考虑对满足模糊面纱原则的游戏规则作出可信承诺。WTO规则要求非歧视，司法独立，第三者仲裁，游戏规则透明，稳定，公平，可信。WTO成员国要求中国制定实现这些规则的具体日程表，例如废止党的红头文件超越法律的地位的具体日期，废止不准私人经营的行业表的具体日期。但是中国的立法过程仍十分封闭，咨商面太窄，太草率，没有充分辩论，因而产生过分立法，立恶法，也没有宪法司法(通适当程式可告法律，如胜诉，可使法律被判违宪)，使司法执法得不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还有 张维迎和林毅夫不搞学术老多年了，都成了庸俗经济学家。。真正对中国经济有贡献的，是那些广大的劳动人民。。林毅夫有AER，张维迎有么。张维迎败坏了北大光华的风气，早就不搞学术了

kankan

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纵观经济学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过如此而已。

学习下。

如果谁把这些左左 都赶出 科研队伍
给习大大 个大礼

不要光搞 什么 青奥会罗汉塔




有些长江学者 真是 ** 不如 李嘉诚基金不知道看到这些鸟人的观点 会不会 恶心

都是 左左 推荐的  

比如：
杨光斌，博士，河南省桐柏县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民主理论和国家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研究所所长，《比较政治评论》主编。

　　主持人：袁训会 共识网编辑部主任

　　【核心提示】

　　1、谈到自由民主，不得不提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即以选举式民主为核心的自由民主已经彻底胜利，世界上没有对手了，可谓高处不胜寒。福山自己早就不好意思再提什么历史终结论了，全球思想界也早把“历史终结论”当做一种对发展中国家讲的“励志”笑话，因此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为福山辩护了，人家自己都不当回事了。

　　2、竞争性选举或者说熊彼特式民主，不但在非西方国家遇到了挑战，就是在西方国家也遇到了巨大的质疑。比如说奥巴马为什么能上台？西方人可能因为政治正确即种族问题而不会讲，其实就是因为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非裔，尤其是南美或者是墨西哥的这些少数族裔在选举的时候一看到奥巴马的肤色，不用思考，肯定就选他。

　　3、最近一个由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西北大学的两个教授合作完成的报告在广为流传，这份报告主要从政治经济决策过程来验证美国的政治性质究竟是精英主义的、大众主义的还是利益集团的？结果找出来1779项政策议案，得出结论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寡头政治国家。

　　4、民主是一个世纪工程，国家建设次序是一步一步来的。但是冷战的结果是什么呢？两大阵营竞争，自己经过百年才演化出来的模式往其他国家硬推。社会主义阵营是这样，西方阵营也是这样，往往不顾他国的历史过程也要让其他国家实现终端性的模式，这样我称之为“错序”了。

　　5、我们生活在中国，我们认为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经历的囚徒，自己生活的不满被放大，被认为是对政治的不满，是政治体制造成的。人容易这样，可以理解。霍布斯说：“人性是这样的，总是拿着放大镜看自己的问题，拿着望远镜看别人的问题。”别人的问题你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再小也看得很大。

　　6、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中国的治理成就有目共睹，发展得不错。因此中国发展模式应该是有的，而且是比较成功的。既然如此，党争民主对很多人来说（包括我本人）可能都是不能接受的。

　　7、过去别人老是问我们为什么不搞竞争性选举，回答说国情，这种说法就太没有力量啦，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上升到理论上、概念上、体系上去说，这才有说服力。

　　8、《世界政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公民组织与魏玛共和国的崩盘》，是纽约大学Sheri Berman的，讲的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国的法西斯是怎么来的？原因都是产生于发达的公民社会。国内的读者可能听到了以后，会觉得大逆不道。可是这就是历史。中国走到今天，再也不能把一些似是而非的没有历史基础的概念和观念当做信仰了！

　　9、法治3000年，自由500年，作为大众选举的民主也就只有100年。这是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还不错的原因。一个制度是内生性的、渐进性的演化而来，有法治、有自由、有市场、有民主。

　　10、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不单单是在政治上怎么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话语权的建设。这是至关重要的。否则的话很容易形成做得可能还不错，但因为没有话语权只能用别的话语权来解释，结果自己否定自己。

　　11、我们一般会认为很多群体性事件是基层老百姓对中国最不满。调查报告出来发现错了，基层老百姓都只是程序上的不满，如果得到了补偿和校正，这些老百姓恰恰是现状的接受者。什么人最不满呢？既得利益阶层。

　　12、权力受约束的ZF如果没有能力，也是老百姓所不希望的。因此我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国家有能力。

　　主持人：首先，非常欢迎杨老师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同共识网的网友共同探讨“西式民主困境和中国民主的未来”这个话题。

　　就这样一个大话题，我想从下边这样三个方面来请教您，第一，是想请您做一些概念上的澄清，因为我注意到现在虽然谈民主的人不少，但真正能把民主这个词的内

得了吧，中国能把现代经济学写个综述的有几个人？0个

老老实实把人家东西学完啃完再说自己特色

个人认为，林教授的新结构主义更有实际意义

对政治家来说，社会不能走极端最重要。而科学可能是极端的。

中国需要经济学家，不需要所谓的“社会历史学家”。林老师搞的是经济增长，就让他搞好了；其他的搞政治经济学的便搞政治经济学，搞信息经济学的便搞信息经济学。不要把中华复兴的重担压给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很弱，经济学家承担不起，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知识不会比数学家，物理学家多多少。

技术知识是书本上的，而实践知识则事实上是一种人生智慧;技术知识如算术、几何学等适合于孩童学习，而政治学(当时还没有经济学)这样的实践知识只适宜于成年人学习，没有基本的人生阅历是学习不了政治学的。

不懂经济学就不要掺合经济学的事

我比较倾向于支持张维迎教授的观点，不过也支持林毅夫教授的一些观点。回到本质上来，经济活动本来就是一个市场行为，因此就应该让市场去规范和约束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者。
     斯密式的经济发展有弊端，计划经济也有弊端。那么把斯密式经济发展（市场主导）和计划经济发展（国家管理）结合起来，使其达到一个平衡点，那么经济就会在一个规则的框架里自由发展。
      因此我个人认为，ZF的角色应该定位在管理和协调市场参与者行为上，让经济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中国需要的是对中国具体国情有着深入了解,对普通大众有深厚感情,能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经济问题,为人民生活改善和国家经济发展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不但应该精于学术,还应有人文精神.

姑妄听之

个人认为国内还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没有把民族的和世界的相结合，比较片面，没有静心做学问，怎能够发表有代表性的，真知灼见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