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和台湾的教育差距
　　今日值班，偶尔看到案头摆着一本书，题目是《学校在窗外》。拿起来随便翻了翻，就很快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该书是台湾著名教育家黄武雄教授所做，由首都师范大学于2009年6月出版，该书作者黄先生以台湾教改参与者的身份，介绍了台湾教改的初衷和理念，反思了台湾教改的经过和影响。黄先生用深入浅出的笔法，阐述了民主社会的现代教育理念，读来令人不胜感慨！我不禁想到，大陆也在谈教育改革，大陆也在搞教改，可是，比照黄先生对台湾教改理念的阐述，我才发现，大陆的教育和台湾的教育相比，差距太大，大陆的教育远远落后于台湾！
　　这种差距，不是表现在两地教育的规模差别上，也不是仅仅表现在教育的质量和教育的最终结果上，主要是表现在大陆、台湾对教育基本理念的认识差别上！毋庸讳言，大陆的教育理念远远落后于台湾，可以这样说，大陆的教育和台湾的教育完全属于不同的类型。台湾作为新兴民主地区（不用国家），尽管其教育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对台湾的教改运动的成果在台湾内部也存在着争议，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台湾的当代教育是民主社会的教育，是促进民众个人最大的内在发展的教育，是促进社会真正和谐发展的教育。而大陆的教育呢？作为大陆教育的实际参与者，我深深地感到，中国大陆的教育不仅对受教育者而言，即使是对教育者本身而言，在实践中，都对个人创造性、个人活力、个人内在的价值的实现起着一种强烈的反作用，用大陆某些人士的话语来说，大陆的教育是在扼杀人性，而不是在促使人性正常、合理、全面的发展。大陆的教育口号喊得确实不错，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实在是另外的而一种情形，就拿最基本的教育投入来说，大陆的实际做法和口头宣传就有很大的出入！
　　那么台湾和大陆教育理念的巨大差距到底表现在哪里？阅读《学校在窗外》，我们可以看出，大陆和台湾教育理念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从对教育的反思到对教育目的的重新认识，从教育政策的制定到教育政策的实施，从课程内容的设置到教育的基本策略，大陆和台湾所呈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生态。就拿黄雄武先生在书中谈到的对台湾教改前的教育反思以及在台湾教改中教育者对教育目的重新认识，就可以清楚的看出台湾教育和大陆教育的巨大差距！
　　黄先生对台湾教改以前的台湾教育进行了不客气的批判。黄先生说，“台湾半个世纪以来，教育一直在完成这样的目的：第一，人力规划，规划国民成为社会经建的工具；第二，驯化，让每个人都驯化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的拥护者；第三，培养专业知识的精英。”对于这样的教育目的，黄先生明确的说：“这是完全错误的！”黄先生把这样的教育称为“规划——驯化”教育。可以说，黄先生对台湾教育的批判是深刻的，因为他和敏锐的把握住了威权制度下的教育的根本任务和核心，那就是把人培养成自己所需要的工具。有了对以往教育的如此深刻的批判，那么以后的教育该如何实施，其实就是为其提供了一个反面的标准，就是，教育不能成为实现某种政治、经济目的的工具，更不能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
　　反观中国的教育，从马学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进行的教育不是正是黄先生所说的“规划-驯化”式教育吗？而且大陆的这种“规划-驯化”式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台湾教改前的教育形态还要劣质！不谈十年文革社会动乱对教育的根本性损害，就拿建国初期社会相对稳定时，由于学习僵化的苏联教育模式使教育彻底沦为政治的婢女，以及改革开放后教育的产业化来说，中国的教育理念都没有摆脱“规划-驯化”模式！而最让人感到可悲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敢于像黄雄武教授一样，对大陆的教育做出深刻的反思，列举大量的事例，用雄辩的事实，指出它是“规划-驯化”模式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一种模式！即使是在教育改革中，大陆教育家们探讨的也是，在具体的教育中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教育策略，什么样的教育手段，探讨的也是教育该怎样更好的为经济和政治服务，而他们从来不问，我们的到底该发展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才能促进每个人内在的最大发展，我们到底该发展一种怎样的教育才能促使每个人人格的健全！或许我们对大陆的教育家有些求全责备，毕竟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下，任何教育改革都离不开政治的改革，当政治改革举步维艰的时候，大谈教育改革绝对是奢谈，但是，我们的而教育家至少也应该探讨一下，在不能够改变大环境的情形下，怎样让“规划-驯化”模式竟可能的减少对个人创造性的扼杀和漠视！
　　于是，相比之下，我们就能看到台湾教育和大陆教育的极大差距，当台湾已经开始反思并批判教育的“规划-驯化”对人的戕害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教育还在“规划-驯化”模式上奋力前行，大陆的教育家们也没有对大陆的这种教育现状进行足够的反思，我想，这是大陆的教育家们还没有达到台湾教育家的思维水平，没有能力对大陆的教育进行深刻的反思，还是不敢直面现实，害怕进行这样的反思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呢！看来，只有这些大谈中国教育的所谓教育专家们自己心知肚明了！
　　对台湾教育进行不客气的批评，指出它是“规划-驯化”模式后，黄雄武教授明确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的真正目的，黄教授说：“什么是社会的教育改革，社会教育改革不是个人讲道，宣扬观念重整或心灵革命，而是通过社会资源与权力的再分配使人民在教育领域内拥有更充分的机会，因参与、批评、回馈与反思而开拓知识视野、释放个人心智，增进人民才能，进一步提升整个社会的生命力！“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教育的过程，使每个人求取最大的内在发展！”“不能让教育倒过来服务于经济与政治的目的”！
　　黄教授的对什么是教育改革的阐述和教育目的的阐述，不仅仅是对台湾旧教育的批评，其实，也为我们反思中国当代教育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其他领域内的改革一样，其实，都没有充分调动改革必然的参与者——民众的参与！在中国，民众始终被排斥在各种改革之外，他们只能是具体的改革政策的执行者，而非改革政策的制定者，改革方向的提出者，中国民众只能一次一次被动的去执行上级的改革命令，这样的改革到底有什么作用，会对他们的生活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从来不是民众们所能考虑、参与的！教育改革同样是如此，民众对教育不能有自己的期望，他们不能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不能决定教育的目的、性质和方向，更甚者从事教育的教育者不能切实的参与教改的每一步，不能制订课程内容，不能决定教育的目标，而受教育者更不能自由的选择课程内容等等，都让中国的教育改革成为国家或者某个政治集团在唱的独角戏，民众被排除在外的教育改革其实是不能被称为教育改革的，或者说，把民众排除在外的所有改革都是不能被称为改革的，充其量，它只是威权者无赖无聊时所玩的聊以消遣的游戏而已！和谁玩，怎么玩，全看维权者自己的高兴！改革，由于发动者的原因，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它和普通民众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普通民众只是这场改革游戏的旁观者或者实验品而已，他们永远不能成为参与者！而这也是大陆教育和台湾教育有着巨大差距的表现之一！
　　同样，大陆的教育目的不是在培养人，求取人的内在的最大的发展，而是把人当作工具来进行培养。大陆的基础如此，高等教育更是如此，中国的大学从来没有教会学生在掌握谋生手段之外，如何去实现个人内在的价值，没有教会学生在离开大学后如何进一步学习、充实自我，更没有教会学生如何去同情他人，去帮助他人，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互助！他们只教会了学生一门人生的学问，就是如何适应等级社会，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好处和利益！而这，不正是当代中国大学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的黄雄武教授的《学校在窗外》不仅为我们了解台湾教育提供了一个直接的窗口，同时更为我们反思中国大陆当代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台湾教育比大陆教育理念的先进！感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不知道是否是他们对中国的教育也是忧心忡忡而又无法直接表达，进而采用这样的一种通过介绍台湾教育来暗示大陆教育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心情，如果是那样的话，大陆的教育还有希望！

　　作于2012年1月29日 晚 农历初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