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跟贴主要是对楼主引用的文章作一下评述。至于我对资本或生产力的表述，你能看懂就懂，看不懂也不回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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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0月1日 星期三

        

新自由主义的警钟——资本主义的空想与现实

                 

2014年09月30日 08:09 来源：《红旗文稿》2014年第12期 作者：陈 平

    法国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写了一本新书《21世纪资本论》（Piketty，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震撼了陷于大衰退中六年至今难以自拔的西方世界。诺奖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评论称该书引发了“皮凯蒂恐慌”，《纽约时报》评论的标题是（皮凯蒂的书）“较劲斯密（和马克思）”，美国《新共和》周刊把这位经济学家在西方的影响描写为新出现的摇滚歌星！皮凯蒂的书揭露了300年来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犹如《共产党宣言》的开头“一个幽灵”在西方游荡。不过这次的幽灵，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反思资本主义。诡异的是，《纽约时报》为何把《21世纪资本论》说成是同时和亚当•斯密与马克思较劲呢？西方媒体把严肃的经济科学研究政治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皮凯蒂批评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例如库茨涅茨收入不平等的钟形曲线和索洛的内生增长论，正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经济自由化，反对中国独立自主的产业政策，主张放弃中国道路转向美英模式的主要理论依据。所以，皮凯蒂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间接涉及中国国内关于坚持中国道路还是仿效美英模式的争论，以及中国深化改革的方向，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一、皮凯蒂对资本收入比例演化的历史观察

　　在经济学界，从来都是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教训全世界，这次却是法国非主流经济学家教训美英主流经济学派，原因有四：

　　第一，皮凯蒂认为要研究不平等趋势，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参照系，应当是法国，而非英国与美国。为什么？英国的光荣革命不彻底，至今贵族精英的地位稳固。要研究贫富差距和原始财富的继承，英国不能代表多数经过彻底资本主义革命的国家。美国的增长也不典型，因为独立战争时美国人口只有300万，如今人口3亿，国土面积从建国初期的80万平方公里扩展到目前的900多万平方公里。美国人口与领土的巨幅扩张，当然可能淡化贫富差距的后果。法国大革命时人口约3000万，300年后只增加到6000万，和欧洲多数国家的人口增长幅度类似。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大革命废除了一切特权。如果法国的贫富差距也有不断增长的趋势，经济学含义就更为深刻：即使有资本主义的法律平等，也不能保证社会的经济平等。这是皮凯蒂经验观察的革命性发现！这对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在判断中国模式的优劣时，一切以英美模式为准的做法提出了严肃的挑战。

　　第二，斯密的国富论没有对国家财富给出测量方法。皮凯蒂分析不平等的趋势，没有采用含义不明的基尼系数，而是把马克思收入分配的资本与劳动的两分法数据化。皮凯蒂揭示的资本收益一直远超劳动收益的历史趋势怵目惊心，一举粉碎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经济自动达到一般均衡和最优分配的神话。皮凯蒂分析当代的资本结构，排除了ZF债务，因为国内居民购买的ZF公债，其资产净值为零。皮凯蒂把国家资本明确定义为四项资本之和——农地、房产、其他国内产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净值，然后分别考察其价值的历史演变。

如果读者记得曾在国内名噪一时的畅销书《金融的逻辑》，就会发现该书对金融危机的教训没有任何严肃的反思，却用华尔街过去的致富故事来为今日美国虚拟经济挤出实体经济的金融投机辩护。该书作者在金融危机之后还在宣扬自由市场如何“藏富于民”，否认西方缺乏严格监管的金融市场是制造贫富分化的主要工具。与该作者的崇美逻辑相反，皮凯蒂发现：即使在法制完备的西方发达国家，大部分财富依然集中于最富的1%人口之手；而只讲私有产权，没有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印度和俄国，更是将国家财富集中于少数大家族和寡头手中。皮凯蒂用自己在美国和法国大学任教经历的对比，批评美国主流经济学玩弄数学、脱离实际的弊病，非常值得那些仅从教科书上学习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们反思。美国名校的经济学专业不见得会教给经济学人分析当代问题的科学方法。

　　第三，皮凯蒂使用了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法国和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1700—2012）收入、资本、人口、增长率等历史数据，加上德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要感谢耶鲁大学的华裔经济学家钱楠筠（Nancy Qian），她对中国、印度数据的研究扩展了皮凯蒂的视野。皮凯蒂分析收入结构中劳动和资本的分成比例，发现了“不平等的结构”。他对21世纪不平等的全球演化的原因也做了细致的分析，包括英法的公债、欧洲的财产税、中国的资本扩张、美国的移民改革、多国贸易保护、债务问题、社会资本积累和自然资本恶化等等方面。

　　皮凯蒂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全面否定了美英主导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各国数据明确显示：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增加而非减少贫富差距！换言之，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茨依据美国历史数据发现的钟形曲线（也称为倒U 形曲线，声称美国技术进步的过程中，贫富差距会先增加后减少，所以ZF可以容忍一时的不平等扩大，而无需政治干预），不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换言之，市场完善（或称“完美市场”）不可能解决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皮凯蒂还具体分析了诺奖经济学家索洛的外生增长论为何没有导致世界增长率的趋同和贫富差距的缩小，而内生增长论鼓吹的人力资本积累又如何使教育可能成为巩固特权而非摆脱贫困的工具。

皮凯蒂对库茨涅茨和索洛理论的批评，对中国经济学界关于中国转型方向的争论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批评中国经济是“粗放增长”的经济学家，把东亚奇迹扭曲为高储蓄、高投资，没有实质性的技术进步。主张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是要素市场自由化的经济学家们，依据的正是索洛的内生增长论。在西方发达国家，哪有什么要素市场没被“扭曲”？工作许可和移民限制扭曲劳动力市场，最低工资法扭曲劳动力价格，土地用途分区扭曲土地市场，基准利率和税收政策扭曲资本市场，放任美国金融寡头扭曲大宗商品市场，第二次中东战争扭曲汇率市场和资本流向，如此等等。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竞争的时代，哪里有空想资本主义所说的完美要素市场？现实主义者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在与美欧日的大国博弈中，如何利用市场规则和策略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哪些竞争策略是高明的远见，哪些是短视甚至愚蠢的政策？以为市场化就是打造一个市场竞争的公平擂台，市场会自动选优汰劣，实现人类共同繁荣，这种空想资本主义的美梦来自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在西方的殖民史和经济史上从来都不存在。笔者的朋友，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常常跟我说：“Do what American do, Don’t do what American say!”（照美国做的做，别照美国说的做），这才是西方高人的肺腑之言。

　　正如笔者在《经济复杂性和均衡幻梦》一书所批评的，索洛把技术进步描写为随机冲击的积累，而非小波模式的新陈代谢，预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会趋同，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索洛理论唯一的“贡献”，是用线性数学模型否定发展的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否定科学技术进步，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描写非市场主导的研发机制。请问美国的航天工程、互联网、GPS卫星和导航系统、全球海军基地和信息监视网络，也是私人产权和自由市场随机创造的吗？中国改革开放后30多年产业的迅速升级，离开中国前30年建立的、独立自主的科技和工业体系，能成功吗？为什么二战后早就建立私有产权和议会民主制的亚洲国家印度、土耳其和菲律宾，都没有能力发展航天、卫星、高铁、计算机等现代化工业，摆脱对西方的依赖呢？

　　第四，皮凯蒂观察到，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收入不平等有所下降。一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化趋势有所收敛，但是不久即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是从一战结束，到二战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收入分配有了很大的改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平等的程度再度恶化。总的历史趋势是资本收益率为经济增长率的几倍。收入分配改善的原因不是经济的内生机制，而是政治的外来干预，包括战争、革命和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运动，导致发达国家资产的大幅缩水；ZF经济干预包括房租管制、国有化、证券交易和资本流动的监管等等，都会影响市场的资产价格。新古典经济学资产定价理论描写的自由经济和有效市场，完全是数理经济学的乌托邦，和真实资本主义没有关系。皮凯蒂的分析，对在国内经济学界和媒体上泛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二、皮凯蒂的观察盲区：苏东竞争和马歇尔计划的影响

　　我们要指出的是，皮凯蒂对1945—1970年间美国分配改善原因的分析并不全面。他完全忽略这一时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特别是苏联宪法中关于公民劳动权和休息权的规定，迫使西方资本不得不改善劳工福利的国际竞争压力。东欧国家在此期间创造的充分就业、全民医疗和福利住房，虽然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廉价能源的供应而难以持续，但是冷战时期的苏东经济逼迫德、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大幅增加了工会在收入分配中的话语权，完善其已有的社会福利制度。苏联瓦解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削减工人已经得到的福利，致使1990年后全球不平等的趋势急剧增加。70后出身的皮凯蒂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效应，不亚于战争对资本的摧毁效应。5月19日纽约时报发表的布鲁克斯的专栏“大辩论”，深刻揭示了苏联瓦解后，西方世界误以为没有了竞争者，导致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全面倒退。

　　皮凯蒂也没有注意到美国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实质是美国大规模资本扩张的“非均衡战略”。我们一直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是封闭社会的永动机模型，因为生命和社会系统的本质是“非均衡”。中国改革的成功和苏东转型的悲剧，突显了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战略与休克疗法的“均衡思维”的不同后果。我们可以想见，二战结束后，美国军火工业失去大量订单，大批退伍军人急需工作。如果当时的美国ZF也推行这次金融危机中伯南克主张的“再平衡”政策：美国大批削减“过剩产能”，欧洲大规模削减“公共财政”，等于在危机中推行反凯恩斯的货币主义政策，结果必然是制造第二次大萧条。多亏美国当时务实的政治家反其道而行之，用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日本大规模输出美国的剩余产能，不但创造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和西欧、日本的复兴，同时也使美国产品占领英法等老牌帝国的传统市场，并扩张到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全球市场。同时期，美国国内还实行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利率管制，鼓励普通居民拥有自己居住的房产，大大抵制了社会主义模式对美国工人的吸引力，使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经济免于受到西欧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同样幸运的是，虽然弗里德曼等西方权威经济学家多次向中国推销休克疗法的改革药方，但在价格闯关中碰壁的中国领导人很快转向兼顾稳定和改革的双轨制，为中国企业学会市场竞争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和苏东自废武功的经济转型相比，中国上山下乡出身的干部，对国际竞争策略的判断能力，远高于西方名校训练出来的著名经济学家。

　　此次金融危机中，美欧日等国由于利益集团的阻碍，使凯恩斯刺激政策寸步难行，才导致今日西方经济在大衰退中停滞不前。国内一些崇美的经济学家跟在伯南克的后面，呼吁中国也要推行美欧失败的“再平衡”政策，表面上是拉动消费、压缩投资、削减过剩产能，实质是要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林毅夫批评伯南克的“再平衡”理论，大方向要比主张要素市场自由化的人们高明得多。

　　已故邓英淘在《再造中国》中提出的西水东调新途径（邓英淘：《再造中国，走向未来》，大风出版社，香港，2010年），史正富在《超常增长》中提出的建立长期战略基金（史正富：《超常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都是用开发大西北的战略消化目前出口下降造成的“过剩产能”的好建议，比美国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更具战略眼光。因为这不但可以根本改善中国的人口资源布局，而且渝新欧铁路打造了新的亚欧“汉莎同盟”，为建设远洋海军争取了时间，可以最终发展中国主导的亚欧经济圈，突破美国包围中国的全球战略。我们如果把邓英淘、史正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伯南克的“再平衡”理论相比（包括拉动消费、压缩投资、推行土地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无疑是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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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楼转帖续：

　三、空想资本主义的由来和非议

　　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引进了西方技术，也大量输入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在“和国际接轨”的口号下，中国的产业技术迅速升级，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也出现了思想上的“双轨制”，并引发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混乱。在一次经济学会议上，我亲耳听到一位专家发言说：马克思和科斯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我当场笑了起来：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科斯认为私有制是万善之源。两人观点针锋相对，怎么会都伟大呢？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盲目崇拜西方名家，不能分辨西方学者的良莠不齐。平心而论，国内尽信洋教条的媒体经济学家对中国与世界的观察，还不如实战中成长的干部和企业家！

　　应该指出，国内外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并没有指明市场万能论的理论根源。对比16—19世纪西方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例如托马斯•莫尔、圣西门和傅里叶等按劳取酬和公有制的理想，笔者认为，用“空想资本主义”来描写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更为确切。空想资本主义在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哈耶克和科斯。我们就用皮凯蒂的数据来分析空想资本主义如何误导大众，理解现实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出路。

　　空想资本主义的第一个代表人物，必然是亚当•斯密。纽约时报评论的标题就指明，皮凯蒂的矛头主要指向斯密，捎带了马克思，但是说不清斯密的问题在哪里。

　　亚当•斯密是个真诚的空想资本主义者。他在《国富论》第一卷第一章观察到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又在第一卷第三章的标题上强调“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斯密显然意识到领土和人口对市场规模的制约，他也清楚殖民扩张和掠夺战争能够扩大市场规模。但这显然不符合他内心中“人的天赋中的本性”。于是，斯密在第四卷第二章的细节里，悄悄加上了“看不见的手”的寓言，想象从自利出发的自由贸易可以协调区域间的劳动分工，无需战争和政治的干预。此外，尽管斯密把《国富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标题，却没有给出国富的定义。他在第一卷第五章内引用霍布斯的话，承认“财富就是权势”，却又争辩说：光拥有财富不等于立即取得政治权力。善良的伦理学教授斯密，一面多次批评地主和资本家为富不仁，认为英国的殖民扩张得不偿失，一面企图用道德情操来缓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矛盾。（斯密：《道德情操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但是，皮凯蒂的历史分析清楚表明，斯密的空想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并未实现，市场机制不能保证分工和谐和社会公平。到了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供求平衡的微观理论完全否定马克思从宏观历史角度提出的市场经济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无政府倾向的内在矛盾，必然造成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数理模型，连斯密注意到的非线性约束（即市场规模的限制）也排除在外，因此就完全失去了理解内生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的能力。

　皮凯蒂的研究清楚指明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空想资本主义理论的破灭：分工加贸易不见得能导致国富，因为发达国家控制的资本积累主导了财富的分配。工业化和殖民主义导致富国和穷国的贫富分化，并引发一系列的战争和革命。决定市场份额的不仅是贸易的比较优势，而且是武力的比较优势。民主和道德都不足以制约资本的贪得无厌。革命和战争导致西方富国的兴衰和产业中心的转移，没有一个富国能长久保持国际分工格局的霸权，私有产权界定的资本收入也周期性地蒸发和毁灭。所以资本也无法积累到无穷。

　　空想资本主义的第二个代表人物，当属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凯恩斯是英国的战争理财高手。在大萧条期间诞生的凯恩斯经济学，实质是西方战时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哈耶克早期研究经济周期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注意到迂回生产和内生货币的运动，发现央行的信用扩张是经济周期的重要来源。但是，哈耶克后期的空想资本主义达到荒唐的程度。他在大萧条时期主张政府无所作为，强调市场经济有自身恢复能力，犹如建议重病患者无需求医问药，只需听天由命。战后，哈耶克反对通胀政策的药方是废除中央银行，这等于放弃国家为战争筹款的铸币权。这让同样鼓吹自由经济、但主张央行独裁货币政策的弗里德曼，完全不能容忍哈耶克的内生货币论。哈耶克被赶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边缘化为经济哲学家。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预言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和福利社会必然失去资本主义制度的个人“自由”（皮凯蒂看到的只是少数富人的选择自由）。历史现实却是欧美的福利社会走向骄奢和破产之路，而非计划与奴役之路。虽然哈耶克是一个有见地的货币经济学家，却是失败的政治经济学家。即使他最终获得诺奖的桂冠，也无法实践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政策。撒切尔夫人对哈耶克的口头赞美，只是把哈耶克作为打击工会、关闭亏损国企、推行私有化的理论武器，但是从来不理会哈耶克的废除央行方案，因为这将使英国老牌的金融业成为美国资本的附庸。英国国有铁路的私有化完全失败，经济自由化加速了产业的空心化。要不是马岛战争挽救了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命，撒切尔夫人改革劳工市场的政策也难以推行。

　　国内某些奥地利学派的推崇者，把哈耶克的经济哲学作为反对凯恩斯政策和中国国企的理论武器。他们全然不明白哈耶克不懂国际政治的历史教训，也无视跨国公司是全球主要的垄断因素，也对金融寡头搞垮美国实体经济的现实熟视无睹。美国后凯恩斯派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告诉我，奥地利学派是无法执政的，因为自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总统，实质是军事凯恩斯主义者。这使我意识到，结束美国大萧条的不是罗斯福新政，而是美国加入二战。撒切尔夫人也是挂哈耶克的羊头，卖军事凯恩斯主义的狗肉。皮凯蒂对一战到二战后资本收入比例下降的分析，说明70后的皮凯蒂比国内的空想资本主义者更懂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国内的空想资本主义者最不愿意承认的历史事实，是新中国成立前30年建成的独立自主的工业和科技体系突破了西方强权对国际分工体系的控制。东西方的空想资本主义经济学，都不愿意承认古典经济学的起点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供求均衡的微观经济学。

　　空想资本主义的第三位大师，当属刚去世的芝加哥大学的诺奖经济学家科斯。宣称观察真实世界的科斯对大萧条、二战、冷战和中东战争熟视无睹。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否认新古典经济学承认的市场失败，反对克服污染等外部性需要政府干预。他认为利害双方的自愿交易可以化解社会冲突，在交易成本低的条件下，社会利益冲突的化解只需界定产权、两方交易，无需法庭、社会仲裁等第三方干预。新制度经济学成为最彻底的无政府经济学理论，把空想资本主义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科斯强调界定产权的重要，他本人却小心翼翼地避开收入分配问题。但是，科斯在中国的弟子们，并不满足于科斯的谨慎小心。例如，有的人用科斯理论批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只对交易成本为零的社会成立（他似乎不明白原始社会的交易成本几乎为零，但是没有剩余价值），当代社会中的交易成本远大于零，所以无法界定企业家的剩余价值。可惜，无情的数据胜过逻辑的雄辩。皮凯蒂的定量分析，清晰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不平等的趋势，也就是资本剥夺劳工的趋势。我们期待不用数据观察真实世界的科斯弟子们能够认真回应皮凯蒂的挑战。

　四、不平等的起源和对策

　　《纽约时报》的评论注意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方向正确，但是具体推测有误。马克思预言了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同时推论资本回报率会递减，这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皮凯蒂的数据发现，西方的资本回报率相当稳定，只是数次被革命和战争打断。皮凯蒂虽然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代表者的模型，但是因为他的经验分析单位是国家而非产业，也就没有提出取代新古典外生增长论和内生增长论的理论模型。

　　笔者2012年在国际熊彼特学会上提出的“代谢增长论”，对上述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马克思观察到的资本报酬递减，对每个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成立，但是对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未必成立。因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真实动力不是资本积累，而是科技进步带来的新的资源开发。科技进步的特征是小波式的新陈代谢：例如玉米、土豆的引入提高了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煤、石油、核能的发现，大大增加了人均的能量消耗和活动空间。任何单一技术的发现和利用都服从 S形的逻辑斯蒂小波曲线，在产业不确定性极大的初期，早期研发受非盈利的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的支持。应用前景明朗时，市场力量才大举涌入，把市场推广转化为资本扩张和资本收益。但是在技术饱和期，垄断兼并加剧，资本收益停滞，要求政府实施反垄断法，才能鼓励新技术淘汰旧技术。在产业衰落期，过时企业破产或转型，部分早期投入的资本“创造性毁灭”，导致资本周期性的波动与代谢，更需政府和社会介入，帮助夕阳产业的工人转型。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超过英国，但是在两次大战中败给英法美的联军，不是输在技术创新的竞争，而是输在资源和市场规模的竞争，也就是军备规模的竞争。同理，中国崛起不仅是因为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而且是因为中国的规模优势、建国前30年培养的军事工程师和农村技术员的人才优势，加上政府的战略远见，得以在开放竞争中全力更新科学技术和工业产能；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也把虚拟经济挤出实体经济的热钱游戏挡在国门之外。这使中国把握了工业能力快速升级的历史机遇，避免了苏东自废武功的历史悲剧。屡屡唱响美国资本、唱衰中国产业的媒体经济学家，似乎不理解世界变局的大势所趋。

　　斯密对资本主义真正的洞见，不是什么“看不见的手”，而是“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我们注意到市场竞争的实质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市场份额竞争。垄断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方法是用价格战、专利战、兼并战等手段排除竞争对手，控制市场份额，然后控制市场的定价权。空想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假设两人的平等对称博弈，现实市场是多人的不平等不对称博弈。市场赢家不一定是创新的企业家，很可能是投机的金融家。假如你读过意大利佛罗伦萨美蒂奇家族银行的发家史，你就知道文艺复兴的金主，其实是教皇权力和金融家金钱交易和权钱勾结的产物。美国的民主政治退化为金主政治，得到最高法院的保护：美国选举大额捐款不设上限，竟然被最高法院解释为保护“言论自由”。西方如此赤裸裸的金钱民主和利益政治，使皮凯蒂的“全球累进财产税”的实现概率几近于零，因为要建立全球政府，推行全球累进财产税，和各国同时进入共产主义一样困难。

　五、中国创新的战略和机遇

　　对西方体制的近距离观察，给笔者找到破解皮凯蒂困境的中国机遇。

　　第一，国际竞争是制约美国模式的主要武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冻结中国存在美国银行的资金，迫使苏东国家把美元资金存在西欧银行，形成欧洲美元市场，在1960年代有效制约了美国自利的货币政策。美联储降息如果低于欧洲美元的利息，美国就会资本出逃，而非增加在美国的投资。伯南克的零利率政策无法刺激美国的投资和就业，因为美国资本看好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市场，对奥巴马政府的改革能力失去信心。中国已经开始和主要贸易伙伴发展货币互换协议，如果中国在上海建立亚洲美元国债市场，将彻底动摇美元和美债的世界霸权。这是主张人民币国际化的西方经济学家不曾想过的世界格局。

　　第二，中国会比西方率先找到高速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从而改变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笔者注意到，美国和中国从每月的工资收入中扣除所得税和福利税并不困难，但是要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阻力重重。类似的，台湾实行土地改革的私有化后，不但工业化引发的地价高涨改变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财富和权力分配，也使台湾基础设施建设的征地困难重重，使台湾经济的停滞积重难返。相比之下，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中国大陆，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突飞猛进。可见中国产权的混合所有制，在实践中远胜于西方和东亚的土地私有制。如果注意到资本的超额收益，源于市场份额提成，而非劳动时间付酬，则在中国征收资本税和遗产税，又不打击创新者的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下是不难做到的。

　　在国际开放竞争的条件下，中国要建成新型（非均衡发展的）“和谐社会”（不是均衡封闭的“大同世界”），应当采取以下四项措施：

第一，干部政策要“按能授权”，让实践中业绩竞争中涌现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掌握企业、学校和政府部门的实权。中国文化的“选贤任能”，毛泽东同志讲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都是同样的意思。家族企业和官员选拔，都要避免任人唯亲。在干部政策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要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第二，劳动收入坚持“按劳（劳动时间）分配”。即使在新信息经济的条件下，工人农民也要承认发明家和企业家的贡献，即使按时间计算的劳动报酬有10—20倍的差距，在开放竞争的混合经济中，科学家和企业家也可以带动与之合作的农民和企事业职工共同富裕。

　　第三，财产性收入“按需设限”。每个人的生理需求有限，生命也有限。无论企业家和高管有多高的个人消费或旅行开销，任何人也不可能每年花掉亿万元的财富。真正的不公平是前人创造的财富和权力，让不劳而获的后代继承，使他们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食利者”。不平等交易和市场权势源于收益按市场份额提成。假如一笔市场交易高达100亿，则1%-5%的佣金就高达1-5亿元，远远超过任何投资家和律师投入时间的劳动报酬。中小企业融资难，因为牟利的金融机构天生嫌贫爱富。如果对市场份额提成的财产性收入设立上限，超过企业家和高管生理消费能力的提成报酬，自动按法律存入银行的特定账户，在年终、离职或过世后，特别账户中花不完的资产自动交纳累进资产税，或按个人遗愿捐助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就能得到有效控制。

　　第四，对社会的重大贡献要“按功封爵”。为了树立稳定的道德典范，减少反腐败的阻力，笔者建议中国学习英国的爵位制度和法国的荣誉制度。对国计民生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进行奖励，要“封爵”而不要“封官”。功臣“封爵”和开国将帅授衔一样，比美国的富豪排名榜更能净化社会的道德风气。把家产主动捐献给社会的善举义士，也可以“封爵”褒奖。对功臣之后进行鼓励，或者设立特殊奖学金，比贪官给后人留下房产、黄金更能保持上进家风。“按功封爵”可以消除功臣义士的后顾之忧，使更多的雷锋和陈嘉庚在中国出现，使中国民风更能传承优秀文化。西方文学艺术的高峰，诸如芭蕾舞、交响乐都是贵族文化。美国百老汇的精品大都来自欧洲。古人言，有恒产才有恒心，朝富夕贫的资本主义社会，毒品泛滥，醉生梦死，人口老化把阶级斗争转化为代际斗争。如果中国道路能融合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和混合经济的竞争活力，吸取中外文化的可行经验，中国就一定可以走出皮凯蒂所说的不平等陷阱，实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

　　2013年底，本人有机会和香港媒体见面。有香港记者问我：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我的回答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我期待和那些与我观点不一致的学者继续对话，就金融危机的教训和中国道路的未来，进行科学、客观的研究。我相信中国经济学家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也可以建立新的学风，推进中国经济学的与时俱进。

　　（作者：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

   呵呵……

　 明白了，您的关于“资本是什么？是社会生产力的货币表示方法。”的表述，“能看懂就懂，看不懂也不回复了。”既然这样，俺也就么有必要再问您了。

斑斑好！《 32楼转帖续：》已经上传，如“审核”后放帖，烦请将其“安置”在33楼如何？没别的意思，为了方便阅读而已。

       感谢斑斑认为“观点有启发”！

     个人认为：其中的“国家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这一点不仅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而且决定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  给盼铁成钢的启发是：

      “经济学”的所有观点、看法、主张，没有能“科学”到不带有“立场”的。看一个人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看法、主张，既要看其是否“科学”，更要清楚其观点、看法、主张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代表了“谁”的利益 或者叫做 在为“谁”说话。

非常感谢斑斑将《 32楼转帖续：》果然“安置”在3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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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财富分配不均是世界性问题 作者：  时间：2014-12-03   浏览次数：7 次

托马斯·皮凯蒂在中国红了。凭借受到知识界热捧、同时引起自由派和保守派论争的《21世纪资本论》，这位年轻法国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学界有着很高知名度。日前，托马斯·皮凯蒂对中国做了一次旋风式学术旅行，先后在上海、北京多所著名高校进行演讲和交流，使《经济参考报》记者有机会与这位法国总统经济顾问近距离接触。 　　重新分配财富 　　财富分配不均问题困扰着中国，“这个问题在东方和西方都是存在的，在西欧、在美国，社会前10%的人掌握了大概60%左右的资产，这是2000年的数据。2014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增长到了70%到75%。” 　　皮凯蒂认为，财富分配不均对富豪以外的人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有很多人相信正是由于收入不平等导致大家收入停滞，导致金融系统更为脆弱。”皮凯蒂在书中为解决财富分配不均开出了药方，即在全球范围内对富人扣掉负债以后的资产扣累进税，累进最高的程度可以扣到80%，越富征税越多。他认为，对富人征收“重税”重新分配财富，缩小贫富差距，是为了让社会更加平等。 　　“在1930年到1980年，美国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高收入群体征收82%的所得税，这种做法持续了半个世纪——这不但没有遏制美国经济的增长，而且美国在1950年到1980年期间的增长速度更是超过了现在。”皮凯蒂认为，这组历史数据足可以证明，对富人征收重税，可以对经济无损。 　　作为法国现任总统奥朗德的经济顾问，皮凯蒂的解决思路早已在总统执政纲领中体现。2013年，奥朗德宣布开征“富人税”，即对高收入人群实施高达75%的累进税率。这一法案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引发法国首富、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LVMH老板贝尔纳德·阿尔诺移居比利时和法国著名影星、“大鼻子情圣”——杰拉尔·德帕迪约移民俄罗斯为代表的富翁移民潮。 　　皮凯蒂指出，教育是降低不平等性最有用的方式，这一点在各国是相同的。“一些国家能追赶上来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像中国就是一个例子，教育可以提升人们的劳动效率。我们要在国家内部降低不平等性，就要有非常强大的包容性的教育机制，使大家有机会获得正确的技能。” 　　累进税制三重作用 　　21世纪被认为是中国重新崛起的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领域一支重要力量。皮凯蒂承认，因为数据不足等原因对中国的问题谈得不多。不过他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令人惊叹的速度，但不能忽视贫富不均问题的存在，而且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会日趋突显，“因为经济增长终究会不可避免地放缓。” 　　皮凯蒂说，腐败算得上是最不合情理的一种财富不平等，使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极少数人手中。要扭转这种趋势，必须建立一整套公共机制，使资本为整体利益服务，包括发展各种新型资产和新型的参与性治理，以及对收入和资产实行累进税制。“我想在此特别针对中国的情况谈谈累进税制。” 　　皮凯蒂认为，累进税制在公平社会里起着三重作用。 　　首先，它以最公平的方式为公共服务、社会保险和教育机构筹资，社会经济发展有赖于此。“在扫除文盲和全民义务教育方面，中国比别的国家做得好。而普及中高等教育、提高教育质量、解决阶层分化以及富家子弟与寒门学子间日益扩大的教育机会不均等现实问题，需要充足的公共资金投入。往大里说，中国的福利国家体制亟待建设。” 　　其次，累进税制还能缩小市场和私有财产制带来的贫富差距，特别是限制社会阶层顶端的收入及资产的过度集中。 　　累进税制的最后一重作用——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重作用——就是使收入和资产变化透明化、公开化。除了筹资和再分配的作用，税收还可用以区分各种法定类别和统计类别，让社会更好地认识自身，并依照经济和社会现实的演变来采取相应的政策。 　　皮凯蒂说，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累进税制，从某些方面看与大部分发达国家自20世纪初实行的税制相似，但存在一个很大不同点：制度不太透明。 　　“鉴于中国社会中的资产越来越庞大，我认为也可对遗产继承和捐献实行累进税，并对资产征收年度累进税，而且公布相应数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人口数量的停滞——特别是目前中国出现的人口负增长——会使过去累积的资产在税收结构中所占比重上升。在一个每对夫妇生十个孩子的社会中，不要对遗产抱太大希望。反过来，如果每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会继承两边的财产。因此，未来数十年里中国人的遗产继承会越来越多。实际上就是说，那些只有一份工作的人——尤其是农村打工者——会非常难以取得城市资产。在这种条件下，对巨额遗产继承进行征税是合理的，以减轻工薪族的纳税负担。” 　　皮凯蒂认为，出于同样考虑，或许中国也可以对房地产及金融资产征收年度税，增加资产的流动性。“这样的税制会增强资本分配的公共透明度。如此一来，每个人都可以了解国内的财富分配变化情况，并思考应采取何种政策改变其发展趋势。” 　　“资本论”情结 　　对《21世纪资本论》，中国读者很容易将之与另一本书联系起来——马克思的《资本论》。 　　作者为什么如此冠名、这本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什么联系？皮凯蒂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解到什么程度？皮凯蒂做了解答。 　　“我要说，我并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用很长时间读过《资本论》，《资本论》更多集中在理论层面，对未来做出各种估测，它的背景是工业革命的欧洲。1860年左右，英法等国的工资停滞不前，企业利润增长越来越快，马克思的出发点很重要，但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我不是很赞同马克思《资本论》中因资本收入率下降，‘资产阶级最终会自掘坟墓’的理论。而且，马克思也没有对废除私人财产以后的结果和废除以后怎么办给出论述。”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有根本性区别：第一，皮凯蒂与马克思对私有财产和市场制度的态度完全不同。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有效进行资源配置，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也给人提供最基本的自由。马克思理论则认为，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要被人类抛弃。马克思从商品、劳动、价值规律开始，从最基础的单元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全体社会成员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 　　第二，皮凯蒂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初次分配的观点不同。皮凯蒂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中，资本收益大于劳动收益尽管会带来不平等，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是合理的，所以社会的初次分配也是合理并受法律保护的。消除贫富悬殊和不平等，要靠第二次分配的税收来解决。而马克思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次分配就有严重问题。资本家在分配上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所以，要消除贫富悬殊和不平等现象，必须要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制度。

来源:经济参考报

过来学习一下了，看看大家都有些什么思想或思“潮”，呵呵

马克思就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三岁小孩都知道！

慕海平：《21世纪资本论》风靡西方的启示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http://myy.cass.cn/news/748013.htm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自3月份上市以来，便轰动全球，引发东西方各国的热议和争论，短短一个月卖出八万本，连续数周居亚马逊排行榜第一名。书中，作者提出，近几十年来，世界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且这种局面将会继续蔓延下去。经济制高点不只由财富决定，还由承袭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的重要性要高过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未来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拼爹时代’。”其主要观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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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是贫富分化，必须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300多年的贫富差距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战前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并达到历史高点，一战到二战后的30多年时间里基于特殊原因而有所下降，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出现贫富差距扩大趋势，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又达到高点。皮凯蒂指出，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收入不平等，这就必须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寻找可能的解决问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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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富分化作为一种长期趋势，在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皮凯蒂用资本/收入比作为分析指标进行动态观察，指出从18世纪以来主要国家资本收益率总体高于国民收入增长率。1910年德法英私人总财富大约是国民收入的6-7倍，1950年约为2-3倍，2010年再次提高到4-6倍。在20世纪初，美国收入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45%-50%，二战后到70年代不足35%，本世纪初再次上升到45%-50%。作者试图将这一分析扩大到全球范围，强调各国发展有先后，实行的制度和政策有差异，但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是普遍的。这可以描画出一条“U型曲线”，即不平等在一个时期减少后紧接着在另一个时期增加。在财富积累和分配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将社会推向两极分化或至少是不平等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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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贫富分化的根本力量是投资回报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而相对缓慢的经济增长更容易扩大贫富差距。观察300年左右的数据，投资回报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长1%2%。5%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而2%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翻番要35年。在100年时间里，有资本的人财富翻了7番，是开始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会扩大8倍。资本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很小的差距，在长期看来对社会不平等具有强大影响。根据不同时期的对比发现，经济增长较快时，如19世纪后30年和20世纪战后30年，工资上涨极大地改变了原有分配格局，这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有关，也与战争对资本的破坏、以及工会和福利运动有关；而经济增长缓慢时，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明显，这是因为在较长时期储蓄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继承财产的人只需要储蓄他们资本收入的一小部分，就可以获得比整体经济增长更快的资本增长。作者预测，本次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率放慢，从而有可能加剧贫富差距扩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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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贫富分化趋势，必须加强财产性收入调节。在不平等问题上长期存在两个“忽视”：一是片面重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忽视资本占有的不平等；二是片面重视工资性收入差异而忽视利润、利息、红利等资本性收入差异。这两个“忽视”的结果就是资本家躲在幕后，远离不平等问题的矛盾焦点，反而将技术人员、办公室职员、普通管理人员等推到前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实际上，收入越高，收入中资本性收入的比例就越大，最富有0.1%阶层的财富中资本性收入占有绝对优势。在分析收入差距时，基尼系数给出的分析是粗糙的，世界上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到0.1%的最富有人口手中，就像20世纪初期那样。即使今天，在号称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英国、法国、德国，国民收入中仍然有大约一成(8%-12%)来自遗产继承，与百年前的旧欧洲大致相当。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必须注重调节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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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的出路是加强资本管制，加大对财富征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过去30年不平等程度的严重恶化密切相关，危机不仅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沉痛打击富人的资本，反而在短短几年之后，最富有的人所占收入的比重就得以恢复并继续上升，贫富分化终于成为欧美世界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因此，当今野蛮生长的金融资本主义确实需要新的工具加以控制。皮凯蒂建议各国联合起来实行累进式财产税，征收相当于财富总额15%的资本税，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提高到80%左右。资本税的最高目的不是为社会国家融资，而是提高金融透明度和加强监管，终止无限增加的财富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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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应重视收入差距问题，避免20世纪其他国家曾经历的种种波折。过去数十年，中国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但贫富不均问题同样存在，而且在未来数十年会日趋突显。据估算，20世纪90年代及2000年初中国财富不平等程度与瑞典相当，到2010年则上升到了接近美国的水平。中国非常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及过高的房价，似乎正在出现资本/收入比升高趋势，这种趋势可能因经济增长放慢而加剧。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公共资本比重大，约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据估算约占1/3至1/2)。如果公共资本能够保证更均等地分配财富和经济权力，促进平等和保护公共福利，将可以最终找到了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妥协与平衡，实现真正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公共资本在教育、健康医疗、基础设施等行业有着明显的优势，而在产业和金融领域的情况不那么清晰。传统的国有资产有时候既没有带来效率也没有带来公平，更没有带来经济权力分享，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不法挪用和占有。腐败算得上是最不合情理的一种财富不平等，所以把反腐作为当前要务是完全必要的。鉴于中国社会中的资产越来越庞大，对遗产继承和捐献实行累进税，并对资产征收年度累进税和公布相应数据，应是合理的选择。出于同样的考虑，也可以对房地产及金融净资产征收年度税。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相关评论：

　　《21世纪资本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告诉世人：我们不仅已经踏上了收入水平回归19世纪的道路，而且还正在向“世袭资本主义”回归。在“世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制高点不是掌握在有才华的个人手中，而是被家族王朝所主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

　　皮凯蒂的书表明，美国梦正日益成为一种神话。他指出，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确实比欧洲更为平等。而如今美国的财富分配则比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地方都更不平等。此外，在美国累积财富产生的回报太高了，越来越多富翁手中的财富是通过继承得来，而不是亲手创造出来的。（英国《金融时报》）

　　《21世纪资本论》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契合了美国乃至全球对财富不平等现象的忧虑。作者认为，财富不平等现象一直存在，并在历史上造成了不少危机。他试图通过数据构建历史进程并解释在比较长的历史阶段收入和财产分配的演变过程。这项社会科学的研究，过去从经济角度没有人去做，在目前财富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这本书才引起了关注。（《参考消息》）
　发布时间：2014-12-2 20:56:08

蔡万焕：《21世纪资本论》风靡西方的启示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http://myy.cass.cn/news/748012.htm

　　2007年爆发至今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众多学者对危机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近期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可谓向深陷危机泥潭的西方国家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引发经济学界和思想理论界的强烈震动。皮凯蒂是巴黎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不平等问题研究，该书英文版于2014年2月出版后短期内销量就超过30万册，成为亚马逊网站的最佳畅销书。哈佛大学出版社成立101年以来，从来没有一本书在面世第一年即卖到10万册，《21世纪资本论》创造了出版史上的空前纪录。《经济学文献》称赞此书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学领域最好的一本著作”，《纽约时报》评论的标题是“（皮凯蒂的书与）斯密和马克思一比高下”，《经济学人》杂志称其“胜过马克思”，《商业周刊》则惊呼“经济学的风暴要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一个月内写了四篇评论文章，并称该书引发了“皮凯蒂狂热”。

　　《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观点

　　那么，《21世纪资本论》一书到底提出了什么观点，会受到如此热捧？

　　第一，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增加而非减少贫富差距。本书运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法国和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1700-2012）在收入、资本、人口、增长率等方面的历史数据，加上德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分析收入结构中劳动和资本的分成比例，发现了“不平等的结构”，认为不平等在资本主义历史上长期存在、根深蒂固，并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得到解决。

　　第二，所谓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理论，即认为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增长的过程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从历史上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前30年的确出现了收入差距的下降，仿佛是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自动产生的结果。皮凯蒂的研究推翻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战后前30年的经验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是个特例，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和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和大萧条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大规模再分配政策的结果。随着撒切尔和里根等保守势力的上台，发达资本主义再次回到不平等程度持续恶化的长期趋势中。所以，这本书有力地批判了经济增长会自动解决分配问题的主张。

　　第三，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决定收入差距的根本因素。皮凯蒂指出，在不平等问题上长期存在两个“忽视”：一是片面重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忽视资本占有的不平等；二是片面重视工资差异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忽视利润、利息、红利等资本性收益带来的影响。这两个“忽视”的结果就是资本家躲在幕后，远离不平等问题的矛盾焦点，反而将技术人员、办公室职员、普通管理人员等推到前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皮凯蒂用数据进一步指出，收入越高，收入中资本性收益的比例就越大，最富有0.1%的人的收益中资本性收入占有绝对优势；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高，由于资本性收入的分配更为集中、资本分配比工资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更高，因此，资本收入占比的长期上升也就意味着整体收入分配将越来越不平等。此外，西方社会还正在向“世袭资本主义”回归，在“世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的制高点不是掌握在有才华的个人手中，而是被家族王朝所主宰。

　　第四，在全球范围内对财富征税是解决贫富分化的主要手段。皮凯蒂指出，无论是教育、医疗还是社会保障，福利国家制度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问题。那么，究竟如何解决不平等问题呢？皮凯蒂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过去30年不平等程度的严重恶化密切相关：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大多数人需要举债生活，债务膨胀与监管的缺乏使金融市场越来越不稳定。然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沉痛打击富人的资本。危机爆发短短几年之后，10%最富有的人所占收入的比重就得以恢复并继续上升。因此，皮凯蒂建议各国联合起来实行累进式财产税，征收相当于财富总额15%的资本税，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提高到80%左右。

　　《21世纪资本论》的启示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大量翔实的数据证明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日益加深，为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和其他持类似观点的学者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及保罗•克鲁格曼等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皮凯蒂在书中所提出的不平等的产生原因及其解决方法、对西方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深刻反思，也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何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并仍未走出泥潭，而贫富差距正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如“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者打出的标语“我们是99%”所示，当代西方国家已被“1%的人所有、所治、所享”，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化且冲突不断，危机后西方国家的应对措施并未试图缩小贫富差距，注资救市、减税及削减福利开支等举措甚至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这也成为西方国家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

　　2. 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矛盾，即使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贫富差距是随着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出现、并随着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逐渐缩小并最终消失，还是某一特定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从而是无法根治的痼疾？库兹涅茨认为，贫富差距会随着经济增长的过程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这一趋势被总结为“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并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圭臬。但皮凯蒂通过大量数据推翻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理论，并证明：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摆脱的固有矛盾，即使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工人只能依靠出卖自身劳动力获得工资而生存。在追逐最大程度利润这一本性的驱动下，资本家一方面不断压低工人工资，工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另一方面，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使得财富大量向资本家集中，从而造成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即使实施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贫富差距问题仍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的。

　　3. 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劳资矛盾。

　　贫富差距的根源在哪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生产关系”的核心就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此，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关系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全部归资本家占有，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直接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即劳资矛盾上。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而迫使工人不断组织起来罢工；福利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人最低生活水平，但这是以资本家获取一定的利润率为前提的，一旦利润率下降或发生危机，ZF便如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一样大幅削减福利支出，从而导致劳资矛盾进一步激化。

　　此次危机爆发前，在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旨在维护资本家阶级特别是金融资本家阶级利益的政策作用下，金融资本家阶级膨胀、“中产阶级”受挤压以及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不断恶化，财富进一步向资本家阶级集中，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工人阶级地位远低于二战后的“黄金时期”。危机后，西方国家并没有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错误，也没有采取措施调整这种政策所导致的不合理的阶级结构，相反，西方国家ZF的政策措施实质是企图用新一轮的新自由主义弥补上一轮新自由主义，反而继续加剧了劳资矛盾。

　　4.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皮凯蒂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认为对贫富差距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是否占有资本。皮凯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结论却与马克思不谋而合，皮凯蒂的书名也有意引用了马克思的著作。实际上，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和批判的深刻性，人们开始重新认识马克思，《资本论》曾一度脱销，西方一些学者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了深刻反思，重新肯定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认为：“马克思还活着，因为他的理论今天依旧适用，其思想对我们的鼓舞并未停顿。马克思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为我们照亮了当代社会，指明了未来的道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重新得到学者的肯定，马克思的垄断和竞争理论是解释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依据，马克思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理论有助于抓住危机的根源，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仍处于绝对核心地位，等等”。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当代现实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 解决收入差距必须把握劳动与资本这一关键环节，注重财产调节。

　　既然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在于是否占有资本，而不平等问题日益严峻，皮凯蒂开出的药方就是向资本性收入征收高额累进税。这个药方有效吗？我们只要看一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西方主要国家的应对措施便能找到答案。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福利政策，实际上就是“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坚持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面对由此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ZF则采取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调节过高收入，甚至通过横面上覆盖社会各阶层、纵向上对居民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来缩小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贫富差距，一度形成看似较为和谐的劳资关系和“两头小、中间大”的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但这种福利制度本身不可持续。首先，这是以资本家获取一定利润为前提的。近年来，西方国家频频爆发主权债务危机，这些国家的主流舆论认为，是国内过高的福利水平导致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并使ZF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因此一旦危机爆发，资本家阶级必定抛弃这一制度。近年来，美国为了减少ZF赤字、削减ZF债务规模，就大幅减少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支出，使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受到严重冲击，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其次，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绝不能起到消除劳资间对抗性矛盾的作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对普通劳动者设立社会保障基金，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发展一般趋势的要求。但是，这种基金本质上并不代表人民的共同、长远利益。因为它们不过是资本家阶级在对国内劳动者和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剥削的基础上，为缓和对抗性社会矛盾而不得不采取的改良主义政策措施。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就必须着眼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劳资关系，注重财产性收入方面的调节。

　　6. 中国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上具有制度优势。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具有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制度优势。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下，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出现失衡，收入差距拉大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已经在警示人们，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就必然会妨碍科学发展、共同富裕。当前，要充分发挥中国道路的制度优势，必须进一步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精神，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同时，要加大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改革的力度，把深化改革，处理好ZF与市场的关系，实施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科技创新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等战略措施，与巩固公有制经济基础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做到标本兼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红旗文稿》2014年第16期 发布时间：2014-12-2 20:48:15

                                                                 重新确立收入分配在经济学中的中心地位

2014年12月12日 16:43:44

来源：《红旗文稿》2014/23     作者：朱富强

    过去几个月，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和热议，其主要价值就在于，指出了过去三四十年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极力宣扬的经济政策存在的重大缺陷：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从而引发了对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缺陷的反思：由于缺乏合理的收入分配理论而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经济问题。
　　一、纯粹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分配正义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分析了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它表明，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显然，这一结论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市场信条构成了巨大挑战。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市场信条表现为：（1）市场主体是同质的原子个体，它们根据有利于自身的功利原则采取行动而不受外来干预，因而市场交换是平等自由的；（2）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市场主体在供求平衡处交换以获得各自的最大化剩余，因而市场交换结果是公正的；（3）市场主体因劳动能力的差异而产生收入差距，但收入差距拉大到一定限度在滴流效应的影响下就会出现缩小的趋势，因而就不需要ZF的干预。也就是说，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自由市场赋予了每个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公平机会并可以获取与其贡献相称的报酬。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往往极力推崇自由市场机制，为现实收入差距辩护，反对缩小这种收入差距的ZF干预。
　　然而，大量的历史资料却表明，现实市场呈现出的往往不是最终走上共同富裕的滴流效应，而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皮凯蒂的数据就表明，2012年1%的美国家庭聚敛了22.5%的国民收入，这是自1928年以来最高的比例；同“镀金时代”末期的1913年相比，目前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拥有的财富超过国民财富的70%，而这其中又有一半被顶层的1%所拥有。之所以如此，如皮凯蒂指出，自由市场经济使得高层管理者的收入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的”。而其中的原因又在于，在过去半个世纪间，崇尚市场自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学说更全面地支配了经济学说和西方社会的经济政策。
　　那么，纯粹市场机制为什么会衍生出如此强盛的马太效应呢？皮凯蒂主要从资本或财富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变化角度加以说明：只要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成长率或总收入增加率，资本份额必然增加，收入分配也就会越来越不平均。皮凯蒂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可以观察到的300来年左右的数据中，投资回报率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年增长率则为1%—2%。结果，在100年的时间里，资本所有者的财富增长了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却只增长8倍。
　　这些分析启示我们重新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认定的“不平等会自动缩小”的倒U型收入分配规律。实际上，库兹涅茨基于早期数据认为收入差距变化曲线中前后不同变化趋势受不同因素影响：（1）收入差距变化曲线中前一段的扩大主要源于自发市场的马太效应，这种马太效应最终会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化；（2）收入差距变化曲线中后一段的缩小主要源于社会干预的转移效应，这种社会干预主要促使弱势者的力量联合和直接的立法来保障弱势者的基本诉求。在很大程度上，马太效应随着自由市场政策的推行而越发明显，美国社会情形就典型地呈现了这一变化：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各国都比较关注民生问题，此时穷人与富人一样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收益，低收入、中等收入以及中高收入的美国家庭的实际收入都增加了一倍；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盛行，结果此时几乎所有提高的家庭收入都跑到最富裕的1/5人口手上去了，而大多数美国人的情况却变糟了，最富裕1%的美国人所拥有的全部私人财富从1982年的34%迅速提高到1992年的42%。（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曾纪茂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4页）正因如此，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长篇书评称“我们正身处一个新的‘镀金时代’”。
　　二、纯粹市场机制难以促进社会流动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还指出，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主要不是由财富而是由继承的财富决定，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因而出身要比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更重要。为此，克鲁格曼说：“它告诉大家，我们不仅已经踏上了收入水平回归十九世纪的道路，而且还正在向‘世袭资本主义’回归。在‘世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的制高点不是掌握在有才华的个人手中，而是被家族王朝所主宰”。显然，这一结论也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资本主义信条构成了巨大挑战。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资本主义信条是：（1）市场机制体现了人权的平等和自由，人人从市场竞争中获利又体现了市场的博爱精神，市场经济也就体现了资本主义革命的伟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因而自由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2）代际利他主义促使了资本的代际积累，这不仅为金融资本的投资提供了资源，而且也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使得工人获得更高，因而滴流效应会引起收入从资本所有者手中转移到工人群体的再分配；（3）自由市场使得每个人能够充分发挥其才能，凭借自身的努力而获得自我实现，因而会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和迁移。也就是说，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不仅资本主义市场就是自由市场，而且市场经济也就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往往极力推崇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把美国视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而且将依靠自身才能和努力以实现自我价值视为“美国梦”的实质。
　　然而，大量的历史资料却表明，至今为止人类社会的收入和财富结构基本是稳定的，最富者的生活水平是仅靠劳动生活的人无法企及的。皮凯蒂的分析表明，由于总收入层级由非常高的资本收入主导，尤其是继承资本导致了一个“超级世袭社会”。事实上，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中，社会权力和金钱权力往往是相互支持和相互渗透的，从而导致财富不断向社会强权者和金钱强权者流动和集中，从而强化了等级森严的社会阶层的存在。例如，2013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人员研究了自公元1170年诺曼人征服英国以来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的学生名册，结果就显示，尽管八百多年来，英国经历了宗教战争、革命、工业革命、实施民主和福利国家等重大变革，但当年跟着威廉二世来到英国的诺曼人大姓“达希”、“蒙哥马利”、“裴希”、“曼德威”经过了二十七代后依旧是牛津、剑桥或是法界、医界以及政界的常客。也就是说，英国的社会阶层构成800多年来几乎未改变，2012年的英国与前工业时代相比只是人口的流动性加大，而上层和中下层社会之间并未改变。
　　即使在崇尚自由竞争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迁移率也非常低。例如，20世纪80、90年代的数据就显示，约36%的父母处于财富分配最后5名的儿童成年后仍处于财富分配的最后5名，36%的父母处于财富分配前5名的儿童成年后仍处于财富分配的前5名。（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安鹏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153页）在很大程度上，社会迁移性往往与收入差距密切相关：收入差距越大，社会迁移率越低；同时，自由放任政策往往又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因而自由市场的推行往往伴随着社会迁移率的下降。美国的二战后发展史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经济干预政策使得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此时社会迁移性也处于上升状态；但是，从80年代开始，自由放任政策使得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其社会迁移性也急速下降。相关的研究结论也出现在英国等发达国家，正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自由放任政策的普遍实行，导致西方社会的社会迁移性不断下降，儿女未来的收益和地位越来越依赖于父辈和家庭。为此，杜格和谢尔曼曾写道：“有一种神话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勤劳而致富，可以在竞争市场上取得成功。但资料显示，在美国致富的最佳途径是有一个富有的爸爸。”（威廉·M·杜格、霍华德·丁·谢尔曼：《回到进化：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对话》，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更为严重的现象是，越是崇尚自由竞争的社会，社会迁移率往往还越低。例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布兰登和其同事在美、英、德、丹麦、挪威、瑞典、芬兰以及加拿大等8个国家中计算儿子出生时父亲收入与儿子30岁时收入之间关联的社会迁移，结果就表明，美国的社会迁移性远远低于其他国家，英国也比其他国家低很多，而欧洲的社会迁移性则相对较高。（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安鹏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152页）同样，《纽约时报》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也指出，最近5项独立研究发现美国社会流动性低于加拿大和西欧。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美国社会更崇尚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崇尚市场自由竞争的自由至上主义更全面地支配了美国社会；结果，自由经济政策使得美国的收入差距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大，而美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也比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更为坚固。显然，这些数据揭示了与流行的“美国梦”截然相反的现象。所以，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说，“视这个国家为充满机遇的‘美国梦’越来越蜕变为由轶事和故事所强化而不是由数据所支持的一个梦想、一个神话。现在美国人从底层奋斗到上层的机会少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人们。”（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序言第Ⅹ页）
　　三、现代主流经济学缺乏收入分配理论和政策
　　基于社会不平等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这一资本主义现实，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提出一系列的解决建议：征收15%的资本税、把最高所得税提到80%左右、强迫银行提高透明度、提高通货膨胀，等等。尤其是，皮凯蒂着重强调在全球范围内对收入和资产实行累进税制，其主要作用有三：（1）以最为公平的方式为公共服务、社会保险和教育机构筹资；（2）缩小市场和私有财产制所带来的贫富差距，特别是限制社会阶层顶端的收入及资产的过度集中；（3）使收入和资产变化透明化、公开化。显然，这些主张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完全背道而驰。
　　事实上，每当社会收入分配处于严重失衡状态之时，收入分配和分配正义往往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系列相关政策也会得以提出。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19世纪上半叶的西欧和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充分显示了这一点：这两个历史阶段都是经济发展极为迅速而收入分配迅速拉大的时期；面对上述具体的现实社会困境，如何将社会正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往往就成为当时经济学大师们所思考的核心问题。
　　然而，尽管经济学说史中存在大量有关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理论思考，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就通过边际生产力理论而将分配理论嵌入到生产理论之中，从而实际上否定和取消了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事实上，根据边际生产力分配原则的生产具有这样两大特征：（1）市场竞争使得各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报酬正好等于其贡献，因而市场经济中的初次收入分配是符合正义的；（2）市场精神使得稀缺性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从而是具有效率的。既然完全竞争市场经济中的初次收入分配是正义的和有效的，那么，学者关注的重点应该在于如何完善市场机制以更好地实现机会正义和配置效率，而非关注市场以外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及所谓的社会正义问题。
　　同时，正是由于市场收入被视为是正义的，私有财产也就成了神圣不可侵犯之物，ZF不能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进行征税。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人们之所以愿意交税，仅仅是为了换取ZF的服务（提供公共品或安全保护），而超过服务之外的税负都是不正义的。正是基于效率、正义和自由三方面为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进行辩护，现代主流经济学就看不到生产与分配之间的性质差异，看不到收入与贡献之间的脱节，看不到分配对生产的影响，从而也就看不到现实市场中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就无法为公共财政尤其基于收入再分配的财政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反而对累进制税收、转移支付等强制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事实上，传统财政理论的基础在古典经济学，它对公共品的供给水平是基于社会成本-收益原则进行评估的，而为之提供的资金则是按照“与支付能力相一致”的公平原则进行征税。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把私有财产视为正义的，而把每个人所获得的ZF公共服务量可以看成是相同的。因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就倾向于简化税制乃至鼓吹单一的比例税制，最极端的实践情形则是撒切尔试图恢复封建时期的人头税。从历史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各国的转移支付得到最迅速的提高，此时收入的不平等也获得普遍下降；但是，在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各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开始上升，而再分配转移的增长却没有那么迅速。之所以如此，就在于20世纪80年代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开始占据了支配地位。
　　四、收入分配应成为经济学的核心议题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所探讨的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它主要基于范围广泛的数据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进行了剖析和批判，而这些分析一直为根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充斥着各类假设和模型的主流经济学所遗忘和排斥，但它并没有提供严格的理论解释。在很大程度上，《21世纪资本论》一书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主要在于经济危机为经济学反思提供了有利契机，而该书延续着以斯密和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讨论，试图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上恢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取向。尽管如此，从《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我们依旧可以得到这样两点重要启示：
　　第一，ZF应该为解决社会不平等和收入差距问题承担重要责任，尤其是要通过民主化制度建设来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按照莱斯特·瑟罗的观点，真正的民主制通过致力于整个社会的善寻求它自己的善，从而向它自己征税最多；而寡头制则通过剥削社会的其他人来追求它自己的利益，从而向它自己征税最少。因此，寡头政治取代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收入增长的不平等。显然，西方社会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发展表明，现代自由资本主义正在以寡头政治取代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反民主的。所以，皮凯蒂说：“民主不仅仅是一位公民一张选票，她更是对平等机会的一个承诺。”相应地，这就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市场机制和民主体制的关系：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自由放任，而应该与民主体制的发展镶嵌在一起，要基于民主体制对市场经济所基于的规则进行调整和完善，从而保证市场机制的公正合理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收入相对平等。
　　第二，学术界应该从更广泛的视角去理解真实市场的运行逻辑，尤其应该将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事实上，收入分配本身是社会性的，它往往决定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和分配规则；相应地，人类社会有关公平、正义等的认知也都是社会性的，它们往往随着社会演化而拓展。尤其是，在面对愈益恶化的收入分配和社会生活的两极化情形时，我们就直面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的提问：“正义允许收入和所有制的严重不平等吗？正义要求对那些作为过去不正义之结果的不平等性作出补偿——即使那些为这种补偿付出代价的人并没有在造成这种不平等（状况）中起任何作用——吗？”（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显然，由于现实世界中的市场主体是异质的，纯粹市场机制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往往是基于社会原则而非贡献原则；相应地，纯粹依靠力量决定的市场必然是一个掠夺性市场，必然是一个缺乏社会正义关怀的制度，必然会产生收入差距的严重两极化。因此，就有必要将收入分配问题与社会制度、分配正义等结合起来，将不断演进的公平正义观嵌入到经济理论和政策之中。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责任编辑：狄英娜

马克思不是总爱拿总资本来说事吗。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现在再说一遍：


假设三胖国的总资本是100亿朝元。不变资本为：80亿朝元；可变资本：20亿朝元。回答我：超过总资本100亿朝元的剩余价值20亿朝元从哪里来？

每一次都是儿子打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