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yangtzeriver在2008-6-4 13:27:00的发言：最根本的问题恐怕是,如果你不贪,你就不能官了. 上下左右,谁不害怕一个异类? 何况,"不跑不送,降级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不贪,哪来的钱去送? 几下子就降回家抱娃娃去了.
官本位思想的佐证，现实就是如此，和谐社会啊，一个和谐社会需要大家呐喊吗？是不是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愚弄大众而已。每次都是大炮打蚊子，这里转载下肉铺僧的一篇文章《理念人》给大家开阔见识。
| 《理念人》 |
| 2008-6-2 星期一 |
“知识分子”这个话题一直很热闹。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他们都比较自恋，而写书的家伙们碰巧又都是知识分子；二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五花八门。最宽泛的定义来自于西摩尔•利普塞特，他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切创造、传播和应用文化的人，这里的文化是指由艺术、科学和宗教组成的人类符号世界。”这个定义简直比“识字的人就是知识分子”还要宽泛，与库布勒的“所有人造的东西都是艺术品”有得一拼。这样的定义在抹除争议的同时，却也让讨论无法继续，像一句俏皮话，不能当真。朱利安•本达的定义是“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这个说法类似于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他说：“知识分子全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用目标，他们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思考中，简言之，是在获取非物质的优势中寻求乐趣的人”。这个说法与罗素关于学问的说法异曲同工。罗素说：“高级的学问都是无用的。”
68年五月风暴过后，福柯曾哀叹说：“知识分子从此销声匿迹，只剩下各专业领域里忙碌的专家。”从这句话来看，“无用的知识分子”与“有用的专家” 显然是一个相对立的概念。二者的区分，类似于“形而上之为道，形而下之为器”。本书作者科塞显然认同这个说法。《理念人》这个书名，则是源自卡尔•曼海姆关于知识分子的一个很精致的定义：“知识分子是把利益冲突化为理念冲突的人。他们把使人不安和不满的潜在根源揭露出来，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自我认知。”
作为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一项社会学考察，全书分为三个部份：首先，从知识分子作为职业在社会中成为可能并得到承认的两个必要条件----他们需要听众、他们需要经常与自己的同行接触-----入手，讨论了他们的沟通平台和表达渠道，包括沙龙、皇家学会、著作界、社团和审查制度；其次，讨论了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最后，讨论了美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处境。全书最精彩的部份当属第二部份----知识分子与权力机构的关系。
可想而知的是，即然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是对社会进行批判，那么，如果一个知识分子是某机构的成员、或经济上不独立非打工不能糊口、甚至成为政府的幕僚，其独立的地位就会丧失。批判云云，即流为空谈或作秀。科塞说：“知识一套上权力这个重轭，就会失去其本质特征，必然变为辅助性的了。将知识套在权力的战车上，也就是阉割了它。……要想成功地在掌权者中扮演一个参与者或温顺的专家角色，就必须以知识做祭品。”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要么像净身一样，完成幕僚化、机构化和专业化的转变，成为一个“博学而寡言、弱小而恐惧”的小职员，如罗斯福新政时期大批满腔热情投身政治最终抑郁失望的年轻知识分子；要么像卫生纸一样，被当权者擦过屁股就扔掉，如把拿破仑扶上位的“意识形态专家”和1956年的波兰修正主义分子----统治者屁股一坐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抬轿子的尽数斩除。属于知识分子的光荣实在是为数不多：英国的费边主义者建立起严密的组织以保持独立的身份，以向政府内阁和官员提供各种统计表格和建议为己任，潜移默化地向英国当局灌输社会主义思想。靠着坚持与老爷通奸、绝不被老爷收房的策略，艰难地保住了尊严，并直接催生了工党政府，也算是功德圆满。而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才算得上一场真正的胜利----在公共舆论的帮助下，知识分子战胜了腐旧的法律和官僚，伸张了正义。
知识分子直接掌权的例子，见于法国的雅各宾派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无不以彻底的悲剧和失败而告终。原因在于知识分子们仅仅把世界视为供他们操纵的对象。他们急于依照心中的蓝图去建设一个全新的世界。现实世界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过渡状况，有待成熟且毫无“真实感”。当自上而下的秩序归于失败之后，知识分子们就变得颇不耐烦，于是就要肃反、要文化大革命、“断头台必须要保持工作”。最初的救赎对象被“恨铁不成钢”的知识分子们摒弃于政治生活之外，成为陌生的“他者”。而政治行动的工具----官僚体系----却窃取了权力本身。一如罗贝尔•米歇尔所写的，“机器本身成为目的”。曾经画着最美最好的蓝图的白纸，化作累累白骨的尸布。一声轻叹过后又走回起点，复归于为统治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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