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这个东西，主要是感觉现在的中国经济学界，西方的经济模型泛滥成灾，看似搞得很科学，实际上反而妨害了真正的经济学交流与思考。

我不想讲大道理，以下，主要基于我自己在研究和教学中遇到的情况，给大家谈谈。

一、什么是经济模型？

现在一般都是这样说：经济模型是一种经济理论的数学表述，把复杂的经济关系，去掉次要变量，突出主要变量，并用规范的数学形式表述出来，一般包括几何图形和代数方程式。

进一步说，经济模型有两种：一种是数理模型，用数学方程表达经济变量关系，并用数学逻辑推导出结论。这种数理模型往往是定性式的；另一种，则是，计量模型，是把经济理论、数学、统计学，联系起来，包括：建模、估算参数、检验模型、预测未来、提出政策性建议。

大体如此。无疑，以上这些数学模型，主要是来自于西方经济学的发明创造。中国学者基本上是拿来就用，或者做简单的修正。

打开现在的经济学杂志，各篇文章基本上都充斥着数学模型，文章的名字也常常冠以“关于某某经济现象的实证分析”之类。文章内容也有个基本规律，前面一点汉字，后面一点汉字，中间绝大多数全是数学符号和数据，让人怀疑这是经济学论文还是数学论文？！

搞各种横向纵向课题，最主要的内容，也全是这类模型，更多的是计量模型，于是，数据的搜集和整理，往往成了研究人员时间精力和科研经费的主要出处。

本科、硕士、博士学生毕业写论文，也全是数学模型。学生似乎都已经形成默契，没有套用模型，就不算是学术论文，老师直接不给通过。

这种风气，大约是从九十年代，从西方流传过来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愈演愈烈。

但是，根据我教学和科研的感觉，数学模型的泛滥，不是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学，而是反而导致了真正的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压抑，滞后。记得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上大学，经济学界对当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问题的讨论很热烈，各家杂志上经常出现来自东南西北各地学者之间的商榷文章，这些问题，都来自于经济现实，讨论当然也大大推进了体制改革。那个时候，记得每一期《经济研究》出版，都会成为学生卧谈会的主题，学生被时代的问题激荡着，学习也与时代的脉搏紧紧相契合。至今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厉以宁、吴敬琏、华生、郭树清、何家成、张维迎、周其仁……都是当年的活跃分子。

而到了现在，学术杂志已经很少有真正的学术争鸣，重大经济问题的证明都跑到互联网博客上了，博客上讨论问题未尝不可，但毕竟无法进行严肃的学术性讨论。教师、研究人员，更多地局限于很技术的细节问题，而对经济思想很不敏感，学生则脑子里装一大堆数学模型，而对现实经济毫无感觉。

二、经济模型泛滥的两大问题：

下面，我想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谈谈经济模型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滥用的情况：

1、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西方模型背后的假设，是建立在西方的社会经济背景基础上的，而我们常常不管这种前提假设是否成立，就拿来在中国乱套一气。

在八十年代，以中国社科院为典型，有关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是问题导向的，而现在则变成西方模型导向的了。

西方模型的前提假设，往往是根据西方特定的社会经济现实而做出来的。西方社会与中国有共性，但是又有很大差异性。经济学毕竟属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很不相同的，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在使用西方模型的时候，应该注意其前提假设是否符合中国国情。

我感觉现在学术界所犯的萨义德所说的东方“失语症”问题很严重。

我举几个例子：

（1）制度经济学里面，公司治理是一个很热点的话题，但有关的理论最主要地涉及到的是美国的经验，放到欧洲德国，日本的市场都不大合适。而放到中国就更不行了。

记得看过一篇《经济研究》上发表的文章，将美国股权结构中存在的“倒U型曲线”规律拿到中国股市上进行实证研究。所谓的“倒U型曲线”是说，在美国的上市公司控制人，持有本公司的股票太少和太多，公司业绩都不好，不多不少才好，控制人持股与公司业绩，呈“倒U型”相关关系。但是，拿这个曲线，放到中国A股市场上实证分析，我觉得证明契合也罢，不契合也罢，都没有意义。因为这位作者都没想想，美国股市和中国股市的上市公司性质都根本不同。人家全是私营企业，我们的A股市场，差不多全是国营企业。

再者说来，中国的股市完全都是扭曲的，是政策市。而美国的股市是真正的市场化导向的，这两者之间，制度大前提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套用西方模型对中国股市搞实证性研究的论文，基本都是扯淡，问题都是伪问题。

（2）再举一个发展经济学的例子，林毅夫为什么挨骂？

前几个月，林毅夫和张维迎，在复旦大学主办的纪念杨小凯学术会议上，发生了争论。这是多年来少有的学术争鸣。双方争论的话题，大概主要是围绕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干预导向与市场导向各执一词。据说在现场，听众们一边倒地拥护张维迎，反对林毅夫。

遭到一边倒的反对，不一定代表林毅夫错了，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上；而且认真的学术研究和讲演会上的表演也不一样，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但是，林毅夫招骂确实有道理。为什么呢？

“道可道，非常道”，任何人都不可能说出全面正确的话，那只是正确的废话。有意义的话语，总是针对特定的现实问题而说的。这些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之所以搞得非驴非马，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政府的乱干预太多。所以，问题本来就不是抽象地讨论政府该不该干预经济的问题，而是在中国，政府干预的太不像话了的问题。林毅夫在此情此景下，还在争论说政府要干预经济，让人感觉他不是生活在中国，而是生活在真空里。

再比如在大约两三年前，林说，中国仍然需要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为主，理由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相比于发达国家来说，基础投资严重不足，所以应该积累搞建设，而不应该过早进入消费社会。

这话听起来不错，但又招骂，不仅是严肃的经济学家在骂，网上也有大量网友在一边倒地“拍砖”。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中国经济背景是温家宝的“四万亿投资计划”拉动经济，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90%以上来自于投资，导致滞胀和“国进民退”的恶果，不需要专家，都能看出来这种政策的荒谬性。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多投资少消费，这没错。但问题是投资主体应该是谁？政府重税征集财政搞建设项目，造成老百姓基本的消费不足（消费占GDP权重最低只有35%，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被用来搞无效率的建设了，这合不合理？可见，林毅夫的研究，实际上与中国的经济现实不相契合。虽然他算是个认真做学问的学者，但是有意无意之间，等于是为温家宝的错误政策提供理论辩护。难怪找骂！

（3）再举个《宏观经济学》教学上的例子。

（4）教科书上有个奥肯定理，我从来都不讲。因为不符合中国国情。奥肯定理指的是GDP与就业率之间的量化关系。但在中国不能用，哪怕做些数量上的修正都没用，因为中国的就业率统计，不仅是准不准的问题，而是在某种意义上根本无从统计的问题。原因：

第一，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是农民工，但是农民工要是找不到工作回家，你说他算失业还

是回归本业？

第二，按道理说，中国经济形势越不好，就业率就应该越低。但是，大量人失业了，他靠什么吃饭？他不是要自谋生路吗？摆小吃摊子、洗脚按摩、捡垃圾收废品、甚至搞金融诈骗，总之是要想办法活下去。所以，昨天我刚刚参加一个会议，有个学者透露一个怪现象，说近来有个有趣的现象，GDP增长率下降了，就业率反而上升了，因为服务业比重增加了。怎么增加的？很大程度上就是摆小摊的、捡垃圾的增加了。

归结起来一句话，奥肯定律有个制度前提，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完备社会保障制度，而中国没有，加上户籍制度的问题，所以，中国失业人口无从统计；社会保障若有若无，人们只好自我保障，这就造成经济形势下滑，就业率反而上升。

按照西方经济学标准教科书，宏观经济研究和治理的最主要病症之一，就是失业。早期的凯恩斯区分了周期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把后者设定为市场运行所必要的合理的，而把前者设定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目标。但实际上，后来人们发现，摩擦性失业大有来头，有很多不合理的因素，尤其是1970年代的供给学派，发现所谓的摩擦性失业背后，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福利保障制度造成的。但人家的研究到此为止的。可是在中国，最大的失业问题，的确是属于“广义的摩擦性失业的问题”，是结构性失业。但再仔细看，和供应学派说的又不一样，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我们的问题，实际上是产业结构的问题，是产业结构不能升级的问题。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企业缺乏技术创新能力的问题。

那么，这中间的差异在哪里？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是当前世界技术创新的发源国，不是一个大问题。产业结构不平衡了，价格机制就发生作用，夕阳产业价格下降，利润下降，企业亏损；而朝阳产业正相反，于是价格机制会自动将资源从夕阳产业转移到朝阳产业中去。所以美国宏观经济不研究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但在中国就不行，价格机制似乎不发挥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这就是中国和美国的主要不同点。所以，如果你不考虑这个，光是看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成天用宏观调控说事，就把问题搞歪了。

（4）再说微观经济学。有个非常简单而纯净的假设，理性经济人，好像通吃，没有道德和文化什么事情。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社会文化，造成行为差异这么大，都不在考虑之列。

但在现代则遇到了麻烦。举个例子，现实经济中，遇到的大量问题，都是不完全市场的交易，比如生产体系中，厂商与厂商之间的交易，比如企业内部的雇主和员工之间的劳动契约交易，单方甚至双方，都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结果变成了双头垄断式的交易关系。怎么办呢？博弈论就流行了起来。

博弈论比较适合于理性人之间的个案化交易分析，但却呈现出更复杂的问题。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无限重复博弈，在无限重复博弈的情况下，触发战略可以导致交易双方克服机会主义行为。模型的推导看似很完美，实际上漏洞百出。

最大的问题就出在所谓的多重均衡上，对“触发战略”的回应，可以有多个：我每20次有一次投机，其余19次合作，你答应不答应？我每15次有一次投机，其余14次合作，你答应不答应？我每10次有一次投机，其余9次合作，你答应不答应？……可达成的合作结果有多个，在哪一个结果上均衡？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而不是那个结果上达成均衡，也不知道。

于是就出来文化（“常规”和“默契契约”）问题，较为新鲜的理论解释，是行为经济学，或者实验经济学，或者演化经济学。重点是强调“公平感”对人的选择和互动模式的参与。人是要追求经济利益的，但人也是社会人，人要追求的是公平的社会利益，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但接下来又出现问题了，什么算是公平？不同的企业不同，不同的时代不同，更根本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文化也不同。结果，在企业内部的合作，企业间的商业交往，都可能包容很大的合作互动模式的差异。

举个例子，美国的劳动市场上，奉行“即插即用型”的短期化合作模式，而日本就风行“呼吁式”的长期化合作关系，也就是所谓“终身雇佣制”。

所以，当我们过分追求微观经济学中的模型，实际上不自觉地就陷入了美国模式，对中国社会经济的问题，就无法展开研究。甚至因为简单套用，而把问题忽略了。

关于中国人社会交往的模式，社会学家费孝通有个“差序格局”，对中国人互动合作的把我很传神，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有几个人知道这个概念，又有多少人在用这个概念进行中国市场交易的研究？

2、第二个问题，更幼稚的问题在于，为了模型而模型，经济学思想反而被简单地忽略掉了，这在科研中如此，教学中问题更大。

前面说过，西方模型，本来是经济思想的数学表达，之所以用数学表达，目的是为了使经济关系的表达更加清晰，规范。但是有得必有失，在文字性表述中，你还能看到那些被舍像掉的所谓次要的因子的潜在作用，也就是经济模型背后的鲜活的现实背景。而在经济关系被数学化地表达了以后，人们可能执着于数学形式本身。导致为模型而模型。

（1）举例一：我曾经用过一本北大出版的微观经济学教材，高教出版社出的，其中关于供求曲线部分，写作的老师不知道怎么想的，大段论述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交叉的可能性问题。从数学上来说，这的确是个问题，既然两条曲线交叉，那当然有可能不交叉。但是从经济上来说，这是个屁问题。

还有就是所谓的《高级微观经济学》，上来就用复杂的数学方法，大肆研究无差异曲线的什么“凸性”，“拟凸性”问题，研究到最后，还是一条无差异曲线，基本上对无差异曲线背后的经济思想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贡献，我就搞不清楚这样的《高级微观经济学》究竟高级在哪里？

有人也许会对我斗胆批判《高级微观经济学》不以为然，其实你不以为然的“底气”也不过就是从众心理带来的安全感。就好像“皇帝的新衣”里面的那些看客一样。

如果放眼历史，“皇帝的新衣”故事多次上演，古今中外皆然。西方中世纪有“唯名论”和“唯实论”只争，围绕纯粹的宗教想象，床上架屋，屋上架床，折腾了半天，看似很玄奥，其实屁用都没有，后来来了个愣小子，“奥卡姆剃刀”，一扫而空。

中国的东汉经学家们，搞五经研究，牛逼的不行。《五经》之每一经的著述，都要消耗成百上千高智商人的一生心血，有的经文中每个字下面的著述都很多，有的多达几万字。在那种阵势下，谁敢挑战这么多有智商的装逼者。但是，事后证明，这帮人就是装逼的人。

所以，想想历史，我们也许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2）为模型而模型，就是装逼，严重妨害经济学学习和研究。

举例二，我的研究中，看过好多这类论文，举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美国一本著名经济学杂志上，登载过一篇少壮派的文章，主要观点很简单，一个人同时有自利和利他两个偏好，什么时候选择自利还是利他呢？作者认为取决于二者边际效用的比较，二者互为机会成本。比如说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但如果捡到的不是一分钱，而是一百块钱，一万块钱呢？随着钱数的增大，把它交给警察叔叔这种利他主义行为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所以终将有一点，这孩子不交了，而是选择私吞了。

这个论点，本来很有意思，但接下来，重要的工作室，如何证明这个论点是普遍成立的，或者是有什么限制条件。怎么证明呢？

这位作者建立数学模型，然后推导。由于我数学功底不太好，花了我十几天的时间，才把整个的推导过程搞明白，结果才知道，就是同义反复。作者要推导的结论，早就在前提中预设好了，还证明个屁。

我们都知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里的“假设”实际上就是个结论，比如说地理学家魏茨曼假设拉丁美洲和非洲本来属于一块大陆，这是个大胆的假设，怎么去证明？大家都知道，魏茨曼是跑到西非和拉丁美洲东海岸辛苦地收集岩石和古生物化石，进行比较研究来证明的。如果按照经济学家的路数，该是在书斋里弄个数学模型来证明吧？

针对现实的假设，却用数学来证明，你不觉得这很荒谬吗？

我们好多学者，把前提假设都限定好了，得到必然的结论，但前提假设符合事实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反而置之不理。

（3）学生有样学样，玩弄数学模型，在这些年的毕业论文中，可谓触目惊心。印象最早的，我记得有个学生，考上了清华大学，挺牛逼的，毕业的时候，写了个论文，“投资与GDP的相关性的实证研究”，我说你这等于是屁问题，研究经济学的都知道二者有相关性，还要你来研究。

还有的学生搞什么股市谣言与股价的相关性研究，你说这不是屁话么？你还不如研究一下公鸡打鸣和太阳升起的相关性研究得了。

再说个复杂的，有学生研究，公路投资与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关系，希望得出的结论是，经济落后地区，公路投资的边际贡献率越高，反之则反。但是在论证中，他没有时间序列的数字，怎么办呢？他就把全国不同省份在同一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和公路投资增长率给联系起来。

但是我说这里面涉及到好多因素的干扰，比如时代变迁的问题、各省的地貌差异、产业结构差异，等等，都会对公路的经济贡献有影响。再者，除了公路投资以外，好多因素都影响到一个省的经济增长。所以，你拿着各省的“经济增长率”和“公路投资增长率”两个被“严重污染”的数据做回归分析，得出二者的相关关系，其结论有多大意义？

说白了，学生就是为了用模型而用模型，否则怕老师不给毕业。

我的学生，受我的影响，不大用模型，就要小心翼翼，怕评委老师说这不是经济学论文。我很愤怒，现在在经济学界，已经不知道什么叫论文了，好多研究，本来有问题，有逻辑，有分析，有理路，有观点结论，就是没有模型，反而被扔掉了。

三、提三点建议：

第一，希望同学们有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学习研究，而不应该从本本出发，从模型出发，来套用现实。

第二，希望同学们多读历史现实，一个问题，一种现象，首先搞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是什么？

第三，最后，才去读有关事件的争论，有关各方面怎么说的，说话的理路，所依据的思想是什么？

这三点意见，实际上是个学习和研究的顺序问题，我们现在，就是把上述三者之间的顺序给搞颠倒了。所以，我的建议，归结起来是一条简易，就是把被颠倒的关系给正回来。

最后，由于我主要是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写这个东西，没有做专门的研究，没有时间专门收集资料，所言可能多有偏颇，言语不周，敬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