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自小生活在古楚感性文化遗存的辰沅间，耳濡目染，谙习各种社会风土人情。而他初到北京时，客居他乡的困顿压抑与苦闷在精神上需要释放，故乡的温情慰藉了一颗孤寂的心灵，故乡就是他的精神家园。另外20年代后期北京文化界对民俗的重视更是激起了沈从文对于故乡奇风异俗的热情。所以他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故乡。这个时候，他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的目的是抒发小我的得失衰荣，因此该时期他创作的作品中出现的是相对于都市文化的异域苗家人物形象，再现了异于现代文明的苗族的原初的生活形态，而不是深入苗族文化精神的内核。被徐志摩誉为“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的《市集》中如此描述“我们还有机会见到许多令人妒羡、赞美、惊奇，又美丽、又妩媚、又天真的青年老奶（苗小姐）和阿雅（苗妇人）”。《瑞龙》也如此描述：“扛着大的南瓜到肩膊上叫卖的苗代狗满坪走着。”在《私塾》中，他写苗人“用山上长滕扎缚成的浮在水面走动的筏，”苗女“头上帕子比斗还大，戴三副有饭碗口大的耳环，穿的衣服是一种野蚕茧织成的绸锦，裙子上面多按钉银泡（如普通战士盔甲），大的脚，脚踏着划鞋，或竟穿用稻草制成的草履。”沈从文如此感奋地评论：“君，这是一幅怎样动人的画咧！人的年龄不同，观念亦随之而异，是的确，但这种妩媚，又野蛮，别有风光的情形，我相信，直至我老了，遇着也能仍然具有童年的兴奋！忘到这筏的走动，那简直是一种梦的神迹！”那些小腰白齿、胸脯高肿的苗族姑娘，瘦小的苗代狗，还有头缠长帕，手拿包金镶银烟斗的苗族“酋长”，这些作品确浸透浓郁的异域情调，体现了相对于都市文化的文化他者生存形式，对都市文化表现形态来说，耳目一新，属于“陌生化”的抒写。
沈从文该时期的作品所采用的叙事方式、语调，以及作者的描述立场所体现出的文化身份的确引起了许多学人的关注。刘洪涛先生敏锐地把握到了沈从文的民族身份与他的文化阐释立场之间的矛盾之处：“他身上的苗族血统，但他作品却凸现了苗族作为‘他者’的存在：苗族人仿佛异类来到‘我们’的土地上，成为‘我’们观赏和感受的对象。”为什么会出现“他”“我”的倒置呢？沈从文此时的文化身份究竟如何定位呢？对于沈从文的叙事背后的文化阐释者的文化身份及立场我们可以从语言人类学角度进行分析。语言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系统，既可以作元语言，也可以作隐喻手段，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还可以视作社会行动。“人类语言的存在是一个与人类生息同步的过程，与社会和文化相共，不断发展变化，在社会实践中取得意义，在历史长河中记忆文化。信息来自差异，从声音的抑扬顿挫，到外部环境，内部心理的发展变化，都是信息得以存在的前提。没有变化，没有差异没有新陈代谢，就没有信息。话语权力表现社会地位，语言作为反映文化阶层。”我们分析沈从文《在私塾》一文中写他和朋友一起去“长宁哨赶场”的情形：
“这里的场介于苗族的区域，这条河，上去便是中国最古老民族托身的地方。再沿河上去，一到乌巢河，全是苗人了。苗人酋长首领同到我们地方人交易，这场便是一个顶适中地点。他们同女儿到这场上来卖牛羊和烟草，又换盐同冰糖回去。百分人中少数是骑马，七十分走路。其余三十分则全靠坐那小船的来去。就是到如今，也总不会就变更多少。当我较大时，我就懂得要看苗官女儿长得好看的，除了这码头上，再好看没有了。”“我们可以坐到筏上去坐！一个苗酋长，对待少年体面一点的汉人，他有五十倍私塾先生和气。他的威风同他的尊严，不象一般人用到小孩子头上。只要活泼点，他会请你用他的自用烟管（不消说我们却用不着这个），还请你吃他田里公主自种的大生红薯和甘蔗，和梨，完全把你当客一般看待，顺你心所欲！若有小酋长，就可以同创这小酋长认同年老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