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
    新政治经济学既不同于经济学，又不同于政治学，而是这两门学科的有机融合。盖保尔认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特色是把经济结构的历史与制度分析和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分析结合在一起，从而超越现有的多学科之间的方法论分歧和僵化的思维定式。《新政治经济学》杂志在1996年3月的创刊号上有一个发刊词，说明了创办这本杂志的宗旨和目的， 也反映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发刊词写道：“《新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创立一个把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所特有的丰富想像力和20世纪社会科学的分析技术的发展结合起来的工作论坛。它寻求以概念创新为基础，例如结构理论、制度经济学和新公共选择理论，它们试图创立一种综合分析，藉此把按照理性选择来分析经济当事人的过度简化的理论（parsimonious theories ）和从制度和历史方面来分析结构的因果推断的理论（contextal theories）结合起来。”
    　　1.新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
    多年从事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凯波拉瑟（J·Caporaso）和莱温（D·Levine）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认为， 新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承认以下两个核心假设：（1 ）政治和经济过程与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应该作为一个复合体来研究，它们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研究领域。（2 ）正确地理解政治需要对经济结构和经济过程的解释给予特别的重视。
    新政治经济学力图把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和方法应用于政治学的论题。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具有精确性和严密性，而现有的政治学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精确性和严密性；甚至近些年有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学不仅可以为政治学而且可以为各门社会科学提供基本的分析工具，于是在西方社会科学文献中有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的说法。因此，经济学的方法无疑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但是新政治经济学又不同于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理性选择理论，新政治经济学要通过从制度和历史的角度来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和概念，重构大多数经济学模型。“新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任务是找到把制度主义解释和理性选择解释重新结合起来的各种方法”。（参见安德鲁·盖保尔：《新政治经济学》，载《政治研究》，1995（3 ）。）
    新政治经济学又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特色是关心政策和制定决策，它的目的恰恰不是要解释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而是要解释这种制度可能会如何运行和应当如何运行。自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以来，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内容一直是评价政治—经济制度，分析这些制度的优点和缺点，并为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向政策制定者推荐最适当的体制和结构，特别是有关福利、分配、增长和繁荣的体制和结构。政治经济学始终关注的是国家并分析既作为代理人又作为结构的国家。因此，政治经济学成了一个问题导向的研究领域，它讨论价值，也分析经济、政治和社会如何运行。它能够利用不同的原理，提出诸如当代工业社会组织起来的方式和它们如何得到改进这样一些基本问题。
    古典政治经济学包括三个主要理论：（1 ）有关政策方面的实践理论。这方面理论涉及规制和促进财富创造，以及使政府财政收入最大化的最优途径。（2 ）有关国家和经济的关系应当具有的理想形式的规范理论。（3）描述一个社会制度实际运行方式的科学理论。 这三方面理论是内在关联的，如果把它们割裂开来，政治经济学的特色就会丧失。亚当·斯密是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最初创立者，他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关键作用不是进行了最初的理论研究，而是用一种对新社会高瞻远瞩的眼光把这三方面理论综合起来。为了改进公共政策，他试图找出那些使社会繁荣的过程和制度。
    在19世纪，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研究支配人类社会而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的学科，但是它从没有失去它的指教性的、政策导向性的特征。因为它是根据经济运行方式的理论提出改进政府和公共政策操作，所以它才是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对上述三方面理论，即规范的、政策导向的和科学的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作了系统的理论分析，从而是“市民社会的解剖学”。
    　　2.经济思想史上的方法论之争。
    从经济学说史上看，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西方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期的主流经济学，那时并没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分野。打破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相统一的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边际革命。边际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独特的范式和一种新的价值概念，它把注意力由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转向分析如何在稀缺条件下在各种目标中做出选择。这种转变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说德语的学者中引发了一场关于方法论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的主角是卡尔·门格尔（Karl Menger）和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 前者是奥地利学派的创立者、边际效用论和主观价值论的三位首倡者之一；后者则是德国历史学派领袖和国民政治经济学的坚定倡导者。这两个学派之间争论的焦点是用什么适当的方法来解释经济现象。奥地利学派强调经济现象是普遍的，而不是和特殊的历史因果联系有关，因此需要借助演绎法来分析经济现象。历史学派则主张经济现象需要用特殊的历史因果联系来解释，他们强调制度和文化对分析经济现象的重要性。
    奥地利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关于抽象方法和历史方法的分歧是原则性的大分歧，它对此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追随门格尔和瓦尔拉斯（Leon Walras）， 放弃了历史分析方法和制度分析方法，把这两种方法分别让位于经济史学和社会学。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作为一套分析技术，经济学的精确性有了极大的提高，随后发展起来的计量经济学更强化了这个结果，但是却越来越忽视经济制度的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这些方面的研究似乎是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事。人们根据方法论和研究计划的不同把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区别开来，并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形成不同的学术组织或学术团体。
    最初试图弥合这种分野的是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熊彼特发展了韦伯（Max Weber）的“社会经济学”的概念。 韦伯认为经济学应当是一门政治科学，对经济活动提出适当的经济理论而不考虑社会、政治和文化条件是不可能的。熊彼特对社会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作了区分，他保留了政治经济学中的政策导向理论。他写道：“我认为一种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它的作者根据某种统一的（规范的）原则，如经济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原则，对一组综合的经济政策的论述。”相反，经济分析是一门科学，因为它包括“使用进行实地调查和解释或推理的专门化的技术”。（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英文版，38、7页，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54。）他认为经济学家需要使用的专门化的技术有四种：经济史、统计学、理论和经济社会学。
    熊彼特认为，经济分析中所犯的基本错误多数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需要掌握历史事实和历史方法。他特别强调经济史的重要性，因为经济史的知识有助于发现那些非经济的制度事实。理论的任务是建造那些简化了过程的模型，“旨在描述现实的某些方面，为了按照某种程序规则建立另一些事物之间的联系而把一些事物看作是既定的”。（同上书，第15页。）但是他也认为，经济社会学作为另一种理论有它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涉及一般化的、典型化的和风格化的经济史，为了研究与经济行为有关的社会制度，需要使用诸如私有权和政府管制这样一些概念。
    熊彼特把社会经济学看作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政策导向理论和规范理论的替代物，也把它看作是解决方法论问题的一种途径，它在对立的学术营垒之间架起了联系的桥梁，让两种方法论在经济分析中都拥有一席之地。
    熊彼特的思想没有变成现实。西方主流经济学照旧从它的理论模型中剔除一切制度分析和历史分析。这种方法论上的两个营垒在彼此分离的学科各自为政，经济学和政治学越来越被看作是相互独立的学术领域，两者需要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分析。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熊彼特在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经济学方面的影响要大于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政治学的影响。
    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无意把政策评价、规范描述和科学分析综合起来，韦伯和熊彼特设想的社会经济学的失败并没有消除对科学的或规范的政治经济学的需要。相反，在国家扩张和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时代，这种需要越来越迫切了。由于政府卷入经济的范围和程度日益扩大，以及需要为日益增长的政府干预确定新的政策安排的原则，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强而不是越来越弱，凯恩斯主义创立的政策导向的政治经济学填补了这个需要。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遭到货币主义者的不断攻击。新右派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进一步把这种攻击扩大为对凯恩斯主义政策和制度描述的假设前提的广泛批评。市场失灵的争论转变成政府失灵的争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右派思想和政策计划在西方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刺激了公共选择学派的发展，以及把经济学的论证方法应用于分析政治现象。这也有助于通过批判现有的正统理论并对处理国家—经济关系提出另一种思路和政策体制，重新把政治经济学引入政策争论。
    总之，新政治经济学试图把理性选择分析和制度分析、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把政策评价、规范描述和实证分析融入同一个理论体系。这使得新政治经济学具有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明显不同的特征。
    　　　　四、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西方政治经济学家虽然根据他们的分析方法和思想偏好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流派，但是他们都认为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国家和经济（市场），也就是公部门和私部门的关系，尽管他们对这种关系的性质持有不同的见解。在公部门这个政治学的研究领地，占统治地位的制度被定义为单一民族国家；而在私部门这个经济学的研究领地，占统治地位的制度被定义为国内市场。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国民经济与国际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分。
    新政治经济学反对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当事人与结构、国家与市场的旧的两分法，认为正是这种两分法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分开明为相互独立的几个学科。新政治经济学试图以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为基础，发展出一种综合的分析方法，把按照理性概念来分析经济当事人过度简化的理论和从制度和历史方面来分析结构的因果推断理论结合起来，用结构知识来改进对经济当事人的分析，用经济当事人的知识来改进对结构的分析，避免结构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相互独立所造成的许多研究缺乏独创性。
    新政治经济学认为，下列一些研究方法为新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工具箱，在这些方法中，坚持一种方法并不排除使用其他的方法。
    　　1.经济学中的制度一组织方法。
    有关研究制度的经济学方法由来已久。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研究制度。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把制度看作是外生变量，是不变的。以科斯、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反对主流经济学的制度不变这个关键假设，强调制度对于理解经济行为的重要性。他们试图解释制度和组织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会存在。他们在解释制度的起源和变迁时特别重视交易费用和契约的性质。他们也强调如何适应现存的制度或设计出一种新的制度来处理市场失灵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关键假设是，在组织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的方式中所内含的信息问题和交易费用使得在经济当事人之间的协调和合作的结果变得不确定。在现实经济社会中，摩擦和失灵是常态而不是特例。这种制度方法又被广泛用来考察国家、市场、中介组织和文明社会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无论是市场还是国家，都是非纯粹的制度，它们都是由特殊的路径依赖方式和在特殊的时间和地点由某种占统治地位的制度所形成的。
    　　2.经济学和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比较方法。
    这是由上述制度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派生出来的理论或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关注的是不同的部门和地区创新和变迁的动态学，讨论制度变迁、经济绩效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它特别关注由特殊的制度给发展和变迁所创造的障碍、刚性和机会。这种理论还使用社会科学中的其他方法，如规制理论、新熊彼特理论和可变专业化理论，在宏观层次上研究特殊的制度和组织形式。这些理论试图对决定部门和地区不同经济实绩的因素，以及决定社会经济制度存在、解体和转换的因素做出比较分析。
    　　3.社会学中的结构理论和战略—关系理论。
    近些年来，国家理论和历史社会学在西方学术界得以复兴，并且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刺激了一些西方学者重新探讨国家的性质。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主流政治学不考虑结构和经济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构理论和战略—关系理论试图克服这种结构和经济当事人的二元主义，把结构既看作是约束经济当事人的框架，也看作是为经济当事人提供实现理想的活动空间。与决定主义结构观点不同，结构理论虽然也十分重视结构，但是它把结构看作只有通过经济当事人才能体现出来。结构理论和战略—关系理论也反对方法论上的极端个人主义，后者完全不考虑结构，只关注经济当事人的愿望和目的。结构理论和战略—关系理论认为，成为研究和分析重点的应当是结构和经济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的主要特征。
    　　4.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很长时间占统治地位的范式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研究方法的核心是假定国际体系是由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民族国家又被设想为在追究它们根本利益的过程中理性行动的行为一致的经济当事人。近些年来，西方学术界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由此开辟了研究国际关系的许多新的理论和经验途径。这些批判理论从多角度批判了现实主义研究方法，特别是对现实主义在解释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跨国一体化、往来关系和跨国组织方面的能力，以及解释过时的政治组织形式及其合法性的逐渐消亡方面的能力提出疑问。批判理论试图回答在研究国际关系方面，相关的经济当事人和结构是什么样的，它倡导从国际的、比较的和发展的角度综合研究国际关系和新的全球经济。
    　　5.新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是把经济学原理应用于政治研究，特别是用理性假设来解释公共部门代理人即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的行为，以及解释按照投票人的偏好提供服务方面政府失灵的程度。新公共选择理论则横跨政治学和经济学，它批评老的公共选择理论关于代理人及其偏好假设的狭窄性和不现实性，主张把公共选择理论和来自经济学，包括新凯恩斯主义、奥地利学派和制度经济学中富有创新意义的理论传统思想结合起来。新公共选择理论在批评老的公共选择理论用非常简化的方式来分析结构和制度的基础上，重新考察结构／代理人问题和结构／制度问题，并探讨如何利用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技术和理论成果来为政治经济学奠定适当的微观基础。
    　　6.文化政治学和同一性理论。
    这方面的理论对其他社会科学中所使用的代理人和结构概念进行了尖锐批评，并反对那种历史可以通过某种理论上构造的同一性来理解的观点。它认为，批评的目的不应当是用一种理论基础来代替另一种理论基础，问题是社会科学是否需要理论基础。文化理论强调多样性和差异性，强调在现代世界环境下同一性的复杂性、同一性不断转换的形式、在塑造代理人和可能性以及反映权力和统治之间的关系方面理论的作用。文化理论认为，各种理论分析可以融合为一种相对主义的简化论，这种简化虽然会损害所有的社会科学，但是作为一种在广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中的工具，它对在代理人和结构理论中如何提出假设、如何就特殊的同一性、研究项目和知识形式提出见解，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批评性看法。
    西方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布雷顿金融秩序崩溃以来世界政治一经济体系的变化，以及各国政府管理庞大的公共部门、发达国家维持福利资本主义越来越困难的一种反映。越来越快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宣告了以各种各样的国家保护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体系即将终结，因此需要对一体化的世界政治一经济秩序做出新的解释，以研究和解释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经济的政治经济学需要更新换代了。
    西方新政治经济学又是在国际经济日益一体化和自由化，而民族国家的政治和主权是高度独立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它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这些矛盾激化的产物。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也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的经济学和单纯的政治学无法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研究经济问题需要考虑政治因素，分析政治问题需要使用经济学的方法，这是新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共识。
【责任编辑】陈翔云
【参考文献】
    1　D·莱尔，H·明特.贫困、平等和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英文1 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
    2　Andrew　Gamble.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alStudies,1995(3):517
    3　J·Caporaso and D·Levine.Theori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st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4　R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Relations. 1st e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我要了，XX！

奇怪，方教授理解的“新政治经济学”怎么跟我理解的差别很大啊。起码，他说的“新政治经济学”没有包括政府管制经济学、投票设计、社会选择理论啊。这些理论的共同点就是应用了激励理论。方教授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些？

以上内容可见方的著作《公共选择理论》

这本书文献太少，而且对国外新政治经济学的各分支把握也欠缺。建议去哈佛大学经济学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等地方查阅相关教授们的教案和工作论文。也可以查询台湾清华大学经济学系黄春兴博士的个人网站，他虽然是罗默的弟子，但对经济增长不感兴趣，回台湾后一直研究新政治经济学。

偶个人认为，中年经济学家中，大陆对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唯一到位的是社科院经济所的唐寿宁博士，他最早系统介绍布坎南的理论，并对宪政经济学颇有研究。北大姚洋博士和人大国政系刘海波博士应该是最好的后期之秀，势头非常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