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谢你的回复和建议！对于宏大和微观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在《制度经济学三人谈》中谈到过，深有体会！寻求宏大制度问题的微观基础，已经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中一个共识性的大热点，从Akerlof到Stiglitz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这可能也是诺斯后期的研究转向认知科学的必然结果，但不知你的转向是不是也与此相关呢？
正如你所说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宏观问题不在那么新奇，所以我们又需要重新回到新古典“简单优美”的原则？（也就是我的第二个问题所需要讨论的，虽谈补上微观基础的，但至少在讨论与新古典的融合和分裂之处）本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正在写一篇相关的综述！你的建议让我想起一个问题：如你所说的，既然新政治经济学那么明晰的微观思路，那么为什么新政治经济学至今还没有获得应有的突破呢？在我看来，这里必然还存在相当的罅隙需要经意弥补。比如，在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中将“政治人”也简单地处理成“经济理性人”，尽管为我们研究政治市场找到了简单规则，但实际上产生了历史中相当多不可解释的问题：在腐败横行的东南亚，为什么还能获得经济成功？奥尔森先前用了“共容利益”来解释，2000年的《权力与繁荣》用了一个“市场维护型国家”来更正了这种概念。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利益背后难道真的就是纯粹的利益嘛？除了利益还有什么呢？。。。。无论是西欧的发展史，还是中国的古代史，我们都可以看到开明君主的巨大作用。在新古典的世界中，是不可能由英雄的诞生，但历史恰恰是英雄的历史。
另外，从你的回复中看来，你似乎对新政治经济学的未来发展非常乐观，方向也是非常明朗的！一个统一的基础似乎马上呼之欲出。不知是阅读地太偏，还是我无意地忽略了重要文献。从我对最新的文献阅读来看，我似乎没有看到这种取向，盲目、混沌同样充斥着这一学科的发展。如果有可能，能否列出你相应文献。而且，即使就像你说的我们找到宏观的微观基础，在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来说，也只是一步而已，因为政治市场并不等同于经济市场，它具有特质的东西，这些似乎在布坎南的视野中忽略地太多了！
静候你的进一步回复！
[此贴子已经被nie于2006-1-14 9:26:3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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