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 艾尔特和克莱斯特在1983年出版了一本叫《政治经济学》的书，从那以后，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迅速膨胀起来，现在它已经扩展到了几个传统的领域。托森·佩森与嘉多·塔布利尼（Torsten Persson and Guido Tabellini，2000.p.2）认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追寻到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三个领域。 新政治经济学的来源的第一个领域是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卢卡斯的开创性工作。通过与系统的政策规则相对照，卢卡斯研究了经济政策的结果。通过理性预期假设，只有当政策正式成为规则的时候，我们才能对私人的预期给出精确的答复。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政策规则都是同样可信的，只有那些政策的制定者没有极力想抛弃的政策才是可信的，或者说是具有“时间连续性”的。这种思想给出了理性预期理论的博弈论基础。理性的个人进行策略性的推理，并且把它们的预期建立在对政策制定者的激励之上。完整的理论就必须包括什么决定那些激励的特殊假设，而这仅仅是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法的一小步。自从20世纪80年代宏观经济政策理论迈出了这一小步，大量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文献就出现了，并试图为政策制定者激励的假设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文献也给跨期政策选择和经济动态学以特别的关注。同时，这些研究也以一些相当表面的有关政治制度和政治冲突作为假设，并远离了经验和应用分析。对于这些传统的贡献，托森·佩森与嘉多·塔布利尼（1990）作了很好的总结。 新政治经济学的来源的第二个领域是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可以追溯到布坎南和塔洛克（Buchana and Tullock，1962）和奥尔森（Olson，1965）的经典贡献。这个流派主要关注公共经济学、贸易政策和管制政策。政府和选民之间的代理问题一直是处于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中心地位，而且公共选择理论强调的许多思想也仍然与经济政策制定的研究相关。这些对利益集团来说仍然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和院外活动以及无所不在的寻租活动。另外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学的代理问题起源于公众对一些特别政策计划并不充分了解，这是公共选择理论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公共选择理论也强调制度和制度约束的重要性。但是早期的研究者不大愿意使用正式的博弈论工具和个人理性的概念与假设，因而早期的理论研究缺乏理论的和微观经济的基础。这个领域的早期文献也已经由弗雷（1983）和缪勒（1989）作了很好的总结。 新政治经济学来源的第三个领域是政治科学的正式分析。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赖克（Riker，1962），也就是现在称为理性选择的理论。空间投票理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的出现，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发表，使得仅仅建立在个人偏好基础之上集体选择的一般理论的研究者的幻想破灭了。20世纪80年代，政治科学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基于特殊政治制度的集体选择研究。这种方法利用不合作博弈理论的工具，将制度细节进行模型化。具有理性选择传统的研究者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政治制度这样的问题上，而较少关注一些特别的经济政策问题。奥德胥克（Ordeshook，1986）对早期的文献进行了总结，后来缪勒（1997）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新。 十多年前，这三个领域是平行发展的，三者之间彼此没有什么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三者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在新政治经济学里，三者基本上进行了融合。新政治经济学采用了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均衡方法，并利用了理性选择的工具分析公共选择的一些经典问题和假设。 　　（五）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 西方经济学者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对新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也尚未完全定论，因而要对它的所有特点作一概括是困难的。在此，笔者只试图作一些提纲挈领式的表述。 新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融合。新政治经济学既不同于经济学，也不同于政治学，而是这两门学科的有机融合。甘布尔认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特色是把经济结构的历史与制度分析和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分析结合在一起，从而超越现有的多学科之间的方法论分歧和僵化的思维定式。《新政治经济学》杂志在1996年3月的创刊号上有一个发刊词，说明了创办这本杂志的宗旨和目的，也反映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发刊词写道：“新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创立一个把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所特有的丰富的想像力和20世纪社会科学的分析技术的发展结合起来的工作论坛。它寻求以概念创新为基础，例如结构理论、制度经济学和新公共选择理论，它们试图创立一种综合分析，借此把按照理性选择来分析经济当事人的过度简化的理论和从制度和历史方面来分析结构的因果推断的理论结合起来。” 多年从事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凯波拉瑟和莱温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认为，新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承认以下两个核心假设：（1）政治和经济过程与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应该作为一个复合体来研究，它们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研究领域；（2）正确地理解政治需要对经济结构和经济过程的解释给予特别的重视。新政治经济学力图把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和方法应用于政治学的论题。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具有精确性和严密性，而现有的政治学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精确性和严密性；甚至近些年有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学不仅可以为政治学而且可以为各门社会科学提供基本的分析工具。于是，在西方社会科学文献中有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因此，经济学的方法无疑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可是，新政治经济学又不同于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理性选择理论，新政治经济学要通过从制度和历史的角度来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和概念，重构大多数经济学模型。“新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任务是找到把制度主义解释和理性选择解释重新结合起来的各种方法。”（注：参见Andrew Gamble，“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Political Studies，1995（3），p.517。） 新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以异质性假设为基本前提。把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联系在一起的是利益异质性。（注：在新政治经济学中，把事物的不同特征称为“异质性”，也即非一致性，因而利益的异质性就是利益的非一致性。本文把非一致性都称为“异质性”。）如果没有产出偏好的异质性，那么，就不需要一个把不同的个人偏好加总成集体选择的机制。同样，如果没有这样或那样的利益冲突，经济政策的选择就会变成社会计划者最大化有代表性的个人效用。因此，德拉金（2000，p.10）指出，异质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或许有人会问，异质性也是许多经济学领域的关键。市场也是由异质性，即偏好的异质性、天赋的异质性、期望的异质性所驱动的。为什么不认为异质性同时是政治经济学和市场经济本身的基础呢？首先，利益的异质性或冲突对形成政治约束来说是必要的。其次，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也取决于冲突解决的方式。第一个观点非常清楚，那就是利益的异质性是必要条件，它可以解释为没有异质性，研究也就没有必要。对市场来说异质性也是必要的，但是，当考虑到通过市场和通过政治程序时，利益的异质性起着不同的作用。例如，通过市场来解决由于能力的异质性而导致的收入分配，与通过政治游说进行转移支付是不同的，不同的程度取决于税收转移支付决定政治机制。（注：林德布罗姆（1977）详细讨论了市场和政治制度分配机制的不同，以及二者的不同含义。）而且，在个人利益的异质性不能或不能简单地使用市场机制来解决时，政治选择的机制将会被使用。 那么，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异质性的类型有哪些呢？反映了行为者的异质性的第一种冲突“进入”了政治领域，它也暗含了不同的政策偏好。这里面有许多原因，人们或许仅仅是对商品有不同的偏好，或广泛来说，有不同的相对要素禀赋。人们或许发现他们处于不同的不能简单地根据偏好或禀赋进行归类的位置，因而导致偏好不同的政策。简而言之，个人多维的异质性导致他们偏好不同的事前政策。德拉金（2000，p.10）把这种异质性称为“事前异质性”。 同时还有另外一种异质性。即使政治经济行为者是有同样的“初始的”禀赋、偏好等等，同样还是有利益的冲突。行为者或许会对一件商品进行同样的评价，但仍然会有冲突，如果产品的分配（产品是私人的时候），或者成本的分配（产品是公共品的时候）是由集体决策的。经济政策通常都有分配的含义，这样，当一个政策有（或能够有）分配的结果的时候，自利的“代表性的”机构将会发生冲突。这些包括执政者提供给执政者的相金，而不管这些是养老保险金或是简单的执政时的“自我寻租”。既然“分配”可以解释为由事前要素禀赋异质性而导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差别，因而德拉金（2000，p.11）把这种异质性称之为“事后异质性”。这两种异质性并不是绝对地相互排斥的。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异质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这个问题上来。有关这一问题，德拉金（2000，p.11）指出了两点：第一，事后异质性不仅仅在收入分配的问题上很重要，而且在理解一些代理问题的政治方面，事后异质性也显得相当重要。而这些问题初看起来，异质性并不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二，前面我们提到通过市场和政治来解决异质性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那么，对具有异质性的个人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研究将会是什么样的呢？这就是多主体福利经济学的主题。在这里，行为者的事前和事后异质性对最优化政策选择的分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与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又是怎样的呢？尽管异质性在两个领域里都很重要，但是仍有很大的区别。福利经济学把多代理的目标函数看成是外生的，而政治经济学把需要最优化的目标看成是内生的。所以，德拉金认为利益的异质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关键。与此同时，托森·佩森和嘉多·塔布利尼（2000，p.6）在提出新政治经济学的三个假设时，也把异质性的假设放在了第一位。 　　（六）新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 在圣保罗（Gilles San-paul，2000）看来，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存在下列三个方面的问题： 新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局限性是理性预期的有限性。新政治经济学都把合理预期假设推进到经济学以外的领域。尽管它沿用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假设，但在新政治经济学里面，这个假设更容易引起人们的争论。在宏观经济学模型里，因为合理预期的假设无效，代理者仅仅有必要了解各种利益变量在经济偶尔出现均衡时的决定因素。 然而，当我们在新政治经济学里使用理性预期时，情况就会变得不一样。为了能够从政治变革中计算它们的收益，代理者必须完全了解政治变革会怎样地影响经济行为，特别是他们必须考虑一般均衡的影响。如果这样的政策改变像其他的冲击那样是随机的和有规则的，则我们需要了解从利益变化中所得到的损益。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合理的，例如，当我们考虑利息率和税收的减少或增加的公共政策要改变的话。 但更经常出现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政策的改变并不是经常发生，并且政策的改变是一系列意识形态演进的结果。这些意识形态本身反映了有关经济是如何发生作用的知识的演进。今天的公共政策提案，30年前根本不会提上议程，反之亦然。因而，许多改革是独特的，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是对本身属于独特的危机作出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对改革的效果作出正确的评估，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结构性的一般均衡经济模型。然而，这些对实际的代理者和我们模型的简单经济来说是可行的。在实践上，这些正在大大地加深理性理论。实际上许多政治冲突并不仅仅是利益冲突，而且是关于经济如何作用的冲突。 例如，当我们在处理诸如转型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时，这个问题就相当突出了。在一个几乎半个世纪里没有经历市场制度的国家，选民们怎么能够算出引入这样的制度对他们的福利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的人可能会争辩道，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动机是与西方生活标准的简单对比。这给有限理性的个人如何评估他们从改革中获得的收益，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简单的思路。但却忽略了与转型相伴随的问题，因为人们不可能预测到改革过程中所有的问题，人们的理性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新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局限性是计量的困难性。我们已经非常了解传统经济学的经验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产出和政策联系在一起。在新政治经济学里，要通过诸如选民偏好的分配和政治制度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政策。但在有些变量里几乎没有时间变动。例如，美国的宪法修订过，不过从来没有更换过；法国的宪法自从1958年以来就一直没有改变过；西班牙的宪法自从1978年以来也没有改变过。又如，政治稳定性，政府杰出人士的影响，或选举制度等，这些问题都不容易量化。在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经常包含许多主观判断的解释性变量。 托森·佩森与嘉多·塔布利尼（2000，p.481）也认为，理论与经验之间松散的联系是新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缺点。这是因为，首先，要发展政治制度的直接的数量测度方法是困难的，而且政治事件比较稀少，单一的政治主体的正式的时间序列分析很少是可行的。另一方面，某些时期平均产出的纯粹部门交叉研究会碰到数据兼容问题，而且需要大量的时间序列和部门交叉的联合数据分析。尽管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还是没有利用好现代的动态异质性面板数据预测技术的优势。 取得有限成功的研究是现代政党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这些文献预测左翼政府将刺激经济，而右翼政府将使经济增长放慢。美国和其他国家GDP增长率的表现与选举的一致性证明了这一点：保守政府赢得选举后，通常伴随着经济下跌，同时左翼政府赢得选举后，通常典型的是经济的较快扩张。然而，这里也有一些问题。首先，政党理论有大量的预测，但是其中一些并没有完全得到数据的支持。像德拉金指出的那样，这些模型也同时预测在左翼政府赢得选举后会伴随通货膨胀，但却没有证据支持。第二，不同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也有不同的区别，但在宏观数据中却有太多的噪音让我们利用它们的不同来区别不同模型。这些困难通过德拉金对经验证据的讨论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新政治经济学的第三个缺点是，它过于取决于在简单抽象模型里的特殊例子，这导致了两个问题。第一，通过简单地改变假设，许多结论就会被推翻，并且即使假定对模型进行抽象，也并不是十分明显就可以断定哪一个选择更合理。这些文献有着和理论性的政治输入—输出模型文献同样命运的危险，政治输入—输出模型文献由理查德·斯盖芒斯（1988，p.676）总结道，“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从理论性的政治输入—输出模型文献中引进了许多工具和比喻，例如，消耗战、空间竞争、委托代理模型、动态博弈等等。第二，模型结果对它想要反映的真实世界的映射也不明显。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拉奎·费南德兹和丹尼·罗德里克（1991）提出的。他们认为，从改革获得收益和损失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改革的停滞。这个理论的要点如下：假如有一个改革导致+1——60％的人受益，-1——40％的人受损。这个改革增加总的社会福利，并且如果人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否受损或受益，大多数（60％）的人将会支持改革。现在假设有2/3的受益者，例如40％的选民，知道他们将获取收益+1，而其他选民在剩下的20％受益者或可怜的受损者之间任意分配。这样，他们从改革中受益的可能性是20％/（20％+40％）=1/3。那些并不确信他们将胜利的人的期望收益是（+1）×1/3+（-1）×2/3=-1/3＜0。很明显，他们的期望收益是负的，所以他们反对改革。由于他们占了人口的60％，所以改革受阻且经济保持现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型，并且或许与诸如贸易改革的一些特殊的政策问题相关。 但是非常清楚，关于不确定性创造偏见以支持现状，并没有普遍的结果。我们再回到上述例子，假设现在有一半的受损者确信他们将损失1，同时剩下的选民仍是任意分配。他们收益的可能值现在是60％/（60％+20％）=3/4，因此他们的期望收益是（+1）×3/4+（-1）×1/4=1/2＞0。现在，不确定性使得改革的支持者由选民的60％增加到80％。 如果改革从决定性的投票者手里再分配走收益的话，就意味着不确定性引起对改革的抵触，但是如果改革有利于他或她时结果就会相反。我们再一次获得了一个结果可以被轻易推翻的例子。 在当今世界，由于政治生活意味着对经济生活的利益产生影响，因而经济与政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与这种趋势相适应，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发展也日趋紧密。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就是这种新视野下的一种分析框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新政治经济学不是标准意义上的经济学流派，而是一种交叉学科和研究取向。尽管新政治经济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由于它把经济和政治的分析纳入了统一的框架，而且也由于它对转型经济分析的独到之处，新政治经济学在我国重建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中也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二、西方新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革新 目前，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空前活跃，各种思潮相互碰撞，然而其发展却陷入了某种危机之中。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经济现象的解释和预见存在严重对立；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经济学理论本身的“范式危机”（程恩富，1999），也就是如何摆脱“苏联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困扰。摆脱危机和困扰的出路之一，在于借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合理内核，这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是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一）与政治学一起进行双向交叉研究 在经济领域里，有一个标准的参照系，即货币以及以货币为基础的价格体系，这样可以简化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并把各不相同的种种经济现象纳入到共同的参照系中进行比较，这些参照系可以衡量经济资源在不同领域里的稀缺程度，并通过价格体系，使经济资源从相对富余处流到更为稀缺从而更有效率的地方去。但是，在政治领域里不存在货币，同时也不存在像价格体系那样的共同的参照系来衡量政治资源的稀缺程度，并使得政治资源趋于合理配置。在政治领域里，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差异较大，用来衡量人们政治行为的评价系统较为复杂。 经济与政治两个领域的不同特点和相互关联，客观上要求进行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双向交叉研究。而新政治经济学既不同于经济学，也不同于政治学，而是这两门学科的一种融合。新政治经济学的特色是把经济结构的历史与制度分析和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分析结合在一起，从而超越现有的多学科之间的方法论分歧和僵化的思维定式。这种跨学科的研究确实具有单一学科研究所不具备的优势。可见，重建中的中国经济学也应该创立一种双向交叉分析，借此把按照理性选择来分析经济当事人的过度简化的理论，和从制度和历史方面来分析结构的因果推断的理论整合起来。 应当指出，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双向融合研究具有积极的实践效应。在现实生活中，当面对经济政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冲突，以致不同的集团偏好不同的政策时，就必须运用集体选择机制来决定经济政策，也即把各种各样的偏好“加总”成单一及集体偏好或决策。而这并不是在技术的含义上对不同的偏好给予不同的权重，以获得一个社会福利函数，而是在政治的含义上赋予决策以权威，以便成为普遍接受的政策。我国政府在作出各种经济决策时，也需要平衡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冲突，因而引入政治学的分析工具，有利于我们加强对经济决策进行分析，并实现决策的科学化。 　　（二）引入利益的非一致性假设 把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联系在一起的是利益异质性。如果没有产出偏好的异质性，那么，就不需要一个把不同的个人偏好加总成集体选择的机制。同样，如果没有这样或那样的利益冲突，经济政策的选择就会变成社会计划者最大化有代表性的个人效用。因此，异质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是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而市场经济时代和私有经济的发展则要求强调异质性这种假设。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人与人之间既存在各种利益矛盾，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引入利益的非一致性假设，可以增加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和穿透力。 不过，西方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理论认为，在经济生活中，人们的理性自利促进了经济繁荣，成功者从严酷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企业家；在政治生活中，实际上也是自利驱使政治积极分子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并从更为严酷的政治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政治家。公平竞争的市场竞争和公平竞争的政治民主实际上有很大的类似之处。约瑟夫·熊彼特就说过：“议会活动的社会意义或社会职能，无疑是制定法律，也制定一部分行政措施。但是为了了解民主政治如何服务于这种社会目的，我们必须从争夺权力和管制的斗争出发，并且必须了解，社会职能仿佛是附带地被完成的——恰和生产对于牟利来说是附带的事一样。”（注：[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3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我国有的学者十分迷信西方上述“自私人”理论，而其实，这对于分析私有制经济和政治是现实的，但对于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就难以成为主要工具和方法。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政治生活领域里，要求公务员一切为了公共利益，应当是“公共人”，而非“自私人”，利他主义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引入“利益的非一致性假设”时，尤其要注意这一问题。 　　（三）创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范式” 在当代中国，我们既不能继续模仿“苏联经济学范式”，也不能转向模仿“西方经济学范式”，而应走第三条学术道路——建立“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范式”。这个新经济学范式的基点是马克思经济学，但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科学综合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尤其是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积极因素，从而复兴政治经济学原本具有的广阔视角和内涵。这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演化得到诠释。 在古典经济学里，尽管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研究的内容已经包括政治问题，但古典政治经济学事实上非常强调对某些与政治有关的问题的研究。直到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才将经济学同政治问题完全分离开来。可是，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得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神话”。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国家再次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政治学与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又开始融合。与此同时，经济学切入政治领域的另一个角度是福利经济学；而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政治学的传统问题，也就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研究，因而被称为“政治的经济学”；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也把国家和意识形态纳入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的探讨轨道。最后，由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联系日益紧密，新政治经济学就呼之欲出。以希布斯、艾伦·德拉金、塔布利尼等人为代表的新政治经济学，开始全面探讨政治与经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试图用经济学—政治学统一的分析框架来研究政治经济问题。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周期、再分配、公共产品、公共支出、选举等问题。其方法是使用现代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来检验有关经济和政治组织相互作用的假设。因此，21世纪重建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吸收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精华，加强对经济与政治相互关系及其效果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学术趋向。 【参考文献】 [1]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财经研究，1999（7） [2]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2002（2） [3]程恩富.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经济学家，1999（3） [4]程恩富主编.当代中国经济理论探索.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5]方福前.西方新政治经学述评.教学与研究，1999（3） [6]杨龙.从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演变.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Vol.2（1） [7][荷]汉斯·范登·德尔，本·范·韦尔瑟芬.民主与福利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8]Gilles Sant-paul（2000），The“New Political Economy”：Recent Books by Allan Drazen and by Torsten Persson and Guido Tabellini，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xxxviii pp. 915-925 [9]Allen Drazen （2000）, Political Economy in Macroeconom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 Press [10]Torsten Persson and Guido Tabellini （2000）, Political Economics: Explaning Economic Poli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1]Robbins, L. （1932）,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12]Lindblom, C. （1977）,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3]Mueller, D. （1989）, Public Choice Ⅱ.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Mueller, D. （1997）, “Constitutional Public Choice,” in D.Mueller, ed., Perspective in Public Choice: A Handboo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4-146 [15]Alt, J. and K.Shepsle （1990）,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Buchana, J.　and G.Tullock （1962）,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7]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8]Riker, W. （1962）,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Ordeshook, P. （1986）, Game Theor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Meltzer, A. and S.Richard （1981）,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 pp. 914-927 [21]Wei, S. J. （1997）, “Gradualism versus Big Bang: Speed and Sustainability of Reform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30, pp. 1234-1247

道听途说

不知程老又嫁接了哪些文献？像旧社会老百姓没得吃，搁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乱炖

哈哈，真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