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毫无疑问降息政策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因此通过非对称降息的方式缩小银行息差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本质上是牺牲银行的利益支持实体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说降息在短期内是一个零和博弈情况下的利益输送(短期内不考虑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信贷成本下降产生的剩余财富效应和消费投资乘数效应，因此是零和博弈)，我们认为银行的行为和配套的监管措施是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关键因素之一。毫无疑问，在近期出现存款流失且面临互联网金融、多种直接融资渠道的放开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商业银行并不会因为央行的降息政策而轻易下调存款利率，事实上多家媒体报道在央行降息之后全国不少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都采取一浮到顶的策略，执行3.3%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与降息之前一样。这说明降息政策并未实质性降低银行负债端的成本，那么如果没有调整存贷比口径等配套监管措施或其他补偿机制，那么作为现有利益集团的商业银行或许不会轻易“让利”给实体经济，可能通过绕道更高级别的表外资产，构建更为复杂的影子银行维持息差收益，由此可见新增信贷规模并不一定显著回升(银行选择配置高收益资产而不是放出收益下降的贷款)，这种情况下即使贷款利率下滑也只是“有价无量”，宽松利好无法真正惠民。假如新增信贷能够扩张，那么是不是降息的好处就会传递给家庭和企业部门呢？也未必，因为早前贷款利率下限被放开之后信贷利率已经进入自由浮动时代，因此再度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对于流量贷款的利率影响可能较为有限，除非增量贷款上浮比例下降，这也意味着贷款收益下滑。至于存量贷款，固定利率的短期企业贷款基本不受降息影响，而家庭部门的居民按揭贷款一般根据基准利率进行浮动，因此降息政策可能直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提振刚需，但前提依旧是决策层能够通过配套制度安排和补偿机制在激励相容的情况下促使商业银行“让利”实体经济，遏制监管套利和最优化银行自身利益的资产配置等短期行为。

根据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动机，不难得出一个大概率结论：零和博弈的设定下，由于降息会提振债券类资产并且缩小银行信贷息差收入，那么出于自身利益最优化的动机商业银行可能加大对债券类资产的配置比例，而降低信贷投放规模，银行间市场的高质量债券会受到更多青睐，因此笔者认为在降息对实体经济产生提振之前(根据前文的分析，降息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滑的过程可能因为银行资产配置行为受阻)，高质量高评级的债券类资产的表现未必差于信用债表现，利率债(价格)同样具有上行空间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