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如此，金融体系还是崩溃了：商业票据和银行间市场处于冻结状态；证券化票据产生了辐射效应，评级机构提供的评级近似于幻想；央行不得不注入巨额流动性；恐慌的美联储(Fed)不仅被迫以空前幅度降息，还要拯救券商贝尔斯登(Bear Stearns)；银行自身也不得不从一切可能的地方寻求紧急增资。

甚至外国政府也伸出了援手，向处于困境的金融机构注资。美联储通过收益率曲线的间接纾困也在进行之中。另外，亏损一直在继续。几乎无人认为，这个悲伤的故事已经结束。沃尔克得出一个如此可恶的结论，可以说毫不奇怪。

同时，作为一个脚注（尽管不只是如此），英国最具活力的银行之一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破产，引发了英国银行100多年来的首次挤兑行为，并实际上迫使英国政府为英国银行业体系的负债——唉，是的，我的意思确实是全部负债——提供担保。英国曾为拥有一个像其它国家一样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复杂的监管体系而自豪。如今，它再也不能如此了。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对我来说，这似乎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经济稳定——竟然是“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全球化、趋同和低通胀的时代，会造成如此过剩的泡沫、危机和金融灾祸？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能够或应该为此做些什么？这将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我们如何解释这种危机一再爆发的现象？最近的一场讨论非常好地展现了对危机的各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与其它多数危机一样，此次危机是存在内在缺陷的金融体系的产物。我几个月前收到的一封电子邮件列举了许多普通公民可能提出的指控：这位发件人断言，此次危机是“那些处于金融食物链最顶端的人物在21世纪开始的前前后后所做出的贪婪、不道德、完全自私自利并且自欺欺人的决策”的产物。

这一看法的更为复杂的版本是，自由的金融体系不仅提供获得非凡收益的机遇，它还同样具备产生自发性错误的能力。这样的叙述并不陌生：金融创新和冒险的热情催生了信贷的快速增长，进而推动资产价格上涨，从而让更大规模的信贷扩张以及更高的资产价格显得合情合理。接踵而至的，便会是资产价格触顶、恐慌性抛售、信贷冻结、大批人失去偿还能力，最后是步入衰退。因此，一个缺乏监管的信贷体系，与生俱来地缺乏稳定，并会产生动荡。

这种论点与已故的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有关。对于这种脆弱性，经济学家们会拿出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个是关于对激励的理性反应，另一个是关于人类的短视。区别在于贪婪和愚蠢。

那些强调贪婪的人指出，导致金融行业承担过多风险的原因是激励措施。这是有限责任与“不对称信息”（对于事态的发展，内部人士得到的信息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及“道德风险”（认为如果有足够多的金融机构同时遭遇困境，政府将出手挽救）相互作用的结果。

另一个观点是，这一切都源于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愚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最近的经济周期中，金融监管放松和资产证券化的结果，只是导致无数人相信自己将成为赢家，而其他人将承担风险并最终承担成本。

不管错误更多的是在于贪婪还是愚蠢，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这次的失败是监管的失败。如果监管者做好了自己的工作，确保审慎的抵押贷款发放，控制表外工具增加，对监管部门进行指导等等，那么危机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不过同样明显的是，所有的参与者——借款人、贷款人、政界人士、甚至是监管者——都被席卷一空。在狂喜或是恐慌的时期，很少有人能洁身自好。

一个相关的观点是，危机实际上是由政府干预造成的：按照这种观点，监管不只未能抵消错误，而且还是造成错误的原因。政府愚蠢地提供了显性和隐性担保。政府通过对长期贷款提供补贴，扭曲了房地产市场。政府通过税法对借款进行补贴。监管者放任甚至是鼓励表外融资。因此，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体系，我们需要政府退出，不要妨碍金融体系。

然而，也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所有的金融泡沫及随后出现的破产都是货币政策失误的结果。因此，这种观点认为，在2000年华尔街泡沫破裂和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后，美国的货币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过于宽松。经济学家们普遍支持这种观点。这一观点在金融界也颇受欢迎：“这不是我们的错误；这是艾伦•格林斯潘的错误，他是‘连环吹泡泡者'(serial bubble blower)。”

有些人认为，此次危机是货币政策重大失调的产物。这种观点有三种变体：正统观点认为，只是犯了一个错误；稍微不那么正统的观点认为，这属于智力错误——在制定货币政策过程中，美联储决定忽视资产价格；还有一个更不正统的观点认为，人造货币（法币）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就像格林斯潘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全球回到金本位时代，那么所有的问题都将得到解决。如果人类希望避免货币政策频繁失事，那么他们必须像奥德修斯(Odysseus)那样，把自己捆在金钱桅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