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是由广州13行垄断的~` 所有这些贸易.  应该是在1680-1690年间开始拥有专署的垄断权的, 准确的年份我记不起来了, 后来乾隆年间,就把这垄断权归属到到广州13行之中~. 主要的贸易就是由他们负责的。走私的应该不是主要.

而且茶叶,南亚也同样产茶叶的.

最早主张对中国开战的, 应该是NAPIER吧~ 

最好谁能给一下当时的数据。

很好的文章，值得深思，本来想自己发个帖子，

感觉和你的主题很契合的，就贴在这里了，要求奖励啊。

除了周老师在文章中所写的东西，是否可以更深的思考一下，

为何两种商品对两个国家的命运有如此大的改变，

究竟是商品的错，还是人的错。【猫爪按】

茶与鸦片：改写两个帝国的命运

2008年08月25日10:57 　 《天涯》　周宁文　

中国给英国提供了茶，英国回报给中国的却是鸦片。这两类轻飘飘、如水似烟，看上去无足轻重的东西，在短短的两个世纪间，成就了一个帝国，毁灭了一个帝国：鸦片从贸易到战争，最终摧毁了帝制中国；而茶，促进了英国的发展，而且还建立了以毒品（鸦片）贸易为基础的殖民帝国体系——体现了一个“水深”“火热”的世界：英国人喝茶，中国人抽鸦片烟，而联结起这两个世界的正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由此制造了世界现代文明一段辉煌又惨痛的历史。

“仙草”进入英国一种包治百病的药品

1650年前后，茶进入英国。1650年牛津城里出现了第一家咖啡馆，是一位名叫雅各的犹太人创办的。咖啡馆出售咖啡、巧克力、土耳其饮料（可可）和中国茶。到1700年，这类咖啡馆在伦敦已有近500家，而几乎每家都卖茶。

茶最初进入英国，是作为一种神奇的、包治百病的药品，具有浓厚的异国情调的昂贵的饮料。对于绝大多数英国人来说，此时茶更像是某种传说中的仙草。1664年，东印度公司的普罗德船长从万丹回来，送给国王查理二世一小包“贵重的茶叶”和一点肉桂油。

荷兰东印度公司将第一批中国茶贩回欧洲是1610年。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则从1660年前后开始贩茶。1687年，“光荣革命”前一年，英东印度公司规定，每艘从孟买到厦门的商船，都应该运载“150担茶”。因为莎士比亚的乡亲们已经开始对茶着迷，而且，价格昂贵，1磅茶的售价可以高达10英镑。

一种来自遥远地球的那一边、又苦又涩的树叶，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不列颠岛时髦的饮料？越来越多的人喝茶只是为了追逐时髦，一种昂贵的、奢侈性的时髦。喝茶往往不是因口渴或头痛，而是因为王后或某个伯爵喝茶，喝茶体现出一种高贵的异国情调。在那个扩张的时代，异国情调是令人羡慕的。

从奢侈品到日常饮料

有东印度公司不辞艰辛地贩运，有上流社会乐此不疲地引导，喝茶逐渐变成一种奢侈的行为。

咖啡、茶、巧克力，这三种异域饮料都有一种苦味，到英国后都进行了加奶加糖处理。茶一旦可以充饥，加上糖、牛奶、鸡蛋，就可能成为英国人的饮食结构中的必需品。这在消费文化上具有双重意义，一是茶的本土化，二是茶的实用化。谁能够剥夺人们在吞食干面包与咸肉时以茶为佐餐饮料的权利？

茶叶进入日常饮食生活的同时，消费阶层也从上流社会进入中产阶级甚至下层百姓中。1750年前后，英国中产阶级黄油烤面包的惯常早餐中，已经少不了茶佐。

在短短的一个多世纪，英国变成了一个喝茶的国家。1750年前后反茶呼声高涨的时候，茶在英国生活中的地位，似乎已经不可动摇了。反茶主义者攻击喝茶损害个人健康、国家经济，更荒唐的是不仅有钱有闲的人有附庸风雅的恶习，连农夫工匠们也跟着赶时髦。

慈善家翰威抱怨：“这个国家真是倒霉透了，农夫工匠总是喜欢效仿贵族生活……且看这个国家愚蠢到什么地步，普通百姓已经无法满足于本国的大量食物，想入非非，要跑到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去运茶，贪图一点味觉上的堕落的享受……你经常看到，连街头的乞丐都在喝茶……吃不上面包的人竟喝得起茶……”

这位慈善家才是真正的想入非非。茶在农民或劳工那里，不是附庸风雅的奢侈，而是生活最基本的需求。中下层百姓喝茶，不是因为奢侈，而是因为贫困。戴维斯1795年在《农工状况考察》中说：“在恶劣的天气与艰苦的生活条件下，麦芽酒昂贵，牛奶又喝不起，唯一能为他们软化干面包得以下咽的就是茶……茶不是造成贫穷的原因，而是贫穷的结果”。

“曾是富人餐桌上的时尚，如今变成穷人的食粮”，100年间茶已普及到英国全社会，成为社会中下层百姓的经济型佐餐饮料。19世纪，已经没有人再倡导戒茶了，茶叶越来越便宜，喝茶也更普及了。

茶进入英国社会生活，在消费价值与消费阶层上，都经历过三个阶段的转变；药品、奢侈品、大众佐餐饮料，三个消费阶层是上流社会、中产阶级、下层百姓。研究茶的引进、饮用方式与社会普及过程，不仅是在研究饮食营养学，也在研究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研究英国现代文明的工业化、城市化、文化精雅化的过程。

“烟霞”弥漫中国以药品身份进入中国

中国给英国提供了茶，英国却给中国送来了鸦片。茶叶并没有使英国衰落，而鸦片却与中国的衰败相关。欧洲商人从中国那里获得白银，而交给中国人成千上万的使人疲软无力的鸦片，从而使中国衰败。

鸦片进入中国始于唐代。波斯僧人在那时将蚕虫藏在竹筒里带到拜占庭帝国，也可能是他们将鸦片带到长安，还有另一个渠道，便是从海路来到广州的“大食商”。此时的鸦片是一种珍贵的药品，味道苦、气味臊、花色却艳丽，名字也很美，叫阿芙蓉。

鸦片在唐宋间进入中国，最初是作为药品。鸦片作汤药饮用，在唐宋时代的中国，似乎并不流行，其使用阶层大概仅限于上流社会与文人雅士间。李时珍《本草纲目》“谷部”记：“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更接近于历史事实，大概直到明万历年间，鸦片作为药品，才开始流行民间。

从奢侈品变成毒品

从药品到毒品，鸦片的生化性质并没有改变，而是使用方式与仪式、使用的观念与价值改变了，这种变化是文化意义上的。

鸦片的文化意义的转变，在历史中的关键环节是从饮食到吸食，从药品到奢侈品。鸦片进入中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一直“未为大害”。酿成大害的，不在于使用鸦片，而是如何使用或者说如何吸食鸦片。1689年德国医生坎姆弗洛环球旅行，从爪哇发回的报道说，他发现在爪哇，人们使用鸦片的方式很独特，他们将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抽。

荷属东印度公司驻巴达维亚当局，不久开始禁止荷兰人抽鸦片，很明显，荷兰人已经意识到鸦片成为了毒品。

荷兰人禁烟，只禁荷兰人，却不禁当地的爪哇人。从爪哇到台湾，都曾是荷兰人的殖民地，中国人抽鸦片，最早可能在台湾。

鸦片变成大众消费品

西方人不仅教会了中国人抽鸦片，不久还大批量向中国贩运鸦片。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在17世纪就参与到鸦片贸易中来，但直到普拉西战役之后，才开始控制鸦片贸易并开创了庞大有效的鸦片贸易体系。

1773年，英国商人开始将印度鸦片直接从加尔各答运往广州，1780年，英东印度公司开始垄断经营鸦片贸易，10年以后，中国的鸦片进口量已从1770年的1000箱左右飞涨到1790年的4050箱。到1800年，印度每年出口的鸦片，已超过24000箱，其中至少三分之一销往中国。吸食鸦片的消费方法使鸦片作为享乐性的奢侈品，迅速在中国社会普及。

茶进入英国生活，从药品变成奢侈品，消费阶层首先是上流社会。鸦片进入中国生活，也是从药品变成奢侈品，消费阶层首先是上流社会。两种外来物品进入本土生活的过程基本相似，其使用价值与消费阶层，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使用价值的转变是从药品到奢侈品到大众消费品，消费阶层的转变是从皇室显贵到富家子弟再到下层百姓。

英国皇家调查团1894－1895年间对中国烟毒情况做的调查资料表明，鸦片进入中国社会与茶进入英国社会的三个接受阶段，基本相似，这是奇怪的巧合。茶进入英国社会，作为药品大概在1650－1720年间，作为奢侈品大概在1720－1790年间，最后落实为大众消费品，则完成于1790至1860年间。每个阶段的时间大概相等。鸦片进入中国社会的药品阶段，大约持续了一千年，而从药品到奢侈品则只用了一百年。最后成为大众消费品，大概只用了50年。到同治年间，中国吸烟人口已达4000万，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5％，而中国消费的鸦片，则占世界鸦片总产量的85％。

茶和鸦片不同的社会作用

相似的过程，相反的作用

茶与鸦片的本土化过程相同，社会历史作用却完全相反。茶进入英国社会，在民生道德、经济、政治上都对其现代文明进程起到积极的作用。鸦片进入中国，则与中华帝国的最后衰败直接相关。但也有人质疑，鸦片流传世界从西到东，为何独害中国？许多国家都成功地禁绝鸦片烟，为什么中国屡禁不绝？

鸦片到中国海岸，中国有一个加工分销的商业网散播，有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吏网保护它，有一个有闲有钱的阶层消费它，有一个普遍绝望悲观、逃避现实的社会心理为它提供了需求的精神背景。中国不是因为抽鸦片而衰亡的，而是因为衰亡已经开始，鸦片成为社会各阶层人慰籍失望与痛苦、逃避现实的工具。实际上两种观念，都有道理而且并不矛盾。鸦片烟作为一种外来毒品，确实在各个方面危害了中国社会，直接关系到帝国的衰亡，同时，中国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清皇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点，也为鸦片进入中国提供了制度与精神上的接受条件。因此，他们应该在双向因果模式下思考鸦片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破坏。这种破坏是从鸦片烟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普及开始的。

我们在茶进入英国社会生活的过程中，看到茶在营养健康、社会伦理、经济政治方面对英国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影响，在同一模式下，我们也可以看到鸦片进入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消极影响。鸦片烟对个人健康、对中国经济、政治的破环都是显而易见的。

晚清中国内忧外患，都与鸦片相关。鸦片对社会伦理的恶性影响，同样发人深省。就家庭伦理来说，鸦片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秩序。上瘾者“不问儿啼饥，不顾妇无袄”，倾家荡产，富者变贫，贫者做匪。抽鸦片毁家败俗。从表面上看，鸦片烟馆作为公共社交场合，类似于英国的茶馆。实际上，坐而饮茶与卧而吹烟，作为公共活动，其社会功用完全相反。茶馆结构的公共生活是积极的，入世的，可能酿成公共舆论与民主力量，而烟馆结构的公共生活却是消极否定的、出世的。

不同的鸦片意识形态

英国人将鸦片称为药，这既赋予鸦片一种似乎合理的昂贵价格，又赋予鸦片贸易一种看上去合法的性质，甚至可能使毒品贸易具有道德肯定意义。其次，药品或多或少都具有毒性，药品或毒品的区别在于使用者选择的剂量。因此，在英国人看来，即使鸦片在中国变成毒品，也与他们贩运无关，英国人不应受到道义谴责，他们提供的是药品，而中国人把它变成毒品了，道德堕落的是中国人。

鸦片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术语，药或烟土作为其代称，则赋予其明显的意识形态含义。烟可与霞联用，烟霞亦代指鸦片烟，其意味则由轻薄无形转向轻盈超脱，自由幸福；土则暗示其无价值与粗糙，但鸦片昂贵，人们“以金易土”（时人多用此语说明鸦片贸易的危害），是用最有价值的东西交换最无价值的东西。其反讽意义在于：人生最重要的自由幸福境界是通过最虚无缥缈的烟获得的，世间最珍贵的黄金用来交换最廉价的泥土，这种语义暗示的矛盾，说明人们观念与现实中的困境。

鸦片问题在英国与中国都意味某种文化困境。术语分析可以揭示现实问题。英国用“药品”指鸦片，知其害却遮蔽其害，中国以“烟土”指鸦片，表现出其害却又拿它没办法。道光时代，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禁烟历史了。但严刑酷法之下，却屡禁不止。林则徐钦差南下，动真格禁烟，委实令英国人大吃一惊，他们既没有意识到英国人贩烟的罪恶，也没有意识到中国人真会禁烟。中国人也没有想到大英帝国竟会为奸商的不法生意而出兵外洋。

随着中国禁烟，中英冲突加剧，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为鸦片贸易辩护：鸦片是无害的，至少对中国人无害；即使对中国人有害，也不是英国人的过错。

中英冲突加剧，林则徐在广东禁烟，英国出动远征军，战争爆发了——茶与鸦片，关联起世界两端两个帝国的兴衰，而且最终导致了一场改变帝国的命运也改变世界格局的战争。

（本文作者为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　　

记得维多利亚女王当时说过一句话（不是原话）：这场战争不是为了几个烟贩子的利益，而是要让全世界知道阻碍与英国贸易的后果（如果世界上各国都像中国这样阻碍与英国的贸易，英国就一天也生存不下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8-27 10:22:00编辑过]

当时英国下议院投票时候，也是微弱多数通过的。英国国内对于鸦片走私的谴责也是很强烈的，尤其是走私，因为这是破坏了贸易的公平性。

基本上，当时开战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通贸易通道，而不是说为了保护几个走私商人。

而且力主用战争打开贸易通道的，在当时欧洲来说就是一个“中国通”，使曾经作为代表团一员到中国访问的。

他的观点就是，要打开对中国贸易的通道就惟有战争，因为中国人是不会允许，也不知道什么是贸易，（当然他这样说也没有错）

支持票仅比反对票多一票。

准确的东西我不特别记得了。

都是4-5年前，那时候修欧洲近代史经济史，还有作论文的时候所查阅的资料了。

不过我记得当时有人也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就算是议员不通过，也会利用其他方式来开战的。

至于说为什么当时英国人走私鸦片，并不是什么国家主张行为，应该是商人和走私商自己追寻利润的行为，而白银外流，也不过是这样行为的结果。

由于贸易限制，低利润的生意没办法做。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trading in goods from China was extremely lucrative for Europeans and Chinese merchants alike. Due to the Qing Dynasty's trade restrictions, whereby international trade was only allowed to take place in Canton (Guangzhou) conducted by imperially sanctioned monopolies, it became uneconomic to trade in low-value manufactured consumer products that the average Chinese could buy from the British like the Indians did.

Instead, the Sino-British trade became dominated by high-value luxury items such as tea (from China to Britain) and silver (from Britain to China), to the extent that European specie metals became widely used in China. Britain had been on the gold standard since the 18th century, so it had to purchase silver from continental Europe to supply the Chinese appetite for silver, which was a costly process at a time before demonetization of silver by Germany in the 1870s. In casting about for other possible commodities to reverse the flow of silver out of the country and into China, the British discovered opium. Opium as a medicinal ingredient was documented in texts as early as the Ming dynasty but its recreational use was limited and there were laws in place against its abuse. It was with the mass quantities introduced by the British motivated by the equalization of trade that the drug became prevalent. British importation of opium in large amounts began in 1781 and between 1821 and 1837 import increased fivefold. The drug was produced in the traditionally cotton growing regions of India (under British government monopoly (Bengal) and in the Princely states (Malwa) and was sold on the condition that it be shipped by British traders to China. The Qing government had largely ignored the problem until the drug had spread widely in Chinese society.

商人们当时确实应该直接面临了日益紧张的流动性约束。不过，英国官方也应该默许了。

是的。 但是似乎走私鸦片的一群人，和直接面临了日益紧张的流动性约束， 是不同的一批人群吧。

直到清朝开始要禁烟，好像鸦片的走私一直都不是什么重要的议题吧。 至于默许，我想应该是肯定的。

还有，sungmoo版主。当时中国出口的数据，我要过后天回到大学时候才能找，而且可能是间接数据， 就是通过澳门出口的。我估计这两个数据应该是比较接近的，因为当时出口，大部分是需要通过澳门作为中转出口站的。但是不确定，而且这些数据，我也不一定能够找到.

我记忆中，中国是没有对于出口量进行限制的。

“限制出口”不光指出口配额。法律上只允许某些地方可以通商，就是限制（相当于增加交易成本）。

历史上的今天

1842年，英国侵略军先后攻占吴淞、上海、镇江后，于8月初将军舰开到南京江面，并把炮口对准南京城。道光皇帝派耆英为钦差大臣和伊里布同去浙江前线，就关于结束鸦片战争问题向英国侵略者试探投降的条件，当时英军兵临南京城下，耆英赶忙来到南京，没有经过一次正式谈判，就全部承认了侵略者提出的“议和条件”。1842年8月29日，在英国军舰“汉华丽”号上，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所以《江宁条约》也称《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共有十三款，主要有以下几点：(1)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2)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在这些通商口岸里，英人可以自由居住，英国可以派驻领事等官。(3)中国赔偿鸦片烟费600万银元，军费1200万银元，商欠300万银元，共2100万银元。(4)英国进出口货物纳税，“均宜秉公认定则例”(中国抽收进出口货物的税率，都要与英国共同商议，中国没有权力自己确定，这就是协定关税的开始)。(5)英国商人在各口岸可以自由和中国商人交易，不加任何限制。

南京条约全文：

兹因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欲以近来之不和之端解释，止肇衅，为此议定设立永久和约。是以大清大皇帝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镇守广东广州将军宗室耆英，头品顶戴花翎前阁督部堂乍浦副都统红带子伊里布；大英伊耳兰等国君主特派全权公使大臣英国所属印度等处三等将军世袭男爵璞鼎查；公同各将所奉之上谕便宜行事及敕赐全权之命互相较阅，俱属善当，即便议拟各条，陈列于左：

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二、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三、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四、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员偿补原价。

五、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员，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

六、因大清钦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员，大皇帝准为偿补，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英国因赎各城收过银两之数，大英全权公使大臣为君主准可，按数扣除。

七、以上三条酌定银数共二千一百万员应如何分期交清开列于左：

此时交银六百万员； 癸卯年六月间交银三百万员，十二月间交银三百万员，共银六百万员； 甲辰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员，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员，共银五百万员； 乙巳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万员，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万员，共银四百万员； 自壬寅年起至乙巳年止，四年共交银二千一百万员。 倘有按期未能交足之数，则酌定每年每百员加息五员。

八、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大皇帝准即释放。

九、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候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十、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

十一、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明字样为着。

十二、俟奉大清大皇帝允准和约各条施行，并以此时准交之六百万员交清，大英水陆军士当即退出江宁、京口等处江面，并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商贾贸易。至镇海之招宝山，亦将退让。惟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古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

十三、以上各条均关议和要约，应候大臣等分别奏明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各用朱、亲笔批准后，即速行相交，俾两国分执一册，以昭信守；惟两国相离遥远，不得一旦而到，是以另缮二册，先由大清钦差便宜行事大臣等、大英钦奉全权公使大臣各为君上定事，盖用关防印信，各执一册为据，俾即日按照和约开载之条，施行妥办无碍矣。要至和约者。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英国记年之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由江宁省会行 大英君主汗华船上铃关防 十一、中英两国文书平行。

十二、中国交付第一批六百万两款项后，英军退出南京、镇江、并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商买贸易，同时自宁波外港镇海撤兵，至于驻在定海舟山及厦门鼓浪屿的英军，则待中国将二千一百万两全数交清，及实际开放了五口通商后才撤退。

十三、条约应迅速交两国皇帝批准，并换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