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行政化的问题上，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

　　长跑爱好者小明组织了一个长跑社团。社团每个月进行一次比赛，冠军获得一张奖状和一些小奖品。参加比赛的几乎都是长跑爱好者。其中，小强因为能力出众，几乎每次都能拿冠军。

　　老王是个企业家，加入小明的长跑社团后，他出资把比赛的奖金一下提到每次10万元，但是比赛规则和裁判要由老王主导的领导小组确定。从此，社团的所有成员都要关心怎么去跟老王搞好关系。而小强因为个性太强的关系，无法与老王相处而离开，此后一个长跑能力不强却处事机灵的小张屡屡拿到冠军。

　　我们的大学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长跑社团，最适应运作的模式是小明模式，而不是老王模式。但在有关部门的不断干预下，我们的大学在不断地被推向老王模式。

　　目前国内大学普遍存在学术权力过小、行政权力过大的问题。学术权利形成基础是学术组织的学术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权威，其运作逻辑是平行的。而不论哪种方式的行政权，最后的逻辑都是层级的，我国的行政干预诱导着学术扭曲，这是对大学最严重的伤害。

　　然而，行政权是否真的就是“洪水猛兽”呢?

　　17世纪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非常“自由”，纨绔子弟众多，彼时两校的办学质量很差。但19世纪的德国大学却在ZF管制下办到世界顶尖。自由与控制，在大学的教育中是一对非常深刻的矛盾，如何处理要视国情而定，不能简单地认为管制就一定是不好的，自由就一定是好的。

　　目前国内的行政化的确有不适合大学多样化发展之处，但认为大学之所以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完全是因为ZF管制太严，这样的理解是有问题的。（文章源于千人智库，EWW150122ZY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