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驯服工具”的悲剧人生
他最感到痛苦的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对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做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弄。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真正做到了党怎么说，他就怎么想，所谓“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老老实实，不愧为“驯服工具”。
在稍稍静下来之后我才来回想这个老实人的一生——一个真正的悲剧，完全符合于理论上“悲剧”两字定义的悲剧。
近两年，需要哀悼的人太多，悼文占了我所写文章的相当部分。没有想到，现在我要来为杨述写悼文。他死了。
他和我一起生活三十九年，一起经过了胜利，也经历了无数酸辛和惨苦。现在，他所有的书籍、药包、亲手写的小条子、电话本，都还塞在抽屉里，与他自己为别人写的悼文手稿和别人吊唁他的来信混杂在一起放着。他的毛巾、脸盆都还在洗脸架上。我不愿收拾起这些东西。这样摆着，使我觉得我们的生活秩序还是照旧，他并没有从我的生活里消失，好像不久就会回来。
几个月中，由于他已经病重不能行动，我又得工作又得护理他，负担沉重，曾使我挺心烦的，常常我正在写着什么，他那里又在叫了，我就没好气地说：“真够麻烦！”当我提着包包去上班的时候，他坐在廊前藤椅上不能起来，总是在后边叫着：“早一点回来啊！”而我，往往回头腻烦地说：“哪里回得来，没工夫！”可是现在，不论我出来或进去，都没有人再叮嘱我早回来了。就是我想再护理他，再不嫌麻烦，全心全意干，都已不可能了。晚了！一切都晚了！
他是个平凡的人，生平没有什么重大成就和功业值得絮絮叨叨，当然也有些成绩，也有明显的缺点，而使我永远忘不掉的却是他一生的遭遇。
这是个老实忠厚人，有时简直老实到迂呆的程度，无论对党和对朋友。但是，他却在“三家村”被点名之后，立即作为“三家村”干将被登报在全国点了名，所受的残酷折磨和精神压迫，到了“逼得石头要说话”的地步，这真是个人间悲剧。
我要写的不是我个人的悲痛，那是次要的。我要写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在十年浩劫中间受了苦，挨了打，挨了斗，这还算是大家共同的经历，而且他的经历比较起来还不能算最苦的。实际上他最感到痛苦的还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对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做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弄。他曾经以信仰来代替自己的思想，大家现在叫这个为“现代迷信”，他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老一代的信徒。但是，人家那种残酷的游戏终于迫使他对于自己这宗教式的信仰发生疑问。这点疑问是不容易发生的啊！是付了心灵中最苦痛的代价的！可惜他并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个自我解剖的过程，是怀抱着这些疑问死去的。我相信，如果他再活几年，他会对自己看得更清楚些。现在是不可能了，只能由我代他写下来。
我首先回忆起“一二·九”运动，那时我们都正在清华读书。我和另外一位男同学有些感情上的纠葛，心情很懊恼。而杨述本来是个一般的朋友，忽然跑来找我，正儿八经地给我留了一张条子，称我为“兄”，说：“这种事情在一般女性是难以摆脱的，我愿兄能给人看看‘我们的女性’的姿态。”这使我第一次感到，这个人能把女同学当做和男同学一样的朋友、同志来尊重。而同时，也未免感到这人有点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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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arm.cn/田成杰/ 2015-1-22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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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思痛录（增订纪念版）思痛补录》，韦君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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