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个炮轰中国教育的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个是，作家池莉在参加上海书展时指出，国人以高考为唯一标尺而教育子女的逻辑“非常愚蠢”，并说：“中国的教育让人忍无可忍。”另一个事件是，某公通过黑客手段，假借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之名，称现行的大学教育扼杀人才，简直是“往学生们的脑子里灌屎”。尽管也许有人对这种炮轰教育不以为然，但许多人都认为，这种炮轰振聋发聩、一针见血，到了立即反思并改革教育的时候了。

　　关注中国教育的人大抵都有一个感受，那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独教育方面缺乏突破，除了学校规模和收费的“大跃进”之外。许多有识之士都相信，中国的教育生病了，甚至是病入膏肓。对这种病态的教育，该如何医治？为了开出有效的药方，我们应当反思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由谁来教育？教育什么？怎么教育？如何组织教育？……

　　一提到教育的目的，很多人首先会想到，那是传授知识和技能，让学生进入优秀的学校。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这种看法十分流行。尽管传授知识和技能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但它并不是主要的目的，更不是唯一的目的。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将孩子们培养成独立、自由并向善的人。也就是说，将孩子们培养成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在今天的教育模式下，很多孩子掌握了大量的书本上的知识，但是缺乏独立思考和批判的能力，缺乏追求自由和正义的精神。这使得孩子们成为知识上的巨人、精神上的侏儒。

　　明确了教育的目的，我们当思考由谁来充当教育者。不少人也许会说，当然应由那些知识渊博的人来充当教师。无疑，博学多识应当成为选聘教师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同样重要的是教师的人格和品行。它至少包括诚实、正直、有爱心以及尊重他人。那些撒谎的人，那些奸诈的人，那些没有爱心的人，那些侮辱他人的人，都不适合从事教育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些抄袭剽窃者，那些阿谀奉承者，那些欺侮学生者，都应该离开教育岗位。否则，他们会把学校弄成尔虞我诈的角斗场，玷污孩子们洁白的心灵。

　　有了教师，便要考虑教育的内容。受当前教育体制的影响，不少人都认为，应当为教师规定教育的内容，要求他们按照教学大纲，甚至指定的教材来授课。尽管也许有必要为教育的内容大致确立一些原则，但绝不应当对教师的授课内容划定详细的框框，而应当让他们享有充分的教学自由，因为自由是教育的生命。何兆武先生回忆六七十年前的西南联大时，发现教学自由和学术自由是其辉煌的重要原因。他说：“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的，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何先生还指出，今天的教育处处讲求统一的模式、标准教科书，甚至标准答案，可是，“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想，科学怎么进步”？

　　既然教育的内容由教师自己决定，那么教育的方式也应由教师自己选择，因为只有教师自己能够将其内容和方式很好地结合起来。但有一个教育原则值得强调，即无论是父母还是教师，都不应当教育孩子只去适应当下的社会，为了适应而被迫改变自己，甚至放弃高远的目标和理想。康德曾经指出，对孩子们的教育不应以人类的当前状况，而应以人类将来可能的更佳状况———即合乎人性的理念及其完整规定为准。他告诫说：“父母在教育孩子时，通常只是让他们能适应当前的世界———即使它是个堕落的世界。但实际上他们应该把孩子教育得更好，这样才可能在将来出现一个更佳的状态。”

　　最后，该如何组织教育呢？不少人都认为，国家是教育的适当组织者，甚至是唯一适当的组织者。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教育都是由私人或者教会组织的，国家渗入教育是很晚近的事情。由国家来组织教育的最大坏处是，教育走向行政化和官僚化。而这会有力地摧毁教育的品格，使教育降为为某种利益服务的工具。由私人或者民间组织教育将会避免这种缺陷，这是中外的经验证明了的。只要看看二十世纪上半叶辉煌的中国教育，便不难理解这一点。

　　作者：王建勋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