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去过一趟香港。旺角、油麻地逼仄喧嚣的夜市，尖沙咀重庆大厦里鬼魅穿梭的人流，还有中环密集扎堆高耸入云的中字头大厦……殖民地时期遗留的红砖色建筑与代表1997回归的气派的会展中心交织并立的香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狭小，与我想象中的一样自由。
　　我的太太是业余美妆达人，日常消耗惊人，每次到香港都要疯狂采购，与她的疯狂之举相比，还有一类常年往返香港疯狂采购的群体叫水货客，他们长期携带大量货物往来香港以赚取差价盈利，货品包括奶粉、iPhone、平板电脑、相机、手袋、香烟、龙虾、年货及猪肉等等，其中有内地人，也有香港人。据说香港境内水货客最早可追溯至清朝末期，上世纪20、30年代活跃于罗湖口岸的水货客达逾3000名，主要携带西药及香烟到内地，携带大米等农产品到香港。
　　近些年来，由于水货客对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滋扰及社会问题，水货客引发了香港本土激进人士抗议。据报道，香港屯门地区团体2月8日发起游行，抗议自由行旅客及区内水货活动多，400多名示威者走完游行路线后，分批转战区内药房及屯门时代广场，有警员被推倒“踢头”昏迷，送院后恢复清醒证实肋骨受伤;还有激进的人士包围售卖年货的店铺及指骂旅客，有人甚至打出了殖民地时期的旗帜。
　　水货客长期滋扰香港本地市民生活是事实，梁振英及内地关口曾多次联手整治与清理，随手翻翻新闻不难发现这些问题已是长久之弊。本土港人愤怒的新闻在内地人看来也已成了“新常态”。占中游行、婴儿当街撒尿被拍照、骂大陆客是蝗虫等新闻近年来不断冲刷内地和香港媒体版面，内地人对此已极为熟悉，见怪不怪。而香港，决策者一直在对内地的资本与人员开放与本土居民反过度开放的抗议声中谨慎权衡，蹒跚前行。在内地人看来，此刻的香港，它的情绪应该是纠结的、焦虑的和愤怒的。
　　“香港和台湾比新疆和西藏更麻烦”。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丁学良说。有统计显示，香港自1998年GDP的13000亿元港币，在15年后增至2012年的21000亿元，增加了60%;但本地家庭收入中位数15年里只由18300元港币增至20000元，即增加了9%;住宅价格指数则增加了90%，奶粉价格增加100%，牛肉价格增加了233%，贫穷人口从850000增至1187，000，增加40%。香港中低收入居民抱怨大陆客抬高了物价，助长了香港地产霸权和少数特权阶层，而中下层居民的日子更难过，上升渠道更狭窄。
　　生活即政治。理解了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香港的情绪。“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政治学家哈罗德oD.拉斯韦尔认为政治的核心无外乎回答这两个问题，政治争端的焦点往往也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而香港的情绪既来源于生活，又来源于观念。内地强势资本的进入与汹涌而至的旅游客打破了本土居民习惯了的经济秩序与生活常态，而回归后内地政治与法律上的影响同样让香港人艰难适应，后者可能更是让一些本土港人愤怒和冲动的原因。举一个并不恰当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东西德合并是一个重大的经济事件和政治事件，西德人在欢呼接纳东德人后很快意识到他们要付出巨大的财政收入以填补东德人生活水平的落差，西德人暗中抱怨的话不在少数，但极少听到有骂对方为蝗虫之类的攻击性语言。港人愤怒之深层根源或许还在身份认同、政治认同与合法性认同上。“实际地讲，观念可能就是现实。”英国政治学者安德鲁·海伍德说。
　　香港情绪的平息需要时间。但眼下香港需要警惕的是跌入由愤怒编织的“身份与暴力”的漩涡之中。水货客要打击，但水货客是否等同于内地人?内地人是否又等同于中国?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围攻内地游客和重新举起殖民地大旗，是否陷入了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所言的以单一符号给人群贴标签的幻象之中呢?香港活力之源在开放与自由。香港与内地的良好互动是中华民族逃过历次劫难、走出改革开放大局的有利因素。香港如何处理好自主与开放的边界，重新找到自己的身份定位与比较优势，是情绪与愤怒过后必须细细思考的命题。
　　内地同样在发生变化。上海自贸区建立，亚马逊网购美货将直邮内地，大量海淘网站和渠道的建立，内地政府对食品药品质量监控加大力度，对网络假货和跨国高新企业和汽车制造商的反垄断处罚，都让内地的消费市场发生根深蒂固的变化。中国大约有3.1亿人口的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这样的人口总量超过了美国，随着中产阶级进一步壮大和成长，他们的消费结构与消费需求必然发生质的提升，长远看香港水货客的生意不会太好。
　　写作此文时，我问太太，你现在还让去香港旅游的同事们代购吗?她说，很少了，“一般的东西可以在网上买，奢侈品直接去国外买了，为什么还要去香港?”
　　(转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