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发展经济学与贸易政策新争论的历史背景
   

束克东
     黄阳华

内容提要：赖纳特和张夏准指出了自由贸易理论的局限性，以确凿的历史事实打破了发达国家的成功是因为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神话”，警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送的自由贸易政策是导致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这种“异端”的学说引发了2007年在《金融时报》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和“异端”发展经济学家之间有关发展中国家应该实行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的新争论。这是自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以来所发生的第一次针锋相对的争论，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前景暗淡的今天，这种争论值得关注。本文简要介绍赖纳特和张夏准的经济发展理论及其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  贸易保护  异端发展经济学

Backdrop of the Latest Argument Between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Trade Policy

Shu Kedong  Huang Yanghua

Abstract: Erik Reinert and Ha-Joon Chang argue the validity of infant-industry promotion theory, and proof almost all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employed protectionist policy when there were at the stage of developing by the study of economic history,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policy in their monographs of 2007. This heterodox argument gives rise to the reaction of Neo-classical mainstream economists since it revealed the limitations of free trade theory and Neo-liberalist policy. The paper aims to briefly introduce the latest argument between trade liberalism and protectionism caused by the two new books on Financial Times in 2007.

Key Wor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ee trade; trade protectionism, heterodox development economics

一、自由贸易争论的渊源与新的争议

贸易与经济发展问题无疑是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争论最为激烈的竞技场之一。梳理经济思想史和经济政策史可以发现，争议的双方基本上都是延续着如下两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自由主义的贸易理论。斯密(Adam Smith)以分工的发展需要扩大市场规模为由，提出自由贸易理论，批判实为工业主义的重商主义。斯密之后的李嘉图(David Ricardo)又扩展了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提出了建立在抽象假设基础之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贸易主张，被后来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继承，“要素价格均等化”就是这种贸易理论最具特色的代表。在经济政策上，由发达国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推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政策“药方”，具体体现在“华盛顿共识”中有关降低贸易壁垒等相关主张上。另一条主线是由落后国家的经济学家从成功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归纳出来的现实主义学说。主要代表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提出的生产力理论（李斯特，1844[1981]）。该理论的核心是美国经济学家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雷蒙德(Daniel Raymond)和凯里(Henry Cary)等提出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美国体系”），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贸易主张。经济政策的基本主张是通过贸易保护等政策培育本国幼稚产业的发展，直到本国产业在具备国际竞争力之时，才可以实行古典政治经济学主张的自由贸易并从中获利。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问题，几乎伴随着经济思想史的全过程。

最近一次针锋相对的争论于2007年夏季爆发在英国知名报刊《金融时报》。争论的导火索是挪威发展经济学家赖纳特（Erik S. Reinert）和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于2007年分别出版的两本专著《富国如何致富而穷国为什么总是那么贫困》（How Rich Countries Got Rich…and Why Poor Countries Stay Poor）和《好心办坏事——丰裕国家、失灵的政策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威胁》(Bad Samaritans--Rich Nations, Poor Policies, and the Threat to the Developing World)。赖纳特和张夏准两位发展经济学家无论是历史导向的研究方法、经济发展理论还是政策主张，都明显沿袭了李斯特经济学说的风格，通过对历史上成功国家的经济史、经济学说和经济政策的考察，对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和政策选择作出了非常一致的回答。由于两位经济学家对历史上发达国家走向成功的解释，严重地违背了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和推崇的经济政策，刺激了主流经济学家的神经，在主流经济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兼副主编沃尔夫(Martin Wolf)首先对张夏准和赖纳特的观点给予质疑和批评。随即又有几位主流经济学家加入进来，包括苏塞克斯大学教授温特思（L. Alan Winters）、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潘纳加里亚（Arvind Panagariya）、IMF前第一副总裁克鲁格（Anne Krueger）和2006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地球研究所教授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张夏准随后又针对质疑和批判做出了解答和反驳。

这场争论的焦点是发展中国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贸易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是否应该实施幼稚产业促进政策和政府职能等相关问题。这场争议充分表现了在全球化年代关于落后国家发展战略的不同观点，对于理解历史上成功的发展经验在当代是否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发展中国家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发展战略，以及发达国家究竟该怎样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等问题都要重要的启发价值。

  二、赖纳特和张夏准的经济发展学说

1、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提高经济活动的质量

正如上文所言，赖纳特和张夏准两位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理解遵循了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发展的程度……决定于它的生产力发展程度”（李斯特，1981：127）,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斯密和萨伊等仅仅是强调财富本身的积累，忽视了作为财富的原因的生产力。财富的生产力“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李斯特，1981：118）。为了培育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要求物质资本和精神资本的积累，如科学和艺术，国家和社会制度、智力培养和生产效能的进步，即需要建立一个国家体系作为制度性的支持。工业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表现在如下几点：工业能够唤起并发展多种多样的、高度的智力和能力；工业与科学结合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促进基础设施的发展；工业能够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等等。建立关税制度是保护国内工业的主要手段，如征收关税，限制工业品的进出口数量等等。只有当一国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实行自由贸易。

赖纳特和张夏准都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转向高附加的行业，或者提高经济活动的“质量”，这类活动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赖纳特将经济学说区分成两大经济学传统（Reinert and Daastøl，2004）。一种是以资源最优化配置为核心的“交换经济学”，另一类是以资源创造为核心的“生产经济学”，这类经济学发轫于文艺复兴时期，经由重商主义经济学和德国经济学传统（包括官方学派、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再到现代演化经济学。这一传统认为经济发展是技术不断创新的结果，成功的国家在于能够通过持续的创新而获得创新租金。赖纳特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假设，排除了技术进步、报酬递增以及协同效应的重要性（Reinert，1999）。不同的经济活动具有“质量”上的差异，高质量的经济活动具有动态的不完全竞争性，比低质量的经济活动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与原材料的生产不同，工业或者制造业具有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性质。工业能够提供持续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产生的报酬递增能够通过正反馈机制将创新的成果留在创新国内部。成功的发展战略应该引导一国进入高质量的经济活动，积极实施工业化战略。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需要解决不断提升技术能力的问题，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战略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也是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

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则认为自由贸易能够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其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不适合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应该发展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应该面对竞争压力，因为竞争的压力越大，生产者越有提高生产率的激励。对外政策上鼓励通过降低贸易壁垒，如削减关税、取消数量限制等手段，实现贸易自由化。国内产业发展应该依照市场信号行事，政府不应该实施选择性的产业政策，避免造成价格的扭曲。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将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以及20世纪后半叶的东亚“四小龙”等历史上成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塑造成为通过自由贸易实现经济发展的成功者，供发展中国家效仿。加之20世纪中期诸多选择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危机，柏林墙倒塌等标志性事件使得自由贸易理论获得了空前的影响力。

赖纳特和张夏准都对比较优势理论和自由贸易政策的局限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重申幼稚工业保护理论。赖纳特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忽略了报酬递增因素，所依赖的假设条件完全脱险现实，如不加甄别地误用于现实世界，可能会产生糟糕的社会问题（赖纳特，2007；Reinert, 2007:31,40）。张夏准认为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只是告诉发展中国家当前保护某些产业会遭受的损失，而没有指出产业保护的长远益处（Chang, 2006:33）。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技术创新能力、产品生产过程的进入壁垒和金融系统等都处于相对劣势，如果发展中国家过早地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很可能被“锁定”在产品附加值链的底端，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失去追赶发达国家的动力，陷入“贫困陷阱”。与此同时，两位经济学家也反对因为贸易保护政策而忽视了竞争性的环境。发展中国家的幼稚产业在成长之前，的确需要保护、补贴等各种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掌握新近的生产技术和建立起有效的组织。如果没有竞争的压力，同样不利于幼稚产业的成长和产业竞争力发展。但是两位经济学家都认为竞争的压力不能来自于外国势力。

2、对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反驳——以史为鉴

赖纳特和张夏准不仅在理论反对发展中国家过早的贸易自更为有力的批评来自于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实施过的经济政策的历史性透视。张夏准首先讲述了主流经济学关于全球化的“官方”历史，并讨论其局限性（张夏准，2006：19-26；Chang，2007）。

按照全球化的这种“官方”历史，英国在18世纪转向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政策。到了19世纪中期，因为英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这些政策的优越性也为世人熟知，各国也效仿英国开始贸易自由化，放松国内经济管制。到了1870年左右，第一次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因国内产业的自由放任政策，商品和要素国内和国际间流动壁垒的降低，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和平衡的预算得以实现。这一时期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这种自由化的良好势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现了逆转，各国纷纷“不明智”地重新提高贸易壁垒。1930年美国放弃自由贸易，通过了“声名狼藉”的“斯穆特——霍雷”（Smoot—Hawley）关税。德国和日本放弃了自由主义政策，不仅提高了关税，还建立了与法西斯主义和对外侵略有密切联系的卡特尔。1932年英国这个自由贸易的最大赢家又重新设置了关税，第一次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瓦解。随着世界经济的对抗和不稳定不断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终结了第一次自由主义世界体系。二战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通过早期的GATT（关贸总协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盛行。幸运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违反自由化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废除了。20世纪70年代进口替代战略的保护、补贴和管制的失败显而易见，而东亚经济体实施自由贸易和吸引外资等创造了经济奇迹表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觉醒。1982年的债务危机使得众多发展中家放弃了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接受新自由主义。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达到了顶峰。而后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国际间的贸易和投资更为便利，对外开放对于一国的繁荣变得更为关键。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国际间的经济治理体系也得以强化，首当其中的是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负责推动贸易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短期融资和长期投资。一言以蔽之，贯穿于全球化“官方”历史的是自由化伴随着经济繁荣和发展，贸易保护和干预主义政策阻碍经济发展。这种全球化的历史广为世人接受，也被假定为政策制定者引领国家通向繁荣的“路线图”。

张夏准通过翔实的资料对上述所谓全球化的“官方”历史进行反驳，证明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曾经和当今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走向成功并非是因为实施了自由贸易的政策。恰恰相反，这两个国家在走向世界经济霸权的过程中，都曾经是贸易保护最为严格的国家。以平均关税税率为例，1820年，英国和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分别为40-45%和35-45%，美国直到20世纪30年代，平均关税税率仍保持在40%的水平（张夏准，2006：23）。这两国的关税保护力度均出于同时代各国的前列，并且通过殖民主义或者“不平等条约”剥夺落后国家的关税自主权或者将关税设定在极低的水平（大约为5%）。

英国从16世纪开始，为了保护羊毛纺织业的发展，相继实施了一系列严格的法规。如1489年、1512年、1513年和1536年立法禁止纺织品本成品的出口；1587年完全限制羊毛的出口；1699年的“羊毛法案”禁止进口来自殖民地的羊毛制品；1700年禁止进口印度棉织品。除此之外，英国还实施了其他多种保护主义的政策。到了19世纪，英国的纺织业挤垮了其他的竞争对手。从18世纪至19世纪初，英国的各项立法和政策中充斥各种保护主义的措施：减低或免征原材料的进口税，提高出口商进口原材料的退税水平；取消大多数产品的出口税，扩大出口补贴；大幅提高进口关税（张夏准，2006：32）。同时，限制殖民地发展竞争性产业，使其沦为母国原材料的供应地。

美国是幼稚产业保护论的发源地，美国经济学家创立“美国体系”，与宣扬自由贸易主义的“英国体系”相对立。在经济理论上，美国学派经济学家反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宣扬的自由贸易理论（Hodgson，2001：137-139；赖纳特，2007；张夏准，2007：9-10；贾根良、黄阳华，2007）。但是在经济政策上使用贸易保护主义的程度，相比于英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中最为重要的手段是关税保护。1816年美国的关税法案使得几乎所有工业品的关税都达到了35%左右的水平，1832年通过的新的关税法案将平均关税水平率确定在40%的水平。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北方幼稚产业保护主义和南方自由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斗争，北方的胜利使得美国成为幼稚产业保护政策最热衷的实践者，“甚至直到二战时情况也没有发生变化”（张夏准，2007：47）。在所谓的全球化“官方”历史中被批评为“声名狼藉”的“斯穆特——霍雷”（Smoot—Hawley）将美国工业品平均关税税率提高到了48%，“但是这一关税税率仍然位于美国自南北战争以来平均关税税率的范围之内”（张夏准，2007：48），继续保持了美国保护主义传统。即使二战后美国开始实施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税率，但是其他潜在的不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则更为积极。例如自愿出口约束（VERs）、《多种纤维协定》下的纺织品和服装配额、农产品保护和补贴和单边贸易制裁（张夏准，2007：49）。

从英国和美国的贸易政策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两国在经济发展阶段都实施了严格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其中贸易保护的力度都是世界上最为严格的，持续时间长达几个世纪或者百余年。两国贸易自由化都是在获得了世界经济的霸权之后才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如“官方”历史中所言：即通过自由贸易获得经济发展和繁荣。不仅如此，当本国世界经济霸权地位被他国取代时，又会出现放弃自由贸易政策，重拾贸易保护主义的情形。如20世纪初期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之后，英国不得不于1932年放弃长达数十年的自由贸易政策，重新设置贸易关税。英、美两国在发展过程中实施的政策并不是个案，而是几乎当今所有的发达国家在走向成功的过程中都曾经使用的一般模式。就连第一次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1870-1913）也是通过将殖民主义和不平等条约强加给落后国家取得的（如中国于1842年《南京条约》之后的多部不平等条约丧失了关税自主权）。

日本经济的崛起和二战后的重建，以及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发展过程也没有明显地偏离上述模式。日本于19世纪中期的“不平等条约”失去了关税自主权，“随着1911年各项不平等条约的废止，明治以后的日本政府推出了旨在保护幼稚工业、降低进口原材料的价格和控制奢侈品消费的广泛的关税改革”（张夏准，2007：82），不同的是使用选择性的政策，对某些关键性行业“给予强有力的保护”（张夏准，2007：83）。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将20世纪70、80年代“东亚奇迹”标榜成经济自由主义的胜利，把东亚经济体的出口成功“吹捧”为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教义正确性的证明。这种观点也遭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反对（如Amsden, 1989; Wade, 1990）。张夏准认为“东亚贸易政策同时融合了幼稚产业保护和出口促进两个方面”（Chang, 2006:34），因为“成功的幼稚产业保护的关键是出口取得成功”
   （Chang, 2006:32），这正是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成功之道。

三、发展经济学的重新定向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启发   

看起来最近这场贸易保护还是自由贸易的争论的导火索是赖纳特和张夏准两位发展经济学家专著的出版，但这场争论并不是一次偶然的学术观点的交锋，显露出来的近年来发展经济学最新进展所积蓄的能量给主流经济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赖纳特和张夏准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思路相近，都推崇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方法对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可参见贾根良、黄阳华（2006）对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方法的介绍）。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陷入低潮之后，这种通过对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经济政策史的研究，共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及落后国家发展问题研究的新发展，对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影响重大。

赖纳特的研究应该归于新熊彼特学派（Neo-Schumpeterian），这也是演化经济学发展得最为迅速的分支流派之一。赖纳特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政策史的研究中，寻找为什么国家之间出现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答案。Reinert（1999）提出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系统观的经济发展理论，随后在编著的《全球化、经济发展和不平等——替代性观点》（Glob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Reinert，2004）和《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赖纳特、贾根良，2007）中系统提出演化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再到新著《富国如何致富而穷国为什么总是那么贫困》重申当前的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危机，为发展经济学的重新定向和复兴奠定了基础。不同于赖纳特更侧重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张夏准则更为直接地从经济政策史的研究入手，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为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提供值得借鉴的思路。

回到“富国为什么变富”的根本性问题，两位经济学家都认为几乎当今所有的发达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使用过国家直接干预的幼稚工业保护政策，只是各个国家具体的措施会有些差异。为了保护幼稚工业，贸易保护主义是非常常见的措施。等到这些国家的产业发展到能够和发达国家进行竞争时，它们会降低贸易壁垒，实行贸易自由化。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自由贸易政策，并且反对其它的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保护。如通过殖民和“不平等条约”，输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理论，或者如英国废除“谷物法”，以此要求其它国家也实行自由贸易。张夏准称发达国家的这种做法为“踢掉梯子”，即禁止发展中国家再度使用发达国家在通向成功的过程中得以利用的好政策（如贸易保护），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当今的发达国家和国际性机构按照“华盛顿共识”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新自由主义政策，也是“踢掉梯子”的行为。特别是WTO在大力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实行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使用过的政策严重不符。这既无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升级，而且还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通过贸易保护来发展本土幼稚工业的机会。发达国家和国际性机构宣称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但是发达国家构建的世界经济体系和提供的政策建议却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动力。张夏准认为这是“好心办坏事”，赖纳特则多次重申李斯特的主张：按照发达国家所做的去做，而不要按照他们所教导的去做。

参考文献：

[德]李斯特，1981：《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贾根良、黄阳华，2006：“德国历史学派再认识与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贾根良、黄阳华，2007：“施穆勒纲领与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起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挪]赖纳特，[中]贾根良（主编），2007年：《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英]张夏准，2007：《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msden, A.,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de, R.,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ng, H. J., 2006,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 Experience: The Miracle, the crisis and the Future, London: Zed Books and Penang: Third World Network.

Chang, H. J., 2007, Bad Samaritans--Rich Nations, Poor Policies, and the Threat to the Developing World, Random House.

Hodgson, G. M., 2001,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Reinert, E., 1999, The Role of Stat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V. 26, No. 4~5.

Reinert, E., Daastol, A., 2004, The Other Canon: th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economics, in Reinert (ed.), Glob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Reinert, E., 2007, How Rich Countries Got Rich…and Why Poor Countries Stay Poor, London: Constable & Robinson.

 作者简介：束克东（1976-），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史专业博士研究生；黄阳华（198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贾根良教授的悉心指导。文责自负。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中国人民大学985课题“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成果。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9-22 1:33:27编辑过]

英国《金融时报》讨论张夏准和赖纳特的新书

（主要观点的摘译）
      

康健  王晓蓉译

国家的成长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金融时报》2007年7月21日

……

韩国和印度的对比提出了经济学中最为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发展成功了，而有些国家却失败了呢？为什么韩国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贫困跃升到丰裕？而印度的发展直到那时（20世纪70年代以前）仍很低下，而现在却好转了呢？

赖纳特的书名《富国如何致富而穷国为什么总是那么贫困》提出了更具一般性的问题……两人（赖纳特和张夏准——译者注）的答案惊人的相似。

两人都认为发展的第一要务是快速且持续的增长。因为只有在工业部门又快又持续的生产率增长才是可行的，所以只有工业化才能提供快速且持续的增长。为了工业化，国家必须提升技术和管理能力，他们两人都认为，只有通过培育幼稚部门，这个目标才能够实现，就像过去500年中每一个成功经济体所做的那样，对这些部门加以保护。

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霸权”——过去25年中有关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广泛共识——剥夺了这些有用的工具。其结果是发展的灾难，特别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所蹂躏的拉美和非洲，更是如此。WTO和诸多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更进一步地限制了发展中国家选择恰当政策的能力。他们认为这与战后欧洲复兴时期的马歇尔计划以及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美国对发展政策更容许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赖纳特和张夏准的新书都基于类似的世界观，但写作方式和风格却不同。赖纳特的著作较少引起人们的愤怒，而更主要的是学术性的。他一直在与自19世纪以来的学术正统——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智力斗争，他视自己为“异端”并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另类教规”。

赖纳特的著作强调实践经验，反对先验推理；他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落后国家的）成功之路是抑制进口的贸易保护，而不是遵循19世纪理论家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穷国依照比较优势实行专业化，就意味着专业化于贫困。正如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所指出的，对一个国家来说，这是最要紧的事情。保护是有效的解决之道，自由贸易只有在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之间才是合适的。

张夏准的新书《好心办坏事》篇幅更短，观点更鲜明。他认为想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人却帮了倒忙，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选择。其中限制了他们对外国直接投资进行管理的能力，过分地沉迷于私有化，限制了知识产权的获取，过度关注金融稳定，过分强调腐败和缺乏民主，还有更为重要的是过分强调文化的重要性。

与反对全球化的大部分著作不同，这两本书是由严肃认真的人所著，值得阅读。而且，我同意两位作者更快经济增长的目标，认同传统经济学忽略了动态经济的演化性质这种观点。我也支持工业化是增长的首要道路。最后我也同意，某些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具有危害性，首当其冲的可能是对便利地获得知识产权的限制。

然而我还有一些重要的异议。例如，赖纳特认为当代新自由主义者信奉“要素价格均等化”，该理论认为自由贸易会使得所有地方的工资和资本收益相等。事实上，学过这些理论的人通常明白该理论的涵义是相反的：为保证结论的成立需要满足许多不太可能的条件。

新自由主义者确实相信，至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竞争性地出口制成品和相对高级服务活动的新机会出现了。确实，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的80%是制成品。

可以认为，这种成功最近是由中国支配的。但是，中国的人口是撒哈拉非洲和拉美的总和。赖纳特相信，如果一开始就以世界市场上为目标，制成品出口可以产生增长和工业化的良性循环。当然，这是中国现在所要达到的目标

这引出了我在以史为鉴上最大的不同观点。赖纳特认为：“美国1820-1900期间的产业政策或许是今天第三世界国家在通过自由贸易获益前最好的榜样”。从张夏准对19世纪例子的强调，他也同意这种观点。

但是，这个例子对于当代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毫无意义。19世纪英美之间的技术差异，比如说与今天美国和埃塞俄比亚相比太微不足道了。既便如此，美国也用了50年的时间才追上英国。

美国还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能够吸引大量的移民劳动力，其中大部分都受过教育，产生了足够让当时技术创造的规模经济发挥作用的国内市场，同时又容许国内激烈的竞争。这可不是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所出现的情况。客气一点说，这个发展模式可不太适合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更不用说乍得了。

    今天极少数（我会说没有）发展中国家足够大或者技术足够高端，可以让19世纪的保护主义模式发挥作用。从中国香港到中国大陆，韩国到爱尔兰，从新加坡到中国台湾，日本到芬兰，这些过去数十年中的成功者，都不是自由贸易者（尽管有些是）。有些是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爱尔兰和新加坡），有些排斥外国直接投资（日本和韩国）。

    两人都将世界经济（贸易）置于发展成功的核心。这些经济体都是外向型的、幼稚产业的培育远高于保护的例子。……很明显，相似的工具有多种的用途，产生不同的结果。政策的总体目标和细节都相去甚远。

    不仅如此，两本书都没有很严肃地讨论现在的追赶型国家必须怎么做。赖纳特建议非洲或者拉美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对外高筑贸易壁垒。但是这种发展中国家之间偏向性的贸易协定，是将区域内更落后国家的收入转移到相对落后国家的一种方式。

    更糟糕的是保护越重，收入转移（因而政治反感）就越多。……更高的壁垒，即使是合意的，也只有当各国都朝着一个共同的（single）的劳动力市场发展时才具有政治可能性，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

韩国和中国台湾是特例。只要抛弃新自由主义共识、重拾保护措施就会带来成功的说法毫无道理。但是两位正确地指出，那些主张只要自由贸易就行了人是不对的。发展没有灵丹妙药，发展型国家可以发挥作用。有些失败了。但也有些成功了。

    相对成功的发展中大国，比如中国和印度，必须接受并受到全球规则的限制。不能让他们搭便车。但是应该允许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选择自己的政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少数没有外国直接投资也可以。

    张夏准正确地指出了施加于发展中国家的某些限制是不正当的，尤其是知识产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发达国家对其开放市场的好处，但是应该允许他们走自己的路，无论是自由放任还是其对立面。它们会犯错误。任其决定，这才是主权的真谛。

艾伦·温特思（L. Alan Winters）的回应

2007年7月24日

马丁·沃尔夫的评论切中要害。他指出了赖纳特所主张的19世纪模式，张夏准也常常作此论调。这些主张至少需要一点证据的支持，在21世纪有合理的对照，毕竟我们一般不提倡19世纪的医学和工程学。其中一个失败的对照是19世纪的增长率远慢于今天政府和人民的预期。下列数据（来自于麦迪逊）对比了1978年后的中国和历史上大国最成功的工业化的增长率。当今世界经济和全球领导者的表现可比历史上强多了。

历史时期的年度增长率

1700-1820 世界 0.5%，
   英国 1%

1820-1870 世界 0.9%，
   英国 2.1%，
   美国4.2%

1870-1913 世界 2.1%，
   美国3.9%

1978-2004 世界 3.1%，
   中国 7.5%

    另一种视角看中国

1978-2004 世界 3.3%，
   中国 9.6% （世界银行）

阿尔温德·潘纳加里亚（Arvind Panagariya）的回应

2007年7月25日

……

考虑一下赖纳特提出的如下建议。非洲（或者拉美）国家之间应该自由贸易，高筑贸易壁垒隔离区域外国家。马丁·沃尔夫对这种建议做出了猛烈的理论批判。但是因为赖纳特更为推崇实践经验而不是先验推理，那试问过去60年中有哪个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国家是依照他主张的战略发展的呢？一个都没有。

确实，在过去的60年中每个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在大致非歧视性的基础上迅速地扩大出口的，而这种出口增加的大部分是来自于与发达国家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难以想象一个非洲国家可以依靠其他非洲国家作为增长的动力。

赖纳特和张夏准两人主张幼稚工业保护都主要是依赖于韩国的经验。但是他们都误读了韩国经济史。1963-72年间，韩国年增长率为9.5%。除极少数的例外，这一时期韩国的政策大都是产业中立的。幼稚产业保护论者影射的重化工业（增长）驱动力直到70年代初期才开始。接下来10年，1973-82，年经济增长率下滑至7.2%。

不仅如此，韩国支持重化工业驱动力的各种措施导致了韩国70年代后期的宏观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使得韩国最终放弃重化工业驱动力，在80年代初实行系统的自由化。这些措施最终使得韩国重返增长的高速通道，1983-90年增长率重回9.9%。

如果幼稚工业保护正如两位作者所宣称的那样灵验，就必须解释为什么印度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为什么表现地如此糟糕。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印度和韩国年增长率都为4%。60年代初韩国放弃进口替代政策，选择外向型经济并取得了近两位数的增长率。印度在60年代中期失败的自由化短期实验之后，转向了激进的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印度试着禁止一切产品的进口，发展国内生产。1965-81年间，印度的年增长率才区区3.2%。

自由贸易的批评者喜欢论述仅仅自由贸易并不是发展问题的答案。这好比击倒一个稻草人一般：几乎没有自由贸易的提倡者会认为自由贸易本身足以将一国送入高增长的轨道。我自己就要出版的著作《印度：一个即将出现的巨人》之所以长达五百页，是因为我详细说明了印度为了实现并维持两位数的增长在各个领域所进行的改革。如果自由贸易是改革所需要的全部内容，那么，我可以不到用一百页就可以完成这本著作。就像其他自由贸易提倡者一样，我意识到外向型经济的贸易政策体制本身并不足于保证持续的快速增长。但是我也明白外向型经济的政策体制也常常是必须的，所以我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对此给予解释。

马丁·沃尔夫的回应

2007年7月30日

我感谢艾伦·温特思、阿尔温德·潘纳加里亚和安妮·克鲁格支持我的评论，我同意他们所说的观点。当然，我同意外向型经济对成功发展的重要性，也同意19世纪美国经验对当代发展的意义不大，也不同意发展中国家之间不明智的倾向性的贸易协定以及导致报酬递减的进口替代。

我想“我方”——当然是正确的一方——的同仁还要认识到如下几点困难。

首先，工业化确实一直都是繁荣的成功之道。因为这个部门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所以具有生产率的较高增长率。制造业的高生产率推动了总体的实际工资增长。不仅如此，报酬递增产生了巨大的外部性：它们是正反馈效应的结果，这是单纯的工业主义者所忽视的。同时，如果没有巨大的竞争压力，工业化也发挥不了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进口替代模式最终都归于折戟沉沙。因此，正如克鲁格评论道，一国不可能仅仅专注于工业，更不是强调保护本国市场就可以成功的实现工业化的。但是仍然可以继续关心如何推动有效的工业化政策。

其次，世界级的企业绝非横空出世。我知道有些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起步时并没有借助政府的支持，最好的例子应该就是印度的软件业。但是丰田、现代和三星可不是这样。假如没有政府的早期扶持，日韩那时能建立世界级的制造业企业吗？或者说，这些国家只是依赖外国直接投资，这有可能是可信吗？

再次，确实所有的成功国家都是从丰富的劳动力起步并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开始的，而印度则是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起步。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对待那些拥有丰富的要素禀赋且初始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呢？他们应该怎样进入真正的发展过程呢？

最后，我们也要承认，在通过激进的自由化获得巨大成功（比如中国和印度）的同时，也存有很多的失望，此时我想到了巴西和墨西哥。明智的人应该从这些经验中领悟到什么呢？

我知道绝对不能重返过去失败的进口替代政策。我会在后面的专栏中说明这一点。但是我们十分清楚自由贸易的局限性。所以还是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吧。

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的回应

2007年7月30日

上世纪50-60年代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认为工业化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我同意经济增长肯定是穷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但是这并一定意味着工业化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不二法门；更为重要的是，将工业化置于经济政策的核心极可能是错误的。所有部门机械化和增加生产率会导致工业部门比其他部门更为快速的增长，但只这是恰当政策的结果。因为很可能是农业生产率增长——整体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部分——会将收益转向引导农业工人转到工业（和服务业）活动，因此，关注工业化作为一种工具，而不是结果，即使不出现停滞，也会导致低增长。

不仅如此，正如赖纳特和张夏准那样，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把贸易保护作为一种主要的政策工具，企求通过推进工业化来实现快速增长。很多惨痛的经历表明并非如此。许多国家采用“进口替代”政策，利用进口限制或者高筑贸易壁垒（无限制地）保护新生工业。大量经验表明为什么这种战略失灵。沃尔夫的观点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充分。

并不是新古典经济理论，而主要是“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导致了令人失望的低增长率。各国前仆后继，各个产业相继建立起了高成本的垄断或双寡头垄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保护壁垒之后却是高昂的成本。长期以来，因为每次新工业潮流都比前一次消耗更多的资本和更高的成本，导致了增长率的下滑。但是新工业一旦建立起来，政治家不能或者不去降低保护，工业主义者的政治权力增加了。有趣的是就业的增长也不明显，因为大部分的生产者选择资本密集型的生产工艺。

毫无疑问，外向型的贸易政策本身不会导致令人满意的增长。但是如果政策制定者决定要这么做，那么，外向型经济会导致在政策制定时考虑基础设施、低关税（促进必需投入品的进口）和相对灵活的劳动市场，以及其他能够刺激增长的经济活动领域。

我想提到某些国家，前面提到的中国（pre-China）因开放而快速增长。沃尔夫提到在中国之前取得举世瞩目增长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确实韩国在快速增长时期（1960-90）并没有完全放弃保护，但是关税率大幅削减，取消了数量限制，对与进口品进行竞争的生产者的保护力度没有大于出口激励。也要注意到出口的激励是“一刀切”的，对所有的出口者都一视同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很难判断，究竟是保护主义导致了成功（如19世纪的美国），还是尽管有保护但仍然取得了成功。

最后，在具有相似要素禀赋和商品价格的国家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或关税同盟），人们已经尝试过这种做法，但最终都没有发挥作用。虽然世界经济体系的某些方面不利于穷国的快速增长，但所需要的答案是必须认识到国际经济的快速增长可以为穷国提供潜在有力的支持，并且支持WTO的变革将会进一步改善世界经济的运行。尽管当前的世界经济并非尽善尽美，但是相对于自给自足或者大多数贸易都是在具有倾向性的贸易集团内部进行的世界而言，当前的世界经济体系给予了穷国更为美好的希望。

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的回应

2007年8月2日

……

我很赞赏两位作者（指张夏准和赖纳特——译者注）解答这些大难题的想法。但是我们不应该同意他们的这种观点：因为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部门，因此，制造业总是最好的赌注，就像过去总是这样一样。这种观点忽略了有些打算进入服务业生产的国家，沿着均衡轨道，服务部门相对价格上涨会准确地补偿该部门生产率增长的缺失和不足。如果有人不相信，那么就没有人投资服务部门了。

新古典主义的“药方”是不要考虑所谓的产业发展最佳方向问题，把它留给市场去解决：市场在短期内就能决定一国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我突然意识到这种方式是决定论的和机械论的。我在几篇论文中讨论了中国发展的理论问题：中国转移西方在过去几十年中领先的技术，同时出口西方在技术上几乎没有什么进展的服装等产品（在这方面的一个信息是：当中国越来越接近前沿时，其工资水平上涨将导致制成品出口出现令人失望的局面，最终或多或少要复制美国模式。此处中肯的信息是先前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西方目前为止仅获得少数技术收益的领域。更广泛一点讲，一国的比较优势完全是人为创造的，特别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的创新史。

但是，更深入一点，很明显一国——如果给定了任务，就是它的市场——必须考虑到外国长期经济发展的方向。比如说这种前景取决于市场给各种各样企业资产确定的价值——商业空间、设备和各种员工等。这没有确切的答案。……

最后一点，当一国创新时——建立或者以某种速度采用新产品和(或)新方法——它可能（幸运地）创造他不曾有过的比较优势。……因此，看起来我们已经找到了发展之道：让每个人都关心他能在那些方面以全球市场为目标而创新，以便获得最佳的经济收益和个人成长的机会。

问题是一国的国民或许缺少对不同于自己国家的外国市场的认识。他们的落后是因为他们发展滞后。因此，两位作者可能是对的：最不发达国家从事的大概是那种传统的、标准的和没有风险的制造业，但是，即使他们在这些工业做的最好，他们也无法摆脱欠发达状态。发达国家可以给予欠发达国家资金和专家支持，以帮助它们提升效率，或许它们的技术实践能够上一个台阶；也可能有助于减少疾病。但是，除非或者直到一国之人对良好的投资机会具有老道的直觉或者天赋，否则这个国家就无法摆脱欠发达状态。

张夏准的答复

2007年8月3日

虽然我们之间存有分歧，但马丁·沃尔夫如此认真地看待拙作并深思熟虑地撰写评论，本人感到高兴。然而，他对我关于贸易的观点的论述容易给人造成误解，令我颇为悲哀。

首先请让我澄清我并没有宣称“彻底的进口替代”（across-the-board import substitution），可是马丁看起来多处隐含这一点。我想他不是这个意思，但从温特思、潘纳加里亚和克鲁格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的误解给我的观点蒙上了不妥的印象。我在拙作中花费了很大的篇幅解释为什么贸易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我敢说我比上面提到的几位同仁都更为支持贸易，但这并不等于自由贸易是促进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最优方式。

从18世纪的英国到20世纪后期的韩国和中国台湾，成功的经济体长江后浪推前浪，起先运用多种政策措施（虽然不是每个经济体都采用过，最主要的就是贸易保护），为他们的生产厂商创立空间，在能够与海外更好的生产商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出口市场展开竞争之间，以帮助它们提高生产能力。有些情况下保护比较简短，有些则比较漫长——日本的汽车产业在最终成功地在国际商场赢得一席之地前，需要将近40年的保护和补助（但这种保护不只是对日本人而且对每个人都是好事，因为这些政策最终创立了世界上最高效、最环保的汽车产业）。然后，成功的保护主义背后的真意常常是为了更好的对接世界经济。

有些国家过去实施过的“彻底的进口替代”和我提倡的有意图的（虽然不一定是更弱的保护主义，你只要看看像平均关税率就会明白）保护主义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我感觉自己只是在平衡食谱上建议添加适量的红酒，却遭受因刺激伏特加大量消费的非难。

并不是所有的保护主义国家都获得了成功。很多国家表现差强人意。但是，我在拙作和学术著作中用证据说明了大部分成功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保护主义。较有代表性的是有些国家在丰裕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进行了贸易自由化。大部分过早采用自由贸易的国家都已经失败了。我所指的不仅是最贫困的国家。有许多中等收入的国家也有相似的经历——最近最好的例子就是墨西哥和巴西，马丁本人在回应他人的评论时引用了这两个国家。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殖民主义和不平等条约时期采用了自由贸易，曾有过可怜的增长（如果它们还有增长的话）。近来，拉美和撒哈拉以南发展中国家在保护主义的“旧社会”增长，可比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自由贸易）的20年增长快得多。拉美在1960-70年代“凄苦的旧社会”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是3.1%。在新自由主义1980-2004年的“灿烂新社会”只有0.5%。即使我们排除80年代调整的十年，1990-2005年拉美的增长率也仅为区区1.5%。不仅如此，最近拉美的增长率已经下跌了（2000-2005年仅为0.6%），而这时应是拉美收获改革（有些国家已经持续了将近20年）成果的季节。

当论及（所谓的没有意义的）以史为鉴时，马丁几乎只关心美国的案例。这不难理解，这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止实施了百余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头子”确实令人震惊，因为它后来一直被认为是自由贸易的化身。和克鲁格在评论中一样，马丁认为美国“尽管”是保护主义的，但美国的成长却是个例外。我不同意这种解释，但是即使是那样，他又怎么解释今天所有的富国过去都曾经实施保护主义的事实呢？或许美国尽管实施保护主义但仍然成功是因为庞大的市场，但是台湾和芬兰这样的微型市场又如何解释呢？如果大规模、高素质的移民抵消了美国保护主义的弊端，像瑞典或者德国这些在19世纪晚期高素质人才流失但实行保护主义的国家又怎样解释呢？也许把美国看成一个“特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还有其它几十个国家都当成“例外”，这个理论就明显是漏洞百出的（这样做让我想起前哥白尼时代通过绘制“本轮”（epi-circles）来论证“地心说”[1]）。

我承认马丁说我没有充分说明穷国应该怎么做。这是我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但是，我想提醒马丁，韩国1961年人均收入是82美元，连加纳179美元的一半都不到，韩国在50年代后期被USAID称为“无底洞”。如果韩国可以做到，为什么其它国家就不能吗？我承认今天最贫穷的国家比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面临的挑战要大得多。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富国和多边机构无法容忍韩国过去曾使用的“民族主义”政策。拙作恳求改变这种状况，应该允许（发展中）国家选择他们所需和所希望的东西，正如我前文有言，这种选择通常能产生更好的结果。马丁在他的评论的最后比我还好地总结了这种观点，所以我就不在展开说明了。

至于艾伦·温特思和阿尔温德·潘纳加里亚的评论，如果他们用刺眼的字眼（潘纳加里亚说“难以令人信服的”，温特思把我的观点比作“19世纪”的医学），我希望他们至少认真地阅读拙作（或者至少更仔细地看看评论，因为除了贸易领域，马丁对我的评论还是很公正的）。我的观点在他们的漫画中变成了这种情况：仅仅关注贸易，建立在过时的模型上，缺乏经验证据，对此我拒不承认。

艾伦认为我的论述建立在“19世纪模式”上，所以不够严肃。艾伦的这种观点非常不幸。如果他阅读过拙作，他就不能批评我提倡19世纪的模式——因为我的讨论紧跟当代实践，比如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还给予本国产业大量的R&D补助，以破坏日本和芬兰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严厉管制。如果这场讨论中有“19世纪”的思维，那就是艾伦盲目地认为人类知识的进步是线性的。这种观点在自然科学领域业已被证明是有问题的，但是，当这种观点进入社会科学时，今天没有科学哲学家愿意严肃地对待之。有趣的是如果人类知识真的是线性进步的话，那么新理论就总是更好的，艾伦就会面临更大的麻烦，因为保护主义理论要新于自由贸易理论。最后，我认为将对手的理论贴上贬义词（“19世纪”）的标签是不妥的。假若我将艾伦和他的同仁表述成“美国奴隶主和做鸦片生意的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竭力主张的自由贸易理论的辩护士”，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阿尔温德认为韩国重化工业的失败验证了自由贸易的智慧的观点，如果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许多的重化工业都出现了问题（伴随着世界衰退的早期问题）——就像伊恩·利特尔（Ian Little）那样第一次提出来的话，或许还有些意义，但是今天看来就不严密了。直接先摆事实吧。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确实经历了一些不顺，但是这部分地归因于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及相继出现的全球衰退，不仅仅是因为重化工业化计划。而且正如阿尔温德自己所说的，韩国在这次危机之后也没有放弃重化工业化计划。韩国重组并关闭了一些预期表现不佳的企业，但是仍然支持表现不错的企业。最后，如果重化工业化是失败的，那么，阿尔温德又如何解释80年代之后大多数的领先工业——钢铁、造船、汽车和电子——都是通过重化工业建立和促进的工业呢？重化工业可是有悖于自由贸易经济学家建议的。（这也是到了20世纪90年初连伊恩·利特尔自己都无法解释的问题）。

对于阿尔温德把印度作为一个例证来说明幼稚工业保护是不好的，我可以承认，并不是所有的保护主义政策都将成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印度的保护主义都没有很好的管理。无论采用什么战略，他们都将归于失败。我在拙作所论述的是与传统智慧相反的观点，即保护主义战略比自由贸易战略获得成功的胜算更大。引用印度放弃幼稚产业保护的例子，好比说因为有个五十多岁的人还靠父母过活，所以要废除父母的养育。

安妮的用词比艾伦和阿尔温德两君有礼貌多了，但是反对意见可不见少。她说当韩国“在快速增长时期（1960-90）并没有完全放弃保护，但是关税率大幅削减，取消了数量限制，对与进口品进行竞争的生产者的保护力度没有大于出口激励”。这种认识在90年代初就已经被研究东亚的学者否定了。请让我为她补充一些证据。20-30%的平均关税率在当时仍然是较高的水平。而且平均关税率掩盖了巨大的变化——韩国有些产品免税，有些关税高达100%（这也与她所说的“无差别对待”政策不符）。数量限制就更为普遍了——明确的数量限制可比安妮和她的同仁们知道的要多得多，许多数量限制因为通过国内法的方式实施（比如监管国有铁路公司的法律），所以不是很明显。最重要的是，直到80年代韩国都进行严格的外汇配给。许多商品的关税在纸面上是相对低的，但是却因为在政府优先完成的规划上排在后面，所以难以付诸实践（好比面对有效的无限关税率）。

最后，我同意菲尔普斯在他的评论中提出的大部分观点。虽然表述不同，但他对经济发展的认识几乎和我完全一致。正如他很简洁地论述的那样，我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完全是人为创造的”。换言之，经济体依照特定的方式发展，因为某地的某人有意识地决定在特定的领域“为获取技能和知识而投资”。同样地，企业的管理者做这种决策时，常常明确地违反市场信号（诺基亚的电子业务亏损曾长达17年），政府可以，也经常应该反着市场信号决策。但是，如果永久地将一国和国际市场经济隔离，将会导致朝鲜那样的灾难，但是至于终极目标是完全对接国际经济，（像日本70年代前那样）保护汽车产业长达40年，或者（像韩国70年代初那样）不按照世界银行的建议，设立国有钢铁垄断工业也许是正当的。

以上就是我阅读艾伦、安妮和阿尔温德的评论的一些感想。我好比一个人写了一本推荐地中海饮食的书，这本书被一个著名的反脂肪营养学家评论了一番，他本无心机地以为我推崇所有脂肪的有益品质，而我推荐的仅仅是橄榄油。这已经很不妙了，然后，后来的其他一些反脂肪的营养学家读了评论文章，一看到“脂肪”这词儿就起了巴甫洛夫反射，挥舞着美国的肥胖数据和苏格兰心脏病统计数据，控诉我促成了各种脂肪的过量食用。我很遗憾地做出这样的结论，我在拙作第三章结尾时说的话是正确的——“贸易对于经济发展太重要了，所以不能留给自由贸易经济学家”。

 译者简介：康健（1984-），中国人民大学-莫纳什大学高级经济研究中心；王晓蓉（1967-），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咨询部，经济学博士，副馆员。

[1]
      在托勒密的天文系统中，行星被认为是沿着一个称为“本轮”的小圆周运动，其中心在以地球为中心的一个更大的圆周上运动，其轨迹为环绕地球运行的行星的轨道。——译者注

争论原文请参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9-22 1:27:42编辑过]

评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还是自由贸易的新争论

                          贾根良   黄阳华

内容提要：针对沃尔夫等和张夏准之间这场争论的三个核心问题，本文的评论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首先，反对贸易保护的沃尔夫等虽然赞同张夏准和赖纳特对工业化重要性的强调，但他们可能无法理解后者仍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的目前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工业化困惑”问题及其政策含义。其次，把外向型经济等同于自由贸易并把贸易保护等同于没有竞争是错误的，英国、美国和韩国的历史经验说明，出口导向（或外向型经济）、幼稚工业保护与国内激烈竞争相结合是落后国家经济追赶成功的基本条件。最后，中国的成功不仅不是通过激进的自由化所获得的，而且，由于中国“必须接受并受到（新自由主义）全球规则的限制（沃尔夫语）” 已经使中国目前的发展面临诸多严重困境。本文探讨了发展模式、“三农”问题以及服务业落后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指出中国在长期内仍存在着“拉美化”的危险。

关键词：贸易保护  自由贸易  外向型经济  发展模式  经济全球化

自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声音就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据我们所知，在沃尔夫等为一方，而以张夏准和赖纳特为另一方，在他们之间所发生的这场争论是论战双方第一次针锋相对的交锋。我们认为，在经济发展史上，存在着一种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国家干预）的周期性交替，自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以来，其发展势头在步入新世纪之时已经出现衰减的迹象，自那时开始，周期性交替的钟摆在发展中国家开始了摆向国家干预和保护民族工业的方向，这是我们为什么在2005年就开始把张夏准（2005）和赖纳特（2005）的论著介绍给国内读者的原因。随着世界经济的动荡，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珠江三角洲大量劳动密集企业倒闭和外迁、通货膨胀、资源涨价、相当大范围的产业面临着被跨国公司所控制、生态危机和外汇储备高居不下等所面临的巨大风险等，我们感觉到，张夏准和赖纳特的替代性教规发展理论越来越值得我们研究，而反对他们的观点同样值得关注。

综观这场争论中各位作者的观点，我们基本上同意沃尔夫对张夏准和赖纳特的批评：两位作者都没有对现在的追赶型国家必须做怎么展开更深入的讨论，但是，瑕不掩瑜，赖纳特的理论很深刻，而张夏准对历史事实的重申基本上是准确的。我们认为，在五位评论者当中，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基本上是支持赖纳特和张夏准的，虽然他的论述比较肤浅，而且他也不知道赖纳特一直在强调知识密集服务业的重要性，因而错误地批评赖纳特忽视了服务业；而沃尔夫对赖纳特和张夏准的赞成和批评则兼而有之；至于温特思、潘纳加里亚和安妮·克鲁格，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坚决捍卫者，他们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有关后发国家经济发展史实的掌握上都存在很大问题。由于张夏准已经对相关问题提出反驳，因此，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在这里只提出以下三个问题，以便抛砖引玉，引起读者的关注和更深入的讨论。

一、怎样理解工业化的重要性以及目前所面临的挑战？

赖纳特和张夏准都强调了工业化的重要性，这种观点得到沃尔夫和菲尔普斯的赞同。笔者之一2005年以前曾从事发展经济学教学十五年，每年的课程都要给学生强调，对于经典发展经济学来说，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工业化（主要是通过制造业）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发展准则。除了19世纪的美国和荷兰等通过农业科研作为发展的辅助动力这种情况外，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史来看，这种观点无疑基本上是正确的。正如赖纳特所强调的，不同经济活动在吸收技能和教育的能力上所存在的质的差别对发展理论来说是关键性的，在那时，工业或制造业是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基本载体，对强国富民至关重要。安妮·克鲁格虽然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但她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经典发展经济学的批判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正如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学科研状况所表明的，如果没有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知识，对她来说，确实无法理解为什么对落后国家而言，工业化是一种工具而非自由贸易的结果。

确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正如安妮·克鲁格所指出的，工业化已经不再是强国富民的不二法门了，但为什么是这样，我们猜想，安妮·克鲁格、菲尔普斯甚至沃尔夫等都可能并不了解其原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产业内贸易、全球产业价值链分解、产品核心功能集成化与整体功能模块化等所导致的新国际分工的发展，使得制造业在核心部件与最终产品的生产上在国家层次上发生了分离：发达国家从事高创新率、高附加值和高进入壁垒的核心部件生产，而发展中国家则从事惯例化的、低附加值和几乎没有进入壁垒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贾根良、秦升，2008），由此产生了“工业化的困惑”：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制成品贸易条件恶化”和“高技术产业的技术不高”。

在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就无法再像历史上从英国到韩国那样，仅仅通过抓住制造业就能达到强国富民的目标，因为在那时，制造业的整个产业价值链都在一国之内，发展中国家抓住制造业不仅可以具有高增长率和高就业率，而且同时也获得了高创新率、高附加值、高工资和系统协同效应，但如今，它就只可能具有高增长率，但高创新率、高利润、高工资、高附加值和系统协同效应却丧失了，而高就业率也只是一时的。因此，无怪乎跨国公司会没有顾忌地说，把利润拿走，给中国留下GNP。

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解的今天，知识密集型服务活动日益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与制造业并列为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西方研究服务创新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知识经济两大基础设施的看法：第一种是由研究机构、技术组织和高等教育所组成的“公共知识基础设施”，第二种则是具有私人性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如果说知识经济的第一种基础设施主要是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那么，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则是信息革命的产物。因此，赖纳特指出，“知识密集型服务可能要起到制造业在历史上同样的作用。然而，如果没有来自以多样化制造业为基础的需求，这种服务部门不可能成长和繁荣起来”（Jomo K.S. and Erik S.Reinert，2005，Introduction）。赖纳特的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和张夏准并没有对这种新国际分工带来的新挑战展开研究，然而，他们的论著给我们现在更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我们认为，张夏准新书的名字《好心办坏事》用在温特思、潘纳加里亚和安妮·克鲁格甚至沃尔夫身上是很恰当的。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从15世纪的英国到19世纪的“美国制造体系”再到日本和韩国都是通过抓住制造业的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经济政策发展起来的。而如今，当他们给发展中国家推荐按照比较优势进行自由贸易的同时，他们也不了解，由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解，国家富裕的基础就从“产业特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改变为“活动特定的”和“产业特定的”相结合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就自然演变为“以高附加值、高创新机会窗口和不完全竞争为核心”的国家政策了，如2000年欧盟的“里斯本战略”和2004年的“创新美国”就是这种“新”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表现（贾根良，2008）。通过鼓吹所谓的自由贸易，美欧发达国家用高额补贴的农产品摧跨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这是造成全球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一直以来，美欧发达国家在农业谈判和高技术政策上就寸步不让。这种种表现，哪里还有自由贸易的风格？而他们却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与其历史上曾实行的相反的政策，这岂只是好心办坏事？

二、怎样理解外向型经济、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什么要保护幼稚产业，经济思想史上已经有比较好的论述，我们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但是，针对沃尔夫、温特思、潘纳加里亚和安妮·克鲁格，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外向型经济是否就等于自由贸易，而贸易保护是否就等于没有竞争？怎样解释印度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发展低下和目前墨西哥的状况？让我们下面首先回顾一下经济史。

张夏准和赖纳特的研究告诉我们，英国是通过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发展起来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比张夏准和赖纳特更详细的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简史：1485年，亨利七世即位，开始实施大力支持羊毛工业的贸易保护政策，史称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伊丽莎白一世时代（1558-1603）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1603-1649年，1660-1714年）是英国重商主义的两个最重要时期，1587年完全禁止羊毛出口；1651年通过航海法案；1672年通过谷物法；1689年通过对谷物法的修订；1699年通过“羊毛法案”禁止进口殖民地的羊毛制品；挤跨爱尔兰具有竞争里的羊毛产业；1700年英国国会通过一项禁止销售印度棉布的法令。1721年，沃波尔重商主义政策改革，以提升制造业为政策目标。1760年至1830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虽然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提倡自由贸易，但是1815年英国仍通过新的谷物法，提高了对农业的保护力度，直到1846年才取消《谷物法》。1849年废除《航海法》，1860年取消所有贸易和关税限制。

根据以上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简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如果没有1700年英国国会通过的禁止销售印度棉布的法令，英国棉纺织业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早就被印度的棉布所挤跨，还谈何工业革命？因为英国本地的纺织业以毛纺织业为主，根本无法与印度的手工棉纺织业竞争，直到1760年，英国棉纺织业使用的机器“几乎与印度使用的机器一样简单”（罗斯托，1997，第103页）。罗斯托承认，1700年和1720年禁止进口的立法导致了保护性的高额关税，正是在这一法令保护下和犹如黑洞般的市场迫切需求刺激下，“英国的发明者和革新者终于解决了用棉线作经线的问题，从而以机器同印度人的灵巧的双手展开了竞争”（罗斯托，1997，第106页），从而使棉纺织工业一跃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第二，英国是在工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之后才取消贸易保护等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第三，英国在那时无疑是世界上最具外向型发展的经济了，但英国却是把这种外向型经济与贸易保护和国内激烈的自由竞争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她成功的重要原因。

我们认为，沃尔夫、温特思、潘纳加里亚和安妮·克鲁格把外向型经济等同于自由贸易并把贸易保护等同于没有竞争是错误的，落后国家经济追赶成功的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让我们下面先看一下美国经济史。正如张夏准、赖纳特和我们前面对争论背景的介绍所指出的一样，1897年至1901年担任美国总统的威廉·麦金利当时就指出，“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矿产国；我们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这一切都缘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制度（托马斯·K·麦格劳，2000，第345页）”。但美国为什么会成功呢？我们认为以下两个方面是很重要的因素。首先，虽然我们很难说当时美国是现代意义上的外向型经济，但她是把“出口导向”和通过贸易保护对民族工业的支持结合在一起的。以提出保护主义为核心的“美国制度”而著名的卓越政治家亨利·克莱1824年的这段著名言论就是很好的证明：“我们必须赶快让真正的美国政策（保护主义是核心之一——引者注）付诸实施；在将目光盯住海外市场的同时，我们必须开拓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国货在国内的占有量；我们必须与外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抗，将我们过去对外国工业的支持转移到促进我国国内工业的发展上”（托马斯·K·麦格劳，2000，第346页）。亨利·克莱的这段话说的多好啊！他似乎也是针对目前的中国所说的。

我们认为，美国通过保护主义获得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历史促成的，它防止了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印度内向型经济所存在的弊端。通过考察美国关税史，我们可以注意到，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关税率曾经发生比较大的波动，特别是在南北战争以前更是如此。例如，在南北战争前，由于提倡贸易保护的北方工业集团与南方支持自由贸易的奴隶主集团之间的斗争，关税率在一段时间内提高，而在另一段时间则下降。当关税率降低导致美国许多工厂破产和工人失业时，贸易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从而促成了关税率的不断提高，从而给民族工业以喘息之机，美国企业不得不珍惜这种机会，为将来在关税率再次降低时能够胜出做好准备。然而，关税率的不断提高导致南方奴隶主集团的激烈反对，他们甚至以国家分裂为要挟，因此，政治妥协使得关税率再次下降，民族工业不得不奋力挣扎，以图生存。关税率降低实际上就等同于引入了美国民族工业的“天敌”，这客观上产生了一种“鲶鱼效应”。但是，这种“天敌”不能数量太多和太猛烈，以至于如自由贸易那样使民族工业遭受灭顶之灾。因此，托马斯·K·麦格劳写到，“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国会中那些旨在保护美国新兴产业、成长期工业以及弱小工业的政治势力常常获得胜利。因此美国经济是在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的保护中步入成年期的（托马斯·K·麦格劳，2000，第348页）。

出口导向（或外向型经济）、幼稚工业保护与国内激烈竞争相结合，这种历史经验在成功的经济体中一再重复，例如，在东亚仍然是如此。“在今天，如果只考虑幼稚工业保护或出口导向，就会陷入简单化。幼稚工业政策越来越需要出口导向来检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它也许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经济的例子，但它的对外导向是和保护（幼稚）工业齐头并进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制造业的有效保护率仍高达49%”（福布斯、韦尔德，2005，第67-68页）。如何使保护政策下的企业奋力竞争，以至于不陷入松懈状态呢？由于没有上面谈到的美国特殊的政治周期对竞争压力的影响，韩国政府实施了规定保护的时限、企业如果没有完成政府规定的出口和技术创新等目标就不再给予支持等胡萝卜加大棒的措施，这使得韩国许多企业为了达到政府规定的目标，奋力竞争的程度甚至达到了几近疯狂的状态。

以上面的历史经验为观照，难道我们就不能理解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印度以及拉丁美洲的保护主义为什么会失败吗？由此可见，仅仅实施保护主义是不够的，它需要出口导向（或外向型经济）和国内激烈的“自由”竞争相配合。同样，如果只有出口导向（或外向型经济），而没有通过幼稚工业保护和激烈的国内竞争所创造的新的比较优势，那么，正如安妮·克鲁格和阿尔温德·潘纳加里亚所承认的，“外向型的贸易政策本身不会导致令人满意的增长”。但是，如果没有相当一段时间的适当保护，正如安妮·克鲁格等人那样把自由贸易看做是外向型政策体制的基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创造新的比较优势？美国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绩效的历史性差别再次说明了这一点。对于这种巨大的历史性差别，诺斯认为是宗主国的制度和管理体制路径依赖的结果。但我们却认为，诺斯的这种解释总是第二位的，最重要的因素乃是美国在19世纪实施了创造比较优势的保护主义，而拉丁美洲却是遵循自由贸易的外向型经济的结果。令马丁·沃尔夫失望的现代巴西和墨西哥难道不是遵循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教条所导致的吗？

三、怎样理解中国经验？

沃尔夫的文章说，中国是通过激进的自由化获得巨大成功的，许多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进行辩护的学者也把中国作为重要的案例来加以引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与前苏东国家的激进转轨方式不同，中国的渐进式转轨在对外开放上也是逐步进行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许多研究说明，中国模式具有类似于日韩的技术民族主义特点，强调技术学习和战略产业的发展（Barry Naughton，Adam Segal，2001）；这种模式通过强国家来保持高储蓄率、促进产业政策，利用计划经济的遗产，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积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进口替代，类似于韦德在描述东亚四小龙时候“治理市场”的发展型国家角色（Seung-Wook Beak，2005）；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重走东亚的道路，也就是通过高强度投资来发展动态效率的工业（卢荻，2001）。就外贸体制而言，哈佛大学罗德里克提供的数据说明（参看下表），在加入WTO之前，中国的改革并没有采取激进的贸易自由化措施，尽管取消了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对国际贸易的垄断做法，但却代之以一种类似于东亚邻国和地区的限入励出的政策，在进口方面，建立起了一套复杂的、更具限制性的措施，包括关税、非关税壁垒、贸易许可等，并且维持一个很高的关税壁垒来保护民族工业。我们认为，正是这种与新自由主义存在很大差别的经济政策成为“中国奇迹”的重要基础之一。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进口关税（%）

数据来源：罗德里克(2006)。

我们认为，中国的成功不仅不是通过激进的自由化所获得的，而且，由于中国 “必须接受并受到（新自由主义）全球规则的限制（沃尔夫语）”，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为加入WTO已经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目前我国所存在的许多困境可能都与此有很大关系。当然，中国加入WTO也许是必要的，但是，正如沃尔夫教授所承认的，WTO等由发达国家所控制的国际组织“某些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具有危害性，首当其冲的可能是对便利地获得知识产权的限制”，斯蒂格利茨教授在其新著《国际间的权衡交易》一书中对当前世界贸易体系中所存在的诸多不公平之处进行了研究，特别指出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已经大为削弱。张夏准和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说明，由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过程已经使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目前进行经济追赶的国际环境比历史上已经大为恶化。在本文中，针对中国经验及其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初步提出以下三个问题与大家共同讨论。

首先，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国际产业链低端产品、外资和国外技术严重依赖的发展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它是否与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过程具有直接联系？虽然我国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维持着年均9%以上的快速增长，出口扩张得到迅速扩张。然而，尽管我国通过生产的扩张形成了强大的生产能力，但是这些生产活动仍主要地集中于国际产业链中加工和组装的低端层次，而目前我国近90%的高科技出口是由外资企业所控制的。而且，我国制成品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条件一直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中国的廉价产品不仅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福利补贴，而且也在服装等许多产业上事实上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低端竞争（Race to Bottom）标准的制定者。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我们可以区分两种不同形态的竞争：一种是通过创新带来的不完全竞争以实现创新者丰厚租金从而保证财富动态积累的高端竞争；另一种则是集中在价格上以邻为壑的竞争。在目前的国际产业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不同的竞争形态在不同环节中存在着：在低端，依靠生产、加工和组装来获得“正常利润”；而在高端，则表现为产品创新、核心技术的专利获取以及强大的品牌效应所带来的不断增加的丰厚租金。前者的竞争形态表现为“低端竞争”，也就是通过依靠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和对国内自然环境的掠夺性开发为代价，从而不断地冲击产品价格的底线。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所陷入的这种低端竞争状态的形成与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过程具有直接联系，但如果只是通过制定最低工资法、制定与生产相关的劳工标准（或环保标准）、依靠工会组织力量和促进企业（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提高等措施（肖光恩，2007）而没有发展模式的根本性革新，这种低端竞争问题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吗？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按照赖纳特的理论，发展中国家在低端产业或产品上即使是最有效率的生产者也不能免于贫困，专业化于现有比较优势就是专业化于贫困，而要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就必须反对自由贸易，对民族工业进行保护，这是一国从根本上解决低端竞争的必由之路。

其次，我国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三农”问题以及服务业的落后是否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以及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过程具有直接联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三农”问题日益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同时，我国服务业在“十五”期间的总产值占GDP比重呈下降趋势，由2002年的41.7%降为2005年的39.5%；这一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和世界6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48%的平均水平，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严重滞后，有统计数字表明：自1995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连年出现很大比例的贸易逆差，主要表现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方面的服务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至今这种逆差的趋势也没有扭转的迹象；此外，近年来我国资源型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却出现上升的趋势。这些现象是孤立的吗？单就农业或服务业自身能够解决其问题吗？

在历史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成功的农业仅存在于工业也取得成功的地区。为什么是这样呢？这是因为产业之间的系统协同效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谓系统协同效应是指存在着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公共福利，从整体上加以考虑的制度和政策措施有利于改善社会各阶层或各产业的福利水平。按照赖纳特的理论，系统协同效应由四个基本命题所构成。首先，不同的经济活动的创新机会窗口和福利效应是不同的；其次，创新机会窗口大的经济活动在系统协同效应中处于核心地位，它在国家范围内产生并扩散了其创新租金：凡在工业发达的地方，农民也比工业不发达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再次，由报酬递增规律所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所产生的“良性循环”是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基础：发达国家理发师的实际工资要5倍于生产率相同的发展中国家的同行”；最后，国家创新体系在企业家、工农和政府“共谋式”地分配创新租金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它导致了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

按照上述系统协同效应理论，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农业和服务业发展落后。虽然工业发展要依赖于农业和服务业的创新及其对工业品的需求，但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工业发展的依赖程度要远大于工业发展对其依赖程度。我们知道，工业与农业和服务业之间在诸多方面存在系统协同效应，但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下面只从作为核心要素的工业部门的创新租金与需求因素之间的关系谈起。

如果工业部门没有丰厚的创新租金，那么，它无法通过提高工人工资使其分享生产率增益的好处，而工人工资增长速度如果长期滞后于工业生产率增长速度，那么他们就不能扩大对优质农产品和服务业需求的增长，而如果没有这种需求，农业和服务业的分工就无法扩大，农业和服务业的停滞不前就势所难免，其从业人员的收入也不会得到提高，而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工资收入者的工资水平如果长期不能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以及社会保障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使工资收入者不敢消费），那么，导致工业扩张的内需就无法启动，外贸就成了工业扩张的主要动力，但如果外贸扩张以低工资成本为优势，那么，当大量剩余劳动力为国际市场进行生产时，由于我们前面谈到的恶性低端竞争，工业部门工人工资上涨的到来就会大大推迟，农业和服务业落后的状况就会进一步加剧，内需就更无法启动，这些因素的累积因果就会使经济发展积累许多困境。而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服务业落后、社会和谐、环境友好、通货膨胀和高外汇储备的巨大风险等诸多困境，就必须进行路径创造，通过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经济发展开辟新的道路。这就是我们从理论上对我国自1995年以来经济发展过程的基本解释。

最后，如果要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在没有对民族工业的适度保护（包括贸易保护）的情况下，这个目标能否达到？我们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在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先例，而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民族利益作为国家竞争核心的性质。现在，我们已经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今后20年奋斗的目标，但创新型国家这个概念明显地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要义之所在。因此，发端于重商主义并经由李斯特国民经济学一直到现在以赖纳特等为代表的替代性发展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借鉴价值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就中国问题而言，我们提出以下几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作为文章的结束语，以求教于经济学界。第一，在知识经济时代，廉价劳动力是否就象自然资源一样是一种“自然”的禀赋，正如历史上出口初级产品永远不可能致富一样，单纯利用廉价劳动力这种所谓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中国是否永远不可能崛起？第二，我们是否开放过度而对民族产业保护不够？ “我们的关税总水平现在是9.9%，而全球的关税总水平是39%。我们的非农产品关税水平是9%，而全球是29%。我们的农产品关税水平是15%，而全球平均现在是60%。在这几个方面，应该说中国都做得很出色了。在服务贸易领域，本来发达国家是最占优势的，但是WTO规则所定的160个可以开放的服务门类里面，中国已经开放了100个，发展中成员一般是54个。美国也就比我们多一个，开放了101个”（薄熙来，2007）。中国至多按照中等发达程度来开放自己的市场，关税过低会导致民族产业无法抵挡跨国公司垄断性的竞争，特别是对于我国落后的服务业来说，这种开放确实让人感到非常忧虑。第三，对于发展中大国来说，能否主要依靠外资实现经济发展？最近几年来，外资独资比重迅速增加,兼并我国龙头和骨干企业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控制中国产业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如果任其长期发展下去，中国被“拉美化”的危险就会与日俱增。第四，国内市场是否比国外市场更重要？特别是当一国在占领国外低端产品市场的同时，国内高端产品市场却日益在丧失，这是否具有某种“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之嫌，从而存在某种严重的危险吗？第五，对于发展中大国来说，由于存在广阔的国内市场，因此，美国在19世纪崛起的模式是否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些借鉴？第六，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否有可能出现非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模式？我们是否应该努力实现这种模式而不是任新自由主义主导中国经济？更进一步，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将来是否存在停滞不前甚至逆转的可能？如果经济全球化进程出现逆转，我们怎么办？我们是否需要尽早研究相关对策？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薄熙来，2007年3月12日答记者问。

[挪]赖纳特、[中]贾根良（主编），2007年：《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挪]赖纳特，2005年：“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见杰弗里·,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卢荻，2001：《变革性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结构与制度分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第251页。

[美]罗德里克，2006：《中国的出口有何独到之处》，世界经济，2006年第3期第21页。

[美]罗斯托，1997：《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北京，商务印书馆。

贾根良、秦升，2008：《中国“高技术不高”悖论的成因及其解决办法的政策建议》，即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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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福布斯、[英]韦尔德著，2005：《从追随者到领先者——管理新兴工业化经济的技术与创新》，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美]斯蒂格利茨，2008：《国际间的权衡交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美]托马斯·K·麦格劳，2000：《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肖光恩，2007：“底部竞争：难道就是工人的宿命？”，经济学消息报，2007年6月8日。

[英]张夏准，2005：“踢掉梯子：新自由主义怎样改写了经济政策史”，《经济学消息报》，2005年5月27日（第21期）。

Jomo K.S. and Erik S. Reinert(eds.)，2005：The Origin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How Schools of Economic Thought Have Addressed Development,Tulika Books, Zed Books,

Barry Naughton，Adam Segal，2001：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Millenium：China in Search of a Workable Model，MIT Japan Program，Working Paper 01，03．

Seung-Wook Beak，2005：Does China Fallow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 35（4）：485-498．

Comments on the ‘Debate’: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Follow Trade Protectionism or Liberalism

Comments on the ‘Debate’: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Follow Trade Protectionism or Liberalism

Gen-liang Jia    Yang-hua Huang

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further comments on the three questions of the debate between Ha-Joon Chang and Martin Wolf. Firstly, although Wolf and his proponents agree to the importance of industrialization emphasized by Ha-Joon Chang and Erik Reinert, they fail to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industrialization puzzle”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facing nowadays, even Chang and Reinert haven’t gone deep into this issue yet. Secondly, it’s questionable to see the outward-looking economy as free trade and, equivalently, view trade protectionism as no competition present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Britain,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shows that the ‘mixture’ of export promotion (or outward-looking economy), protection of infant industries and fierce domestic competition is fundamental condition for successful catch-up of late development countries. Lastly, the success of Chinese economy is not gained through radical liberalization, furthermore, China is exposed to a lot of development problems caused by the so called “must participate in and be bound by global rules” (Martin Wolf).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inner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models, “three dimensional rural issues”, the laggard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n rises several questions for further study as a conclusion.

Key Word: trade protection; free trade; outward-looking economy; development model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Joon Chang's CV

http://www.econ.cam.ac.uk/faculty/chang/cv.pdf

Ha-Joon Chang on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5-ojv5-b3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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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辛苦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