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分工是这样的，神父专事祷告，骑士专事杀人，农民专事供养所有人。不过这种分工并不太明确，作为公关顾问的神父和神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他们就会把责任推给了农民。当欧洲黑死病肆虐时，灾祸的责任并非神父祈祷不济，而是农民信仰不忠。那些神的公务员吃饱后站在布道坛上诅咒农民：“肉体为奴的人啊，你们该受神的惩罚。”

　　在1945年8月之前，裕仁天皇的分工是神，他每天坐在宫殿里扮演着天神。而在那个庞大战争机器的金字塔分工体系中，有的家伙则比较倒霉，分到了人体鱼雷或是自杀飞机。1945年的8月，当一个叫做麦克阿瑟的美国佬把锃亮的皮靴踏到日本本岛以后，这个分工体系就彻底变了，神和炮灰都成了一样的普通人。

　　1944年，德国人为挽回颓势，发明了V2飞弹，这玩意可以从法国打到伦敦。当然，这条长长的V2产业链要靠上万人分工来完成。对于那个点火发射的家伙来说，则是茫然地望着升空的飞弹，直到看不见，然后拍拍身上的灰收工回家去喝啤酒，一切都不关他的事了。而在英国伦敦的某个地方，一帮倒霉蛋走在街上，忽然轰地一声，莫名其妙被炸得粉碎。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提出了分工论，指出分工提高了效率，到上世纪初亨利·福特就把生产一辆车分成了8772个工时。分工论成为企业管理的主要模式，也为规模化生产提供了可能。然而随着产业链的越来越长，分工越来越细，世界也彼此割裂，另一种迷惘从人们心底生出。

　　在经济学研究上，专业分工也让学术发展陷入迷惘。经济学在1800年前后就达到顶峰。此后，经济学变得更专业化了。不断深化的研究生教育，培养了大批对复杂的经济模型和统计方法了如指掌的经济学家，但他们对金融危机的到来一无所知。

　　美国经济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说：自工业革命以来，我们陷入了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华丽的经济学理论无法解答普通人提出的经济学的简单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而另一些国家贫穷”——这些经济学家就彻底傻眼了。

　　精细的分工让人陷入迷惘，而混乱的分工则让人绝望。比如老舍先生，我们知道他应该搞创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派——你看我多有用啊……”不幸的是他分到的是当革命小将的批斗用具，于是他跳了湖。

　　沈从文先生是个天才，不但小说写得好，做学问也是一流。他说：“除服装外，绸缎史是拿下来了；家具发展史拿下来了; 漆工艺发展史拿下来了；前期山水画史拿下来了；陶瓷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扇子和灯的应用史拿下来了；金石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可惜他分到是清扫厕所的工作，于是只能呆呆地看着天安门广场人来人往的景象，然后回过头对同伴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

　　当我们的分工链条越来越长时，也是走向自我异化的时候，我们无法明白自己到底是谁，无法体会别人的感受。于是在遥遥不能相望的两端，就出现了有人当神有人当蝼蚁，有人当圣人有人当刍狗。

　　（作者系经济类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