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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经济学的资格比社会学老得多。“政治经济学”这个词是由蒙克雷蒂安在1615年引入的，而“社会学”这个词是孔德在19世纪30年代首次使用的。所以说，社会学与经济学相比，只能算是后生小辈。而且，经济学也先于社会学在大学里占有一席之地。
应该说，早期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约翰·穆勒能将经济学与社会学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对经济理论和社会制度的见解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因此可以这么说，他们拥有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广博的视角。穆勒认为：“对其他事物一窍不通的人多半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各种现象彼此交互作用着，如孤立起来，则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但我们的社会学创始人孔德先生对穆勒这种态度并不支持。1830年到1842年间，孔德出版了百科全书式的《实证哲学教程》书中第一次使用了“社会学”一词。正是通过这本巨著，19世纪的多数学者才渐渐了解了社会学。孔德认为，“社会学”代表了人类知识的最高级阶段，在他的框架里，“经济学”没有独立的地盘，他认为经济学是伪科学。我们的孔德先生还说经济学是完全无用却又极其抽象的东西。你看，我们的社会学还立足未稳，就先给自己树了一个强敌，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社会学的日子并不好过。经济学家对孔德的著作反应非常强烈，特别在英国。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约翰·凯恩斯、约翰·尼维尔·凯恩斯和其他著名的经济学家孔德的批评进行了责备。孔德的观点被一一质疑。这是在欧洲，但社会学在美国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在19世纪末，社会学家还是没能让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让大学接受。在1894年，社会学家应该说是受到了“虐待”。在这一年，纽约举行了一次美国经济学会议，在这一会议上，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冲突。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地告诉当时的社会学大家阿尔比恩·斯莫尔和其他与会的社会学家，“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赞同，社会学家无权为自己在社会科学中圈出一块地盘”。社会学家明白了，如果没有经济学家的支持，他们跻身大学的机会将非常渺茫，因此决定退让一步。最终，社会学家在大学里设立了自己的学术领域，但代价是让出了经济学的论题。所以，曾经雄心勃勃地要综合所有知识的社会学，那时就变成了一个“打杂的科学”，也就是所谓“Left-over Science”，只能处理一些五花八门的题目：如婚姻、自杀、离异和怪癖行为。真的是好可怜啊！
令我们略感欣慰的是，在欧洲，社会学还是比较有面子，虽然只比美国多保持了几十年，不过也算不错了。为什么在欧洲，社会学还有它讲话的地方呢？多亏了几位功力比较深的社会学前辈，比如迪尔凯姆、帕累托（此先生同时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韦伯等。特别要说一说韦伯，他一直在试图保持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交流与联系，他还和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合作过，熊彼特也是在社会学与经济学都造诣很深的人物。但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韦伯和熊彼特的努力还是没能挽救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感情，他们还是越来越疏远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经济学经历了一次飞速的数学化过程，而在二战后，我们的社会学才一般性地采用了定量方法，而数理社会学迟在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从1930年到1950年，经济学与社会学实际上已经完全分开了，不像以前，还有些纠缠。而从1950年到1980年这段时期，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没有交流的情形到了顶峰，除了一个例外，就是哈佛大学在1951年到1956年开设的“经济行为的社会学分析”的课程。而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大幅度扩张，到80年代，经济学已涉足的领域有法律（如科斯）、历史（如诺斯）、组织理论（如威廉姆森）、社会学（如贝克尔）、教育学（如舒尔茨）以及政治学（如布坎南）。
那么，我们的社会学怎么办呢？社会学家看到经济学家已经骑到他们的头上，其中的压力可想而知，他们决定反击。在20世纪70年代，哈里森·怀特打了一个前锋，在1979年美国社会学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他提交了一份关于“作为社会结构的市场”的研究成果。他说，社会学家也应该涉足经济问题。在1981年，创建一门全新的经济社会学的尝试出现了。我们杰出的格兰诺维特先生在1985年的一系列著作也是对经济学家涉足社会学的有力的反应。同样的进展也出现了在理性选择社会学方面。到现在，社会学与经济学已经重视双方的交流，毕竟我们的社会学也有一百多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