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货币的发行有以下几个途径：
国外资产业务：主要是在外汇市场买卖外汇黄金，变动国外资产。
对ZF债权：在公开市场上购买ZF债券、向财政透支或直接贷款，变动对ZF债权。
对金融机构债权：对商业银行办理再贴现或发放再贷款，变动对金融机构债权。

关于美元的流动，我的观点如下：
美元货币具有双重角色：一是主权货币，美国人自己的钱；二是世界货币，全球交换畅通无阻的钱。作为主权货币，美元流动的核心路径体现为：美元是在银行呆着，还是在社会上乱窜；作为世界货币，美元流动的核心路径体现为：美元是流向全球资源资产，还是撤出全球资源资产。在这个意义上，美元流动性可以这样形象表述：国内流动=“回银行”OR“出银行”；国际流动=“追逐全球资源资产”OR“撤出全球资源资产”。
而在经济学意义上，“回银行”OR“出银行”的控制机制是“利率”；追逐全球资源资产”OR“撤出全球资源资产”控制机制是“美元升贬”。也就是说，美元国内和国际流动的控制机制分别是：利率和美元升贬。在这里，利率，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综合因素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具有主观意志性；美元升贬，是基于美元自身的经济和政治逻辑而形成的一种趋势变动，具有客观逻辑性。
美元流动的三种情形及相应的条件

在理论上，“美元升贬”与“利率高低”具有四种内在组合，它们分别是：A，美元贬+低利率；B，美元贬+高利率；C，美元升+低利率；D，美元升+高利率。分析上述四种美元流动景观，可以看到三种情形：
1、贬值期间的美元流动及条件
A、“美元贬+低利率”=“贬，美元流向全球资源资产；低，美元出银行流向社会”→美元的国际国内双流动。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美元的美元的“全球流动”和“国内流动”，此流动性成立的前提是：美元处于贬值周期，同时美联储实现低利率。通俗说就是：美元要想在全球和国内正常流动，首先是美元必须处于“贬值时期”，其次是同时美联储要实行“低利率”政策。简言之，美元正常流动需要两个按钮的同时启动：美元处在贬值区间+美联储推行低利率政策。
2、美元的不可能出现的流动情形及原因
B、“美元贬+高利率”=“贬，流向全球资源资产；高，回银行”→美国国内资金匮乏，高失业，政治家下台；
C、“美元升+低利率”=“升，美元回美国；低，出银行流向社会”→美国国内资金泛滥，高通胀，政治家下台。
上述两种景观都不可能。因为：资金匮乏，会带来企业严重失血，社会必然高失业。在美国的政治游戏规则约束下，高失业就是选票的高流失，所以，政治家是不允许该情形存在。资金泛滥，会带来社会的高通胀，社会稳定出现危机，政治家将遭受弹劾。政治家不允许该情况发生。因此，只要“美元贬+高利率”和“美元升+低利率”这种条件一出现，美国的政治就会改造经济，美元流动路径在政治的改造下被迫消失。
3、升值期间的美元流动及条件
D、“美元升+高利率”=“升，在外美元回美国；高，回银行”→有序控制，美元回流美国。
这种情形的出现，从结果上看，也是美元的流动，包含两个层面的路径：国内，美元回银行；国外，美元回美国。上述两个路径，因为具有流动的有序化特征，因此，美元回流美国，不会形成通胀（高利率引导了国内美元流向银行），也不会造成企业缺血（国外美元源源不断回国，或进入银行，或进行新产业投资）。因为这种流动具有小范围的“向银行回”，大范围的“向美国回”特征，因此，笔者把该种流动性称之为“美元回流”。通俗讲，美元回流=美元回银行+美元回美国。美元回银行的按钮是：高利率；美元回美国的按钮是：美元升值。也就是说，“美元回流”现象的启动按钮是：美元升值+美联储高利率。
综合上述三个情况，笔者提出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美元全球流动性结构是这样的：“美元贬值-低利率-外流”和“美元升值-高利率-回流”。
第二，美元进入升值区间，在美国社会政治格局中只能存在“高利率+美元升值”这种事实（其他两种不允许），因此，随着“升值”的到来，“高利率”不可避免。而一旦“高利率”政策实施，则美元回流就蔚为大观了。进而，美元—全球资源资产，美元—非美货币，这两个跷跷板启动，全球出现：美元升值，美元回流；全球资源资产价格暴跌，非美货币贬值。届时，全球进入一个为期至少6年（2014-2020）的经济萧条期。
第三，在美元升值背景下，中国必须应对：房地产的繁荣将随着美元升值而走向萧条，美元一旦进“高利率”阶段，中国房地产将会致命性暴跌；黄金和股票市场走向萧条，中国大妈们及类似投资群体将遭受打击，中国要提早做好对这一相关社会群体的安抚和引导预案；人民币在美元升值背景下，无法避免贬值趋势，国家需要从战略高度对人民币贬值设置应对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