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五世纪。本世纪迎来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大黄金时代。在文化史上，大黄金时代具有空前重要的地位，其学术思想，是中国最光荣、最长期的百花怒放、百家争鸣的时代。首先，孔丘以六十三岁高龄，用他的观点对《易经》、《春秋》、《诗经》、《书经》、《礼经》（合称“五经”）五部古书加以编纂删订（“五经”从此支配华人学术思想达两千余年）。其次是儒、道、墨、法这四种重要思想的形成，使大黄金时代的辉煌达到顶峰。同期的中国思想界，可谓名流云集（诸子百家），如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韩非子、孙子等等，数不胜数。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科技发明，中国独居世界。《韩非子·外储篇》载，公输般用竹子、木材造一鸟鹊，放在空中飞三天掉不下来；南北朝时，有一和尚用木材造一飞鸟，在空着中飞翔几天，最后又回转原处降落。“不幸的是，这些比发明飞机还早的发明，都被‘奇技淫巧，典礼所禁’这个观念所扼杀”。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未能很好地沿续和影响世人，致使科技的走向，呈“断代式”发展。此间的西方，明显逊于中国。可记述的有：一、希腊南部诸城邦组成“伯罗奔尼撒同盟”，推斯巴达为盟主（前500年）；二、490～480年间，波斯和希腊爆发两次战争，均以波斯大败告终；三、469年，苏格拉底诞生；四、450年，罗马公布十二铜牌法；五、427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诞生。

公元前四世纪。这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各封国纷纷宣布独立，国君改称国王，地位与从前管辖他们的周王朝的国王平等。独立后的秦国，在法家巨子公孙鞅主持下变法成功，一改其落后、偏僻的小国形象，令各封国惊骇失措。法律意义上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一般而言是持久的，但以人治为框架的“法治”例外。本世纪的西方有三位影响深远的哲学家在我们面前闪回：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政敌诬陷，在狱中服毒自杀（前399年）；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诞生（前384年）、逝世（前322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逝世（前347年）。在此，需多着些笔墨的是苏格拉底。史载，当苏格拉底面对古雅典不公平的法律审判时，舆论以及司法都为他打开了一道越狱之门，然他却选择了法律所判定的死刑。为此，他的学生克里同大声疾呼：对抗不公平的审判是你一生追求的正义，你为何不选择越狱的正义？！苏格拉底说，此时越狱确是一种正义，但遵守即使是不公正的法律，同样是一种正义的要求，否则人人都会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在价值上，后一个正义也许要比前一个正义更为重要。这大概就是西方生机勃勃的法律文化的来处。

公元前三世纪。砍砍杀杀的二百六十年的战国时代，以秦国吞并各封国终结于本世纪，崭新的有别于周王朝国度的大一统局面出现，秦国由此建立起中国的第一个中央集权ZF。中国人万世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就是那个时候奠定的。嬴政为推行他的治国策（即独裁专制），不惜焚书坑儒，用极为残酷的手段对付全国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专制主义者固执地认为，只要在灵魂深处紧紧地控制住知识分子就万事大吉了，政权和社会就稳定了。历史却证明，正相反，如柏杨所言：“专制政体最大的缺点之一是，统治阶级多半一代不如一代。”所以，看似庞大辉煌的秦王朝，仅存十六年就灭亡了。同期的西方，除罗马共和国铸造出银币（银做为钱币进入流通领域自纪元前264年开始）外，一直在拼杀之中。这是西方史的特点：要么乏善可陈，要么影响甚巨。

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被称为汉人、汉民族，中国字被称为汉字，中国语被称为汉语，自本世纪（西汉王朝）始。除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儒家学派借助政治的力量，贬损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使儒学成为中国人惟一法定的正统思想。从此，中国人永久地被这个单一而保守的思想给僵住，影响至今。在一个国度，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那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所以，对中国人灵性的杀伤力，儒学思想甚于秦始皇的万世统一。但如果没有秦始皇这个万世统一的始作俑者，儒学思想又何以能大行其道呢？看来，集权才是万恶之源。与西汉王朝比，本世纪的西方仍“不成体统”：希腊各城邦除斯巴达外，虽共组亚该亚同盟，但在组织上，不具西汉王朝那样的高度统一格局。纪元前的中西方世界，看似混沌一片，或者说都没有离开过打打杀杀这些血腥场面，但大致的走向仍各不相同，比如在学术上，西方就从没出现过类似中国的绝对高度统一的所谓思想体系，至于组织体系，也必然地受到各自所“背依”的思想体系的影响。“希腊思想是贵族思想，然而不是王家思想”；中国思想不一定是贵族思想，但却是王家思想。故言，中西方世界的诸多不同，是从一开始（混沌世界）就注定了的。

公元前一世纪。中国与匈奴汗国的战争，从上个世纪一直延续到本世纪。此属对外战争。在国内，统治中国西汉王朝的皇族（刘邦后裔），在享受太久的富贵后，不可避免地步入腐败和堕落的轨道，政权遂转嫁到皇室女流之手，形成所谓的“外戚政治”。为什么男系家族接班掌权就天经地义，而女系家族获得某个政治位置就叫“外戚政治”呢？在中国的史书上，“外戚政治”一词屡见不鲜，说明在史学家思想深处，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宗法思想。皇权虽死，但历史表述者们的皇权思想却还活着，这恐怕才是最可怕的。这种历史表述往往给人以错误的连贯认识：只有男根才有资格延续一党一族的香火，换换面孔就是“外戚政治”（或曰多党政治）。这一逻辑，实际是在为新独裁专制者张目，必须批判和唾弃。此间的西方，看来要比中国热闹些：(一)罗马共和国执政官美立阿斯改革内政，取消穷人四分之三的欠债。(二)罗马共和国发生持续三年的“奴隶战争”，最后奴隶军溃败，奴隶斗士斯巴达克斯和他的部属六千余人，全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悬尸数十公里（前71年）。(三)罗马共和国“前三雄时代”开始，执政官庞培、克拉苏、恺撒，三人结盟，轮流主持国政（前62年）。(四)罗马“前三雄时代”结束。执政官庞培嫉妒恺撒的成功，与元老院联合，下令免除恺撒高卢（法国）总督的职务。恺撒遂回军，攻陷罗马城，庞培逃亡。元老院遂推选恺撒为执政官（前49年）。(五)罗马元老院给渥大维（恺撒养子）一个“奥古斯都”（伟大）的尊号，虽名义上不是皇帝，但与皇帝无异。罗马共和国成为罗马帝国（前30年）。(六)耶稣诞生（前4年）。